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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希清：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是宋朝君臣的共识｜202412-90（总第2938期）

宋史研究资讯 · 公众号 · · 2024-12-22 18:00

正文

感谢张希清老师赐稿

原文载《社会科学战线》2024年第10期

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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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是宋朝君臣的共识

文 / 张希清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摘要】 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之说由来已久。最早大概见于汉宣帝（前74—前49在位）所说“与我共此者，其良二千石乎！”汉宣帝这里说的“共此”就是“共治天下”。在宋朝之前，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一语尚不常见。随着士大夫主体意识的逐步觉醒，北宋中期出现了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政治思潮和政治局面。其中范仲淹关于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言论最多，其文集中至少有十次之多。宋太祖说：“国家设科取士，本欲求贤，以共治天下。”宋仁宗也说：“凡尔守令师帅官，吾所以共治天下者也，岂不念此！今吾将重申之。”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已经成为宋朝君臣的共识。

【关键词】 宋朝士大夫天子共治天下共识

近三十多年来，专门讨论宋朝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论著，大概始于暨南大学教授张其凡（1949—2016）的《北宋“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略说》和《“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北宋政治架构探微》。他认为：“‘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可说是理解宋代官僚体制的一把钥匙。” 他引用南宋理宗朝监察御史洪咨夔（1176—1236）上疏“臣历考往古治乱之原，权归人主，政出中书，天下未有不治” 之言，指出：“其意为：最高立法权及最终裁决权在皇帝手中，而最高行政权则由宰相掌握；皇帝不能侵犯宰相的行政权，宰相亦不能篡夺皇帝的立法权。宋代的皇权与相权，正是通过这种形式，实行着‘共治’。” 此后，河南大学教授程民生在《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一文中指出：在宋代，“一个新的政治理论应运而生，其要害即与皇帝共天下。这就是宋代士大夫政治的特点。” 2002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誉讲座教授余英时（1930—2021）在《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中指出：“士大夫与皇帝同治天下是宋代政治文化中一大特色。” 2005年，日本学习院大学研究员王瑞来在《宋代士大夫主流精神论——以范仲淹为中心的考察》中；2006年，北京大学教授邓小南在《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中，都从文彦博的“为与士大夫治天下”谈到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2007年，我在《“以天下为己任”——范仲淹为政之道研究之一》中，也从范仲淹的为政之道谈到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2020年，浙江大学教授何忠礼在《论宋代士大夫的“共治”意识》中，也谈到了宋朝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问题。现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进行一些比较系统、深入的论述。首先是，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已经成为宋朝君臣的共识。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一、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渊源

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之说由来已久。所谓“士大夫”，《周礼正义》七十四《冬官•总叙》云：“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或坐而论道，或作而行之……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郑玄（127—200）注“王公”曰：“天子诸侯”；注“士大夫”曰：“亲受其职，居其官也。” 可见，春秋时期的“士大夫”就是指居官有职位的人。《资治通鉴》卷二八八载：“士大夫往往有自汉兴至亡不霑一命者。” 由宋入元的史学家胡三省（1230—1302）注曰：“此所谓士大夫，指言内外在官之人。”可见，汉代的“士大夫”也是指“内外在官之人”，这应该也是宋元人的看法。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就是士人出身的官员与天子“共治天下”。

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意识，大概起源于汉高祖刘邦（前206—前195年在位）。《汉书·高帝纪》载：

十一年（前196）二月，诏曰：“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此即为汉高祖刘邦著名的《求贤诏》。刘邦是汉朝的开国皇帝，他深知是贤士大夫帮助他平定天下，建立了汉朝；要保持汉朝长治久安，也必须贤士大夫帮助他一起治理天下。所以，特颁诏书，诚招贤士大夫，任以官职，与之共治天下。

天子与士大夫“共治”一语大概最早源于班固（32—92）的《汉书》。其卷八《宣帝纪》载：

[元康]二年（前64）春正月，诏曰：“《书》云：‘文王作罚，刑兹无赦。’今吏修身奉法，未有能称朕意，朕甚愍焉。其赦天下，与士大夫厉精更始。”

《汉书·循吏传·序》云：

及至孝宣，由仄陋而登至尊，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自霍光薨后，始躬万机，厉精为治，五日一听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职而进。及拜刺史、守相，辄亲见问，观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质其言，有名实不相应，必知其所以然。常称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为太守，吏民之本也。……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辄以玺书勉厉，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公卿缺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

汉宣帝（前74—前49年在位）所说“与我共此者”之“此”，即指“政平讼理”，亦即“治天下”，也可以说是“与我共治天下者”。《晋书·范宁传》载晋孝武帝诏曰：“汉宣云：可与共治天下者，良二千石也。” 《晋书·刘隗传附刘波传》所载刘波的上疏中，即直接写作：“昔汉宣有云：‘与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

而“共治天下”一词大概最早见于东汉王充（27—约97）《论衡·刺孟篇》所云：“始于文王，而卒传于武王；武王崩，成王、周公共治天下。” 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大概始于春秋时期。东汉何休（129—182）《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庄公元年》亦云：“礼，诸侯三年一贡士于天子，天子命与诸侯辅助为政，所以通贤共治，示不独专，重民之至。”

