徐礼节
张籍是中唐著名诗人，也是安徽的历史名人，在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尤其是其乐府诗，与王建齐名，后世并称“张王乐府”。
张籍（766-830），字文昌，籍贯苏州，生于和州乌江县（治今马鞍山市和县乌江镇）。生平事迹比较简单，贫困多病但生活安定，官职不高但仕途平坦。入仕前的经历主要是求学和漫游。18岁北上河北“鹊山漳水”一带，与王建同窗长达十载；学成后赴京求荐应举，“失意未还家，马蹄尽四方”（王建《送张籍归江东》）；贞元十二年（796）秋回归和州（治今马鞍山市和县），不久孟郊及第东归相访；十三年冬，经孟郊介绍，北游汴州识韩愈；十四年秋，韩愈知汴州乡试，张籍获“首荐”；十五年春，进士及第。元和元年（805）调补太常寺太祝，此后一直任朝官，很少离开京城长安。元和十一年（816）转国子监助教，后历广文博士、秘书郎、国子博士、水部员外郎、主客郎中，大和四年（830）终国子司业，世称“张水部”“张司业”。
张籍的人生经历对其诗歌创作产生重要影响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十年求学藩镇割据之地河北，后又漫游岭南、蓟北、吴越等广大地区，开阔了创作视野，使他切身感受到下层百姓的疾苦、军阀割据的黑暗以及战争造成的灾难，并广泛领略各地的民俗风情，这直接决定他用诗歌特别是乐府诗去反映广大民众的生活、情感、愿望以及风土人情，从而奠定他在文学史上的显著地位。二是结交王建、于鹄、孟郊、韩愈、白居易、元稹、贾岛、姚合等当时诗坛巨擘，频繁的诗艺交流与切磋不仅影响其独特诗风的形成，而且促进其诗歌广泛传播、提高知名度，从而影响到晚唐诗歌尤其是五律的创作走向。
同唐代多数诗人一样，张籍思想杂有释、道成分，但始终以儒家为主，如他在《与韩愈书》中就要求韩愈“兴存圣人之道，使时之人、后之人知其去绝异学”，“使圣人之道复见于唐”。其诗学思想也具有鲜明的儒学特征，突出的表现是倡导“大雅”“正声”。如其《废瑟词》：“千年曲谱不分明，乐府无人传正声。……几时天下复古乐，此瑟重奏《云门》曲。”在他看来，乐府“正声”是《云门》之类的先秦古乐。王建《送张籍归江东》：“君诗发大雅，正气回我肠。”白居易《读张籍古乐府》：“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可见张籍所崇尚的是“大雅”“六义”“风雅比兴”，也就是儒家奉为经典的《诗经》。当然，张籍并非倡导机械复古，而是强调寓“变”于“复”，即继承《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以反映现实、干预现实，充分发挥诗歌的“讽喻”“美刺”功能，诚如白居易《读张籍古乐府》所言：“读君《学仙》诗，可讽放佚君。读君《董公诗》，可诲贪暴臣。读君《商女》诗，可感悍妇仁。读君《勤齐》诗，可劝薄夫敦。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变”也包括艺术创新，张籍《送辛少府任乐安》即称扬辛少府：“才多不肯浪容身，老大诗章转更新。”其创作实践是最好的注脚，如宋梅尧臣《依韵和永叔澄心堂纸答刘原甫》评张籍诗：“张籍卢仝斗新怪，最称东野为奇瑰。”
[1]
清沈德潜《重订唐诗别裁集序》亦云：“张、王乐府，委折深婉，曲道人情，李青莲后之变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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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寓“变”于“复”的诗学思想，决定张籍以复兴乐府“正声”为己任而大量创作乐府诗，而且乐府诗既呈现“古质”的艺术风貌，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从而与李、杜、元白等唐代其他名家乐府具有“文人诗”的特点明显不同，同时也影响其近体诗尤其是五律，在继承中求新变，形成浅近、平淡而新奇的审美特征。
张籍的诗歌创作，众体兼善，包括古体、近体，乃至联句、一字至七字诗等，其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是乐府诗和五律。
