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月几时有》的宣传定位是“香港回归二十周年献礼片”，这是同档期唯一一部以献礼回归为标识的影片。七十岁的许鞍华拍摄了她人生中的第一部“主旋律”电影。
虽然许鞍华导演生涯中确曾涉猎武侠、悬疑等电影类型，但其最为醒目的标签仍是“文艺”。尤其近十年来，在内地电影工业及商业电影崛起的背景下，《天水围的日与夜》、《桃姐》、《黄金时代》等片给她带来了巨大的荣誉和影响力，也使其文艺片导演的身份更加固化。即使香港导演北上之势已不可逆转，即使徐克、林超贤、刘伟强等已先后拍摄“主旋律”题材，许鞍华的这一选择仍让人稍感意外。
仅从内容梗概看，《明月几时有》无疑是典型的“主旋律”。影片根据香港抗战史实改编，中共东江纵队游击队在刘黑仔（彭于晏饰）带领下，成功将柳亚子、茅盾、邹韬奋等滞留香港的数百文化名流营救转移，小学教师方兰（周迅饰）在刘的感召下，投身抗战，成为港九独立大队中队长，其母在传递情报过程中被捕遇难，而潜伏在日本宪兵队开展情报工作的方兰恋人李锦荣（霍建华饰），最终也因身份暴露而牺牲。夜幕下的海边，方兰将刘黑仔送走，相约胜利后再见。
然而从最终的影片呈现来看，当许鞍华遇上“主旋律”，许鞍华仍是许鞍华，“主旋律”却已改变了传统的形态。许鞍华最擅长的是在非戏剧性散文化结构中，聚焦小人物，摹写世态人情，尤其是刻画细腻的女性心理（《女人四十》、《男人四十》、《天水围的日与夜》、《桃姐》、《得闲炒饭》），即使是风云激荡的大时代，她也很少直接流露臧否，只透过被裹挟其中的小人物见微知著（《胡越的故事》、《投奔愤海》、《半生缘》、《千言万语》、《黄金时代》）。她对于人物的兴趣和着墨，显然远远超过时代本身，或因时代过于宏大虚无，而个人却是切实和共通的。
因此，置于抗战宏大背景中的《明月几时有》，便带上了鲜明的许鞍华式“作者风格”：虽然影片开场便讲述营救文化人，但其实全片并无贯穿性的核心事件；虽然刘黑仔的部分颇具传奇色彩，但影片整体上并无激烈的动作性；虽然据史料记载，成长后的方兰以及刘黑仔等都有可被充分发掘并戏剧化的传奇故事，但影片却并不遵循常规类型片的剧作套路，甚至都未展现他们此后策划组织的哪怕一项完整军事行动，更多的倒是近乎碎片化地去呈现其与亲人、恋人、战友之间的情感联系，面临生死诀别时的矛盾痛苦，以及在牺牲中体现的坚定和韧性。一些戏剧性的场景被有意留白，比如方母的被捕，以及李锦荣的牺牲，而生活化的场景及细节却被保留，比如吃饭、拉家常、穿旗袍、参加婚礼等。简言之，与其说本片意在重述一段历史，不如说是刻画那个非常年代中的个人，他们的生活状态及其选择。
周迅饰演的方兰或是片中最有光彩的角色。作为当年的“文艺青年”，方兰在茅盾面前诵读《黄昏》的段落，揭示了一个热爱文艺的浪漫女孩，为何会走上抗战的道路。当她在风雨如晦的夜晚，再次读起“远处有悲壮的笳声，夜的黑幕沉重地将落未落”，她是一个女英雄，也是一个热爱文艺的弱女子。这是影片最为动人的段落之一，也是影片文艺气息最为浓郁的时刻。时间在周迅的脸上雕刻了痕迹，而她依然保持了表演的高水准。内敛、深情、坚定、韧性，这是她最擅长的角色类型，方兰仍然在此范畴。从此纵向角度看，她在本片中的表演相比《风声》或《风语者》，似乎并无根本性的突破，这或许是她错失金爵奖的原因。
