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李德 整理：舒 云（文史学者）原载《同舟共进》2012年第4期
独特的读书方法
1960年1月，林彪在广州珠江宾馆主持召开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作为新任国防部部长，林彪要在会上就形势与任务发表讲话。新任伊始，有许多问题需要明确回答，特别是战争与和平问题此时在国际上被搅得十分混乱。虽然林彪并不是发表公开讲话，但面对几百万解放军官兵，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亮出自己的观点，林彪决定从列宁的著作中看一看他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基本观点。因为列宁的话更具权威性。他向秘书交代：“从广州军区政治部借一套《列宁全集》来，现在就要！”秘书把书找来后，他数了数共有38卷。林问：“就这些吗？”秘书答现在已出版这么多。于是林彪和秘书分了工，第1卷至19卷由秘书看，第20卷至38卷由他自己读。他指示秘书把凡是讲到战争问题的语句章节都摘抄下来做成卡片。他自己读的部分由他用红笔画出，找别人帮助摘抄，并且要求两天之内完成。秘书担心，后19卷分量大，是不是秘书多承担一些，林彪回答说：“从1914年到1918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这一段时间，有关战争与和平问题列宁的论述最多，还是我自己来看。”两天过去了，林彪的办公桌上放着两百多张卡片。会议结束了，大政方针基本上定下来了，于是如何带兵、爱兵、用兵的问题又提上议事日程，会上确定的大政方针也要一项一项落实。林彪对秘书说：“你再给我找一些书，主要是古代的兵书。这些书里有许多带兵之道、养兵之道、用兵之道，很有用处。能借就借，不能借就买。”这时已进入2月，临近春节，林彪正是想利用假期，较少日常公务的干扰，多读些书。秘书从广东省图书馆古籍书刊部查出一部《武经七书直解》，是清代末年的木刻本，一共十册，看起来还未曾借出过。秘书立刻请广州军区政治部协同办了借书手续，把书借到手。《武经七书直解》是从先秦到唐朝初年先后刊行的七部兵书的合编，包括《孙子兵法》等。林彪看到这部书十分高兴，像得到什么宝物似的，马上喊叫“叶群，叶群！”没等叶群问话就说：“叶群，我告诉你，今天借到一部好书，我们两个人一起来看。”就这样整个2月份，林彪从早到晚除了吃饭、睡觉，一直埋头读这部书。叶群也跟着读。办公室也忙起来，两个秘书，一个尉官，还有两个只有初中文化的内勤，一齐动手，都来参加抄兵书语录。按照林彪红笔勾画的记号，一句或一段话抄一张。然后分别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七个专题分类汇集。这部书是借图书馆的，只能用一个月。40天过去了，图书馆向广州军区政治部经办人催要。秘书向叶群请示怎么办好。叶群知道林彪的习惯，又何况林彪十分珍爱这部古籍，就让秘书以国防部办公厅秘书的名义同图书馆商量，再延期几个月归还，但一定不要透露是林彪正在用这部书，等回到北京想办法买一部，秘书也只好这样办了。3月，林彪看到叶群通读《武经七书直解》后，打下了一定的读古籍文献的基础，就让她趁热打铁，读《纲鉴易知录》。他自己读《资治通鉴》。林彪读书很快，他有自己独特的方法。秘书们有时也一起议论，首长看书速度怎么这么快。后来有一次林彪和秘书闲谈时谈到，如何读大部头书。他说：每读一本书都要有明确的目的，有重点，有针对性，有些章节要精读，有些可以粗读，有些索性不读。读书切忌平均使用力量。有时一目一页，有时一目十行，有时则十目一行，这样就可以大省精力。为了让秘书提高读书的效率，事半功倍，林彪曾多次重复讲这些话。4月，林彪回到北京，他让秘书到书店买一些古代名家论述政治方面的书。秘书听后有些发愣，不知该买些什么书。林彪立刻补充说：比如贾谊的《过秦论》、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等都属于这一类。秘书恍然大悟，于是到书店给他买回了一部线装的《昭明文选》。林彪连连说：对，对，我想找的就是这一类的书。一连十多天，他就读这部《昭明文选》。在读书上，林彪还有个习惯，他的书桌平时只摆一部书，其他书刊统统不能放。这部书读完，再换另外一部。他曾引用一句古人说过的话：“心中书不可少，案头书不可多。”
独特的夜间思考方式