张籍乐府多数创作于入仕之前，元和中期已经著名，白居易元和九年（814）冬所作《读张籍古乐府》即云：“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唐赵璘《因话录·商部下》（卷三）：“元和以来……张司业籍善歌行，李贺能为新乐府，当时言歌篇者，宗此二人。”
[3]
五代张洎《张司业集序》：“元和中，公及元丞相、白乐天、孟东野歌调（徐按：一作词），天下宗匠，谓之‘元和体’。”
[4]
所谓“歌行”“歌调”均指乐府诗。张籍乐府的艺术特征和成就，主要表现为呈现《诗经·国风》、汉乐府民歌“古质”的“风歌”特征。对此，很多古人已经指出，如：
（宋）曾季貍：“唐人乐府，惟张籍、王建古质。”“唐人诗有古乐府气象者，惟此二人（徐按：另指孟郊）。”
[5]
（元）陈绎曾：“张籍祖《国风》，宗汉乐府，思难辞易。”
[6]
（明）高棅：“大历以还，古声愈下，独张籍、王建二家体制相似，稍复古意。或旧曲新声，或新题古义，词旨通畅，悲欢穷泰，慨然有古歌谣之遗风……亦唐世流风之变而得其正也欤？”
[7]
（清）王夫之：“文昌乐府亦托胎歌谣。”
[8]
（清）管世铭：“乐府……张文昌、王仲初创为新制，文今意古，言浅讽深，颇合《三百篇》兴、观、群、怨之旨。……至张、王尚有古音，元、白始全今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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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张实居：“（乐府）至唐人多与诗无别。惟张籍、王建犹能近古，而气象虽别，亦可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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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说，就是具有平民性、讽谕性、风教性和民歌性。所谓平民性，指主要反映下层百姓的社会生活、内心世界和风土人情。张籍乐府绝大多数以平民为描写对象，如征夫、役夫、农夫、樵夫、渔夫、商贾、游子、思妇、牧童等，且所写多是习见的事件、情感和愿望，如戍边、耕种、采莲、商旅、采樵、牧牛、缝衣等日常事务，乡情、友情、亲情、爱情、惜花、宫怨、旅愁等内心情思，除国难、收失地、祈福祉、盼团圆、望甘霖等美好愿望，丧葬、祭神、社日、早市、乌啼兆赦、鼍鸣预雨等民俗风情，等等；即使是抨击时弊，也往往借助于描写平民日常生活，如《牧童词》；甚至还有纯粹描绘乡村、城市风光的，如《泗水行》《成都曲》等。
讽谕性，即发扬《诗经》以来尤其是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传统，广泛而深刻地揭示社会弊端，以规谏统治者改善政治。张籍所处时代，尤其是贞元时期，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异族入侵，藩镇叛乱，佛道昌炽，统治者腐朽，贪官污吏巧取豪夺，繁重的兵役、劳役、课税压迫，封建婚姻制度、宫廷制度对妇女的摧残等，给广大百姓带来深重灾难，这些张籍乐府都有深刻而生动的反映，如《征妇怨》《野老歌》《促促词》《猛虎行》《求仙行》等都是代表作。这也是张籍乐府主要成就之所在。
风教性，即扬善抑恶，充分发挥诗歌的教化作用。张籍乐府在揭露社会问题、抨击腐败现象的同时，还注重弘扬社会正气，褒扬符合儒家伦理纲常、利于封建统治的善行义举，以“美教化，厚人伦”。如《董公诗》歌颂董晋不顾个人安危而单车入汴平定叛乱的勇义行为，《征西将》歌颂将士杀敌报国、收复失地的牺牲精神，《节妇吟》歌颂妇女的贞洁品行，《江陵孝女》歌颂孝女的孝行孝道，等等，都是这类作品，明刘成德《唐司业张籍诗集序》即云：“其乐府诗，景真情真，有风人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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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歌性，即继承并弘扬古乐府民歌的艺术表现技法和语言风格，且合乐可歌。