“共治天下”亦称为“共理天下”。东汉阳嘉二年（133）地震，顺帝（125—144年在位）下诏问“当世之弊，为政所宜”，李固（94—147）对曰：“今与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则公卿尚书，内则常侍黄门，譬犹一门之内，一家之事，安则共其福庆，危则通其祸败。”

魏晋南北朝时，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则始见于曹操（155—220）的《求贤令》。《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

（建安）十五年（210）春，下令曰：“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北魏太和元年（477）正月辛亥，孝文帝（471—499年在位）亦下诏曰：

今牧民者，与朕共治天下也。宜简以徭役，先之劝奖，相其水陆，务尽地利，使农夫外布，桑妇内勤。

《魏书·肃宗纪》载：

正光元年（520）五月癸未，诏曰：“攘灾招应，修政为本，民乃神主，实宜率先。刺史守令与朕共治天下，宜哀矜勿喜，视民如伤。”

隋唐五代时期，君臣也多有谈论“共治天下”者。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吏部尚书韦世康（531—597）请求退休，隋文帝杨坚（581—604年在位）说：“朕夙夜庶几求贤若渴，冀与公共治天下，以致太平。今之所请，深乖本望，纵令筋骨衰谢，犹屈公卧治一隅。” 于是出拜荆州总管。仁寿四年（604）七月丁未，隋文帝崩于大宝殿，其《遗诏》亦曰：

皇太子广，地居上嗣，仁孝著闻，以其行业，堪成朕志。但令内外群官，同心戮力，以此共治天下，朕虽瞑目，何所复恨。

《隋书·炀帝纪》亦载：

大业三年（607）四月甲午，诏曰：“天下之重，非独治所安，帝王之功，岂一士之略。自古明君哲后，立政经邦，何尝不选贤与能，收采幽滞。……朕负扆夙兴，冕旒待旦，引领岩谷，置以周行，冀与群才共康庶绩。……凡厥在位，譬诸股肱，若济巨川，义同舟楫。……夫孝悌有闻，人伦之本，德行敦厚，立身之基。或节义可称，或操履清洁，所以激贪厉俗，有益风化。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美秀，并为廊庙之用，实乃瑚琏之资。才堪将略，则拔之以御侮，膂力骁壮，则任之以爪牙。爰及一艺可取，亦宜采录，众善毕举，与时无弃。以此求治，庶几非远。文武有职事者，五品已上，宜依令十科举人。有一于此，不必求备。朕当待以不次，随才升擢。”

此为隋炀帝（604—617年在位）的举士诏书。“冀与群才共康庶绩”即希望与士大夫“共治天下”。隋朝两代皇帝都认为天子应该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在唐朝，“共治天下”一词因避唐高宗李治名讳，后亦作“共理天下”。如王方庆（？—702）《魏郑公谏录·对为政之要务全其本》云：

太宗（618—626年在位）与贵臣宴于丹霄殿，谓群臣曰：“为政之要，务全其本。若中国不静，远夷虽至，亦何所益？朕与公辈共理天下，今中夏乂安，四方静肃，并由公等咸尽忠诚、共康庶绩之所致耳。朕实喜之。”

又如武则天（684—705年在位）时，陈子昂（661—702）上疏曰：

伏惟陛下当今所共理天下欲致太平者，岂非宰相与诸州刺史、县令邪？陛下若重此而理天下乎？臣见天下理也；若陛下轻此而理天下乎？臣见天下不得理也。何者？宰相，陛下之腹心；刺史、县令，陛下之手足，未有无腹心、手足而能独理也。

宋敏求（1019—1079）《唐大诏令集·察访刺史县令诏》亦云：

汉宣帝云：“与我共理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固知方岳之任，足以委黜陟之权矣。

《全唐文》卷三四六、刘长卿（726—786）《仲秋奉饯萧郎中使君赴润州序》云：

皇帝临轩旰食，忧济在人，择良二千石，与之共理。民有疾苦，得以安之；吏有侵渔，得以去之。为风化之本，系黎元之命，不亦难哉！

由此可见，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念和说法由来已久。宋朝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政治思潮是有历史渊源的。