林彪意识到虽然断断续续话讲得不少，之所以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可能是讲话缺乏深度，遂决定从调查研究做起。林彪让秘书帮忙办两件事，一件是让秘书到附近的连队、机关搜集现在连队士兵使用的政治教材，从总政治部、大军区政治部直到军政治部编写的统统要；同时找一些不同类型的连队指导员，了解连队政治课是怎么讲的，连队对上级政治机关有什么要求，教材搜集得越多越好。林彪对秘书说：“我想知道现在连队政治教育是怎么抓的，必要的话你可以找几个战士座谈。”林彪让秘书做的另一件事，是要秘书看一些书，搜集理论资料，主要是马、恩、列、毛关于物质第一性、物质的作用，精神第二性、精神的作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精神、思想起不起重大的决定作用。林彪嘱咐秘书把这些相关内容摘抄成卡片，并说：“这些天我想了很久，马克思主义哲学讲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这是就世界的本原讲的。但是，是不是第一性就是第一等的重要，第二性就是第二等的重要？它们之间能不能相互转化？有关这方面的论断不怕多，摘录的越多越好。不同年代讲的同样内容的话，即使一字不差也摘下来，注明不同的出处。”秘书从附近的连队、驻京院校图书馆、总政治部宣传部士兵教育处等部门一共找到30余种连队政治教材。整整一个月，林彪一直翻阅这些材料和讲话，还有一张张卡片。他对搜集到的士兵政治教材看得很细。林彪研究马、恩、列、斯、毛的语录卡片时，不时有旁批。在这些日子里，内勤公务员每天早晨做清洁时，总要从林彪床边的地板上收拾起一些写有几个字的办公用纸。这是林彪的重要工作习惯之一，在他的办公桌、客厅、床头柜都要放一些十六开的白报纸和削好的一支支铅笔。每逢他思考问题有所得的时候，就立即随手记下，有时是整句的话，有时只是反映思想火花的一两个字。夜间也是如此。当他躺在床上突然想到什么问题或有所悟的时候，不必开灯，顺手在床头柜摸到铅笔写在纸上，为了避免重叠而字迹不清，他写一张就往地上扔一张，既不会遗忘，又不致影响入睡。他把这一点一滴的思路看成思想智慧的“珍珠”。第二天把这些零散的“珍珠”收拢起来，经过逻辑排列，编织成连贯的讲话提纲。他的大部分讲话，特别是党内、军内重要会议的讲话，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深思熟虑而成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林彪独特的思考和写作风格。在没有电脑的年代，这种方法也算难能可贵了。7月，林彪全家到庐山度假时，带了两本书，一本是《曹注孙子》，也就是曹操对孙子兵法的评注。这本书他不知已读过多少遍，封面都破了，还在书上做了不少眉批和腰批；另一部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林彪读过许多西方名著，他的小图书室内陈列的书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他常常挂在口头上的，也是他比较喜欢的西方名著有“四论”，即赫胥黎的《天演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马克思的《资本论》。有一次林彪自言自语：“四论四论，都是学问。”
需要是创造之母。通过几个月的读书、思考、查资料，林彪终于完成了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的准备工作。1960年9月中旬的一天早晨，林彪匆匆吃过早饭，招呼副官：“走！开会去。”这时候只见他手里拿着一张白纸，上面用铅笔写着四行大字：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
两百多名高级军官聚精会神地听林彪讲话。林彪胸有成竹，滔滔不绝，一气呵成。酝酿了几个月，讲了一小时。最后林彪如释重负，“四个第一”产生了。会议结束后，林彪的讲话和《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草案）》送毛泽东审批，同时报送中共中央各常委。总政治部在上报决议草案时，把林彪所讲的“四个第一”的部分，稍加文字修改后纳入决议的序言中。林彪的原话是：在政治工作领域中，要正确处理四个关系。一是武器和人的关系。打仗时武器也要，人也要。但是武器要人去使用，人不勇敢，武器就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所以战争的胜利还是靠人；二是各种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关系。军队工作有司令部工作、后勤工作，有军事训练、文化教育，等等。政治工作做好了，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起来了，各种工作就都能做好。从这一环着手，一通百通；三是政治工作中各种工作和思想工作的关系；四是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的关系。书本要读，但是重要的是掌握活的思想，书本教育要同实际相结合……林彪讲话的记录稿报送毛泽东审阅。毛阅后立即批示：“‘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林彪看过毛泽东的批件之后，默默一笑，随口说：“‘四个第一’也是逼出来的，这本来是总政治部的事，我越俎代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