在艺术表现方面，张籍常以主人公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李、杜等则常以诗人自我身份和口吻）来叙事抒情，且多运用典型化、寓主观于客观、比兴、寓言、卒章显志等手法，元范梈《木天禁语》：“乐府篇法，张籍为第一，王建近体次之……张、王最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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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古”，即谓与古乐府民歌相似。在语言方面，张籍乐府也是如此，如喜用“三三”“三五”“三七”言句式和通俗浅近的口语、俚语、俗语以及叠音词等，故明李东阳《麓堂诗话》云：“唐诗，张文昌善用俚语。”
[13]
清毛先舒《诗辩坻》亦云：“张、王乐府，最为俚近。”
[14]
张籍乐府还多合乐可歌，其自谓“名因天下闻，传者入歌声”（《祭退之》）、“谁能听我《辛苦行》，为向君前歌一声”（《羁旅行》），白居易、姚合分别称赞“愿播内乐府，时得闻至尊”（《读张籍古乐府》）、“麟台添集卷，乐府换歌词”（《赠张籍太祝》）等，皆可证明。
张籍乐府的艺术特征和成就，还表现在新“变”上，如大量创作新题乐府、采用唐时流行的律体、注重构思新奇、向平民内心世界和风土人情开拓等。
正因寓“变”于“复”，形成独特风格，张籍乐府赢得后世的高度评价，如宋周紫芝《竹坡诗话》竟认为“唐人作乐府者甚多，当以张文昌为第一”
[15]
，清潘德舆《养一斋诗话》也认为“文昌乐府，古质深挚，其才下于李、杜一等，此外更无人到”
[16]
。
张籍五律属于王、孟“清空闲远”一格，基本上“步趋大历”
[17]
，主要表现为：题材内敛，多写自我日常生活，“景不越于目前，情不逾于人我，无复高足阔步、包括宇宙、综揽人物之意”
[18]
；内容感伤，多弥漫着离别、失意、孤独、闲寂、贫病的愁绪；意境凄黯，多写“秋”“晚”，喜用云、雨、烟、雾、霜等意象以及“暗”“阴”“黑”等形容词；诗风平淡，寓深厚意蕴于平浅的语言中，诚所谓“平澹可爱”
[19]
、“以浅淡而妙”
[20]
。不过，其成就主要体现在对“大历”的发展与突破上，即五代张洎《项斯诗集序》所概括的“工于匠物，字清意远”
[21]
，具体地说，就是立足于描绘身边所见事物，追求构思新颖奇特、意境清新优美、语言浅易平实，以抒写自我日常生活中的幽微情思，看似浅淡，实则意味无穷。其突出特点，即明杨慎所批评的：“颈联，极其用工。又忌用事，谓之‘点鬼簿’，惟搜眼前景而深刻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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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这种“惟搜眼前景而深刻思之”的创作方式与审美要求，适合中晚唐诗人尤其是“穷士诗人”的创作需要，张籍五律在中晚唐诗坛影响深远，不仅直接沾溉朱庆馀等一批追随者，且影响姚合、贾岛及其诗派的诗人，诚如谢无量所云：“（张籍）晚乃传律格诗，及门者甚众，晚唐诸家多效其体。……盖律体由大历以来，至于张、姚，而全开晚唐之风格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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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张籍是晚唐诗风尤其是“晚唐体”的重要开启者。
关于张籍及其诗歌的研究，可上溯到其友人如王建、韩愈、白居易等的交往诗，然而因相关文史资料的缺乏以及研究条件的限制，民国之前，张籍研究主要集中于诗文整理、生平事迹梳理、里贯考辨、诗歌艺术特征和成就以及渊源流变的探讨等，总体上说不够全面系统，也不够深入。其中诗文整理研究成果最为突出，今所知抄刻本就有近20种；其他研究成果主要是史乘的传记，有关诗文、诗选、诗话、笔记中的评论评点，以及张籍诗集的序跋等，基本上是述而不论。值得注意的是，古人留下不少学术话题。如关于张籍里贯，有《旧唐书·韩愈传》“东郡”、《新唐书·张籍传》等“和州乌江”、宋汤中《张司业集》跋等“吴郡”三说，孰是孰非？再如关于张籍诗的通俗性，尤其是写“心中事”，用俚语、俗语等，宋周紫芝《竹坡诗话》、明李东阳《麓堂诗话》等持肯定态度，而宋张戒《岁寒堂诗话》、明陆时雍《诗镜总论》等则给予贬抑，到底该怎样看待？再如关于张籍乐府，唐李肇《唐国史补》等誉之“元和体”，宋严羽《沧浪诗话》等称之“张籍王建体”；其近体，五代张洎《张司业集序》等认为是唐诗发展之“一变”，宋刘克庄《韩隐君诗序》等谓之“晚唐体”，这反映出张籍诗歌有着怎样的艺术成就与社会影响？又如元方回、明杨慎、清李怀民皆分晚唐诗为张籍、贾岛两派，为何如此划分？等等，都是值得后人深入讨论的。