霍建华在片中的表演再次显现了他天赋的局限，也许他已经尽力，但的确没能展现出人物内心世界的丰富与细腻，缺乏打动人心的力量，甚至连口中念出用于点题的古诗，都缺少应有的韵味。在被威胁要七秒成诗，或是身份暴露即将走到生命终点，在这些演技的挑战时刻，其表演都缺乏情境需要的细腻、深度和变化。
彭于晏饰演的刘黑仔，意外地为影院里带来了不少笑声，也为这个略显沉重的作品增加了趣味和不同调性，但恰恰这一部分与影片的整体风格是冲突的。杀特务和汉奸，大闹茶馆还算合理，但只身干掉一支巡逻队，与大队日军近在咫尺却能带着方兰安然逃脱，这种传奇性的表现与影片整体的抒情写实风格相去甚远，在某种程度上与备受批评的“抗日神剧”更为接近，对于作品的整体性是一种损害。
许鞍华相信自己具备调度历史大场面的能力，然而至少在本片中并非如此。她擅长的仍是日常化场景气氛的营造，对于历史气氛尤其是战争场面的表现则暴露了其局限性。开场向绿林好汉“借路”那一段显得粗糙甚至幼稚，而片中日本兵的衣着、行为和精神气质则多少带着电视剧里的山寨气息，与《南京！南京！》等片对冷峻时代气氛的再现有较大的差距。这些瑕疵，恐怕都使影片难以承载“迄今为止年度最佳国产片”的称号。
抗战结束后两年出生的许鞍华，拍摄这段港岛的抗战史片断，当中或许亦有一份责任所在。在她的作品序列中，《明月几时有》未必有多么突出，但影片的确为观众揭开了一段陌生却不应忘却的历史，展示了窥见“抗战历史”的另一种视角，而许鞍华则为“革命历史题材主旋律作品”展现了此前少有的一种独特形态，在将“主旋律”电影类型化的大潮流之外，也算某种个人化的创新。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或许也是易引发争议的，还有片中贯穿始终的伪纪录片手法。在黑白影像中，当年的游击队小队员郑家彬（梁家辉饰）如今已近耄耋之年，当年的少年英雄，已成年迈的计程车司机，在一间茶餐厅里，在采访者（许鞍华）面前回忆起当年和方兰、刘黑仔等人的抗战往事。与《黄金时代》中演员出镜的间离效果相似，这些“纪实”段落与往事重述交替，将历史与现实联结了起来。梁家辉的表演展现了超强的实力，戏骨的能力就在于，你明知他是表演，却仍然为这片断的唏嘘而动容。
影片的结尾富于隐喻意义，刘黑仔告别方兰，在夜色中乘船离去，镜头横摇，山海之间叠化出今日繁荣的香港，而郑家彬亦结束了自己的讲述，离开茶餐厅，钻进自己的计程车离去，剩下略显逼仄的香港街道，招牌林立，久石让的配乐鼓点响起。这一生活气息浓厚的市井画面，正对应了许鞍华对于影片主旨的解读：“无论大的政治层面是如何，我想讲的是日常的民间生活”，“我不是在说历史，我是在说历史中的每个人。一群普通人本来过着各自的日子，战争打破了日常的安静，他们不怕，不犹豫，直面然后承担，完成了一个可以称得上伟大的任务。人救出来了，仗打完了，他们又回到自己的生活里——普通人的勇敢，是很动人的。”
《明月几时有》与《十月围城》、《智取威虎山》等片一样，对于许鞍华们来说，尽管他们并不拒绝家国叙事，但与那些高度抽象的概念相比，仿佛只有把它置换到微尘中的个体叙事，甚至是这种“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的侠义精神当中，才更容易理解、把握和传达。这很香港，也很许鞍华。
文| 詹庆生
本文刊载于20170707《北京青年报》B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