民国以后至1979年改革开放，张籍研究多数是围绕文学史或教材的编写开展的，总体上说仍然不够系统、深入。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期诞生了几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意义的著作，如陈延杰《张籍诗注》（1938年版），堪称当代张籍诗文笺注的发轫之作；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的《张籍诗集》（1959年版），则开启当代张籍文献整理研究的先河；卞孝萱《张籍简谱》（1959年）、罗联添（台湾）《张籍年谱》（1962年）以及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二○）中关于张籍生平事迹的考证，皆以详实的文史资料和严谨周密的考证，奠定当代张籍生平研究的基石——改革开放以后的相关研究基本是在这些成果基础上的进一步开拓和发明。还需要指出的是，陈延杰《张籍诗注·序》指出：“籍诗直而不野，婉而多讽，盖介乎二者（徐按：指韩孟、元白）之间，殆如史所称以交游而及于诗如此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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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张籍诗风及其与韩孟、元白两派关系的认识，无疑具有启发意义。徐澄宇《张王乐府·导言》（1957年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创作论和文学批评阶级论，对张籍乐府的成就及其创作的时代因素、主体因素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今天看来仍不乏灼见。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张籍研究受到学界高度重视，呈现全方位深入推进、成果层出不穷的局面，特别是以下几方面，成果最为突出。
诗文整理研究。这是最基础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辑佚。陈尚君《全唐诗续拾》（卷二五）从宋潘自牧编《记纂渊海》中辑得《咏陀罗山》1首（徐按：重出金元好问《遗山先生文集》卷一○，当为张籍作），王其袆、周晓薇从新出土的唐代碑志拓片中发现《唐阳城县主李应玄墓志铭》1篇，都是弥补现存张籍诗文集缺失的重要收获。二是重出诗甄别。现存各版本张籍诗作，皆有不少重出其他唐人甚至宋、明人诗集，佟培基先生最早开展《全唐诗》重出诗研究并取得突破性成果，其《全唐诗重出误收考》（1996年版）对《全唐诗》所收张籍诗的重出问题进行全面梳理和考辨，多数结论是可信的；其后徐礼节等再深入推进，使得现存版本中张籍重出诗的归属问题多数有了定论（见《张籍集系年校注》，2011年版）。三是诗集版本研究与诗文校勘、注释、系年等整理研究。焦体检的相关论文以及李建昆（台湾）《张籍诗集校注》、徐礼节和余恕诚《张籍集系年校注》等，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其中《张籍集系年校注》填补了张籍作品系年的空白。
生平事迹研究。文学研究必须“知人论世”，然而因资料匮乏，张籍生平事迹很多是未知的，尤其是入仕之前的经历，几乎是空白，而且不少已知的也难以确考而模糊不清。为寻求突破，研究者广泛搜集相关材料（如地方志、新出土文献等）并充分借鉴相关研究成果，运用系统分析、文史互证等方法进行深入考证，取得大量成果，如潘竟翰《张籍系年考证》、张国光《唐乐府诗人张籍生平考证》、郭文镐《张籍生平二三事考辨》、吴汝煜《中唐诗人琐考》等都是力作。首先，关于张籍后期历官、出使、诗歌创作以及与韩愈、白居易等名家的交游等的考证，多数有了比较充分的证据，基本可以定论。其次，不少有争议的问题也逐渐明朗，有的已形成初步共识。如关于张籍里贯，向有三说，经过讨论，基本取得一致意见，即张籍籍贯吴郡（苏州），生于和州乌江，少年时代曾居苏州，故亦认苏州为故乡。再如关于张籍生年，有“代宗初年（约765）”“大历元年（766）”“768（大历三年）”“大历五年（770）”“大历七年（772）”“大历初”等多说，经过讨论，基本认同“大历元年”说。又如张籍求学“鹊山漳水”的地域、南游岭南与吴越以及患眼疾的时间等，都是如此。再次，填补大量空白。如《唐阳城县主李应玄墓志铭》的发现，弥补了张籍与翼王（顺宗第二十一子李绰）府长史丘运的交游缺失，且破解张籍《哭丘长史》二首之“丘长史”所指之谜（此前学界或以为指丘儒）。再如《明一统志·安庆府·名宦》所载“张籍（舒州从事，有文名，麴令为祠堂记）”
[25]
的发现，也为填补张籍入仕前幕府经历空白提供了可参的材料和线索。
诗歌创作研究。关于乐府诗的创作，学界探讨的重点是张籍乐府与元白新乐府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张王乐府是元白新乐府的先导，张王影响了元白，如谢思炜《从张王乐府诗体看元白的“新乐府”概念》等。二是张王古乐府影响并开启元白新乐府，而元白新乐府反过来又影响张王新乐府的创作，如张煜《张王乐府与元白新乐府创作关系再考察》等。三是张王与元白新乐府创作各自独立，彼此之间并无太多联系，如徐礼节、余恕诚《张王与元白新乐府创作关系考论》等。此外，学界还就张籍乐府的创作时间、创作方式等进行探讨，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张籍乐府大多数创作于入仕之前，即求学与漫游时期，且有相当数量的作品是与王建的唱和之作，包括同题与异题唱和、古题与新题唱和。
关于张籍乐府的艺术特征与成就，学界基本继承古人所谓“古质”“有古歌谣之遗风”“文今意古，言浅讽深”等认识，并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和论证。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更注重张籍乐府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中唐社会现实的现实主义精神以及向百姓内心世界、风俗人情开拓等诗学贡献，如刘航《对风俗内涵的着意开掘——中唐乐府的新思路》等；更注重分析张王乐府与元白乐府、张籍乐府与王建乐府的异同以揭示其个性特征，如周明《“道得人心中事”的艺术——张籍、王建乐府比较》等；同时注意结合分析“张籍王建体”“同变时流”等美誉的内涵、意义以探讨张籍乐府的艺术成就与诗史地位，如于展东《“张籍王建体”研究》（博士学位论文）等。
关于张籍乐府的艺术渊源与影响因素，研究者在充分肯定他继承《诗经》、汉乐府以来尤其是杜甫“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同时，还将他置于中唐时期复杂的政治背景和社会思潮中进行考察，力求揭示其更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如孟二冬《论张籍的归属及相关问题》指出，张籍乐府与“自杜甫、元结以来，以乐府诗的形式反映社会现实，在中唐时期已经形成较为普遍的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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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大关系，而许总《论张王乐府与唐中期诗学思潮转向》则认为，张王乐府是唐代中期诗学思潮由理想转向写实的影响必然。
关于张籍近体诗的艺术特征与成就，研究成果相对薄弱，主要是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且基本上未超出前人既有的认识。值得肯定的有两方面。一是重视借鉴古人的研究成果。如宗瑞冰《评点视野下的张籍五律诗歌艺术——以李怀民评点为例》，通过系统梳理清李怀民对张籍五律的评点评论，以分析探讨张籍五律的艺术特征与成就。二是注意开拓研究视野。如于展东《从张籍王建赠酬送答七律创作看中唐七律的通俗化倾向》，将张籍七律置于中唐七律发展史上进行考察，更能揭示其通俗化的艺术特征及其形成原因。
关于张籍诗歌的总体风格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者同样注重与诗风相近诗人的比较分析以及社会背景分析。如张震英《论姚贾与张王》，借助比较分析姚贾与张王诗风的异同，以揭示彼此的艺术特征与相互间的影响关系；徐礼节《中唐的民族关系与“张王”诗歌》，将张王诗歌置于中唐民族关系的背景下，揭示民族关系对其创作的深刻影响；宗瑞冰《张籍诗歌的“江南文学”特征》，着眼张籍成长于江南，探讨江南文化赋予其诗歌的地域文化特征；等等，都是有意义的探索。
代表作品研究。注重以艺术鉴赏为核心、以促进古典诗歌普及教育为目标的作品分析与研究，是改革开放以后张籍研究的可喜现象。就笔者所见，公开发表专文进行讨论的作品就有《节妇吟》《秋思》《野老歌》《夜到渔家》《酬朱庆馀》《祭退之》《牧童词》《赠海东僧》《征妇怨》《凉州词三首》等十余首，其中《节妇吟》讨论最为热烈，讨论焦点是其本事与艺术魅力。需要指出的是，王孝华《张籍〈赠海东僧〉考释——渤海史料钩沉之一》，不仅对该诗的艺术性进行分析，还立足于文史考证，揭示其史学价值与文化意义。
诗歌接受研究。20世纪末，学界开始关注张籍的诗歌接受史研究，王锡九《“张王乐府”与宋诗》是较早的代表性成果，该文从诗学批评、创作影响等角度，初步阐述了张王乐府在宋代的接受情况。随后不断有研究者分别就张籍近体诗对中晚唐诗坛（“晚唐体”）尤其是贾岛、姚合、司空图等的影响，张籍乐府诗对宋代张耒、清代梁佩兰等的影响，明代唐诗选本对张籍经典作品的遴选，以及元方回、明杨慎、清李怀民等诗论家对张籍的诗学阐释等，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入研讨，取得一批较为扎实的成果。
总之，现当代张籍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是比较丰硕的。不过也应该看到，无论是成果的质量还是数量，相对于张籍的诗史地位来说还是不相称的，相较于唐代其他名家的研究而言也显得明显不足，这固然有相关资料缺乏的因素，但主要原因还是学术资源投入有限。其实，张籍研究无论是领域的拓展、视角的转换、方法的创新，还是新材料的发现（如出土墓志）等，都尚有可以期待的空间。譬如张籍乐府诗，其复杂的存在属性，要求研究者必须突破单纯的诗学而结合音乐学、民俗学、经学、文化学、社会学等进行综合阐释，才能还原其本真，揭示其蕴藏的文化内涵、人文精神与诗学意义，而这方面目前做得远远不够。再如接受史研究，张籍作为经典作家，其所以为历代接受的独特魅力何在？各代对张籍的诗学阐释有何不同？何以不同？张籍对于历代诗人的创作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为何产生这样的影响？张籍的接受史反映着怎样的诗学规律？张籍的当代价值是什么？如何实现张籍的当代价值？这些问题都有待于研究者去探索。
本书作为《安徽诗人研究文存》之一种，遵循丛刊选文的总体原则和要求，即所选文章为现当代在境内公开发表或出版的张籍研究重要成果（含节选），并充分体现学术的创新性、示范性和时段性。就张籍研究的选文而言，尚有几点需要说明。
首先，张籍是中唐著名诗人，涉及张籍的唐诗研究论文无疑数量巨大，本书仅选录张籍研究的专题论文或以张籍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重要论文，其他一概忽略。
其次，为比较全面地展示张籍研究的重要突破和成就，在保证基本学术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扩大在观点、材料、视角、方法等方面有新突破的选文以及研究者、研究领域的覆盖面，严格控制同一研究者的选文数量以及在观点、材料等方面具有一定相似性论文的重复选录。
再次，因受总体字数的限制，不少篇幅较长的高质量研究成果未能入选，如张国光《唐乐府诗人张籍生平考证》、孟二冬《论张籍的归属及相关问题》以及部分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等。
此外，为体现“学术史”的脉络，选文先分研究领域，再按发表或出版时间先后的顺序排列。
由于视野和能力有限，本书一定存在挂一漏万等不足，甚至有不妥之处，敬请学界同仁以及读者批评指正！
2022年8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