二、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是宋朝君臣的共识

宋朝随着士大夫主体意识的逐步觉醒，在“君权神授”观念淡薄，儒学复兴、政治文化回向“三代”，庞大的科举出身士大夫群体崛起，政治文化政策宽松与“以天下为己任”士风盛行，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政治制度架构基本形成的时代背景下，出现了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政治思潮和政治局面。在北宋之前，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一语尚不常见，到北宋中期之后，才开始多起来。如在真宗（997—1022年在位）朝，咸平二年（999）三月，朱台符（965—1006）《上真宗应诏论彗星旱灾》云：“刺史、县令，亲民之官，有民人焉，有社稷焉，盖三代之诸侯也。故汉宣帝曰：‘与我共治者，其惟良二千石乎！’” 景德四年（1007），昇州（治今江苏南京）知州张咏（946—1015）在《昇州到任谢表》中说：“伏惟皇帝陛下，恭己临朝，推诚接下，英断比于太祖，宽仁类于太宗。谓选能为共治之资，则恭行采录；谓节用为恤民之本，则慎乃盘游。” 大中祥符五年（1012），龙图阁待制张知白（961—1028）上言：“《汉史》载宣帝为明盛之主，美其任人责成，知王道之根本，常曰：‘与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斯言也，传示不朽，后之人孰不称颂哉！” 翰林学士杨亿（974—1020）《代三司刘密学谢表》云：“伏念臣早尘官牒，莫振时名，爰自先朝谬升通籍，尝出司于漕挽，亦共治于方州。无心计以可称，惟诏条之是守。” 右正言夏竦（985—1051）所进《议选调》策云：“国家膺天成命，司牧元元，分命庶官，共治天下。” 其《择牧守奏》亦云：“伏以今之牧守，当古诸侯，权有生杀，祀有社稷。其人存则王泽下流，天时无害，庶官各守其序，庶民不迁其业。……故国之股肱，莫先其任。汉宣帝有言曰：‘与我共治者，其惟良二千石乎！’”

在仁宗（1022—1063年在位）朝，胡瑗（993—1059）所撰《周易口义》曰：“有孚吉者，言六五以柔顺之质，委任九二刚明之臣，与之共治天下，当绝疑忌之心，以信相待，则兴治之功毕，而终获其吉也。” 蔡襄（1012—1067）所撰《梁适母追封安国太夫人阎氏可追封□[唐]国太夫人制》云：“敕：进登宰路者，所以共治天下。而于其家必极褒崇者，非特慰夫幽途，亦以伸人子之荣遇也。” 皇祐四年（1052），包拯（999—1062）上《请选用提转长吏官》疏云：“昔汉宣帝曰：‘与我共理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盖刺史、县令，耳目接于民事，政令所出，惨舒攸系。” 李觏（1009—1059）《安民策第五》云：“夫郡守、县令，吾民之司命也。汉孝宣与良二千石共治，显宗谓‘出宰百里，有非其人，则民受其殃’，岂徒语哉！”

而范仲淹（989—1052）在宋朝士大夫中言“共理天下”者最多，其见于《范仲淹全集》者，至少不下于10处。如天圣三年（1025）四月，他在《奏上时务书》中说：“臣又闻先王建官，共理天下，必以贤俊授任，不以爵禄为恩。故百僚师师，各扬其职，上不轻授，下无冒进。此设官之大端也。” 又说：“自古帝王，与佞臣治天下，天下必乱；与忠臣治天下，天下必安。” 天圣五年（1027），他在《上执政书》中说：“某窃览前书，见周汉之兴，圣贤共理，使天下为富为寿数百年，则当时致君者功可知矣。” 又说：“某又观今之郡长，鲜克尽心。……苟且之弊，积习成风。俾斯人之徒共理天下，王道何从而兴乎！” 天圣八年（1030）四月，他在《上资政晏侍郎书》中说：“盖闻昔者圣人求天下之言，以共理天下，于是命百官箴阙，百工献艺，则大臣小臣无非谏也。” 天圣八年五月，他在《上时相议制举书》中又说：“后世圣人开学校，设科等，率贤俊以趋之，各使尽其心、就其器，将以共理于天下。” 庆历三年（1043）二月，他在《论转运得人许自择知州奏》中说：“内[外]官虽多，然与陛下共理天下者，唯守宰最要耳。” 庆历三年九月，他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又说：“臣闻先王建侯，以共理天下。今之刺史、县令，即古之诸侯。一方舒惨，百姓休戚，实系其人。故历代盛明之时，必重此任。” 他在《六官赋》中说：“今国家博采遗贤，陟明多士，将五帝以齐迈，命六官而共理。” 庆历五年，他在《谢转给事中移知邓州表》中也说：“臣敢不寅奉朝经，躬修民政？孜孜共理，少望于前贤；蹇蹇一心，无忘于大节。” 皇祐元年（1049），他在《杭州谢上表》中又说：“虽辽隔于明天，亦荐分于善壤。共理吴会之域，奉扬唐虞之风。”

在神宗（1067—1085年在位）朝，也有不少言及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者。如熙宁八年（1075）十月，张方平（1007—1091）上言：“昔尧舜之为君，选于众，举十六官，而与皋、夔、稷、契共治天下，犹且明四目，达四聪，而后能协和万邦。虽大圣贤，未有一人之心力而可以成天下之务也。”

在哲宗（1085—1100年在位）朝，右正言王觌（1036—1103）上言曰：“人主所与共理天下者执政大臣，而治乱安危之所系也。”

在徽宗（1100—1125年在位）朝，李若水（1093—1127）《上何右丞书》说：“夫人君之所以治天下以有民，所以共治以有士。” 等等。

至南宋，谈论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者就更多了。如两宋之际的宰相李纲（1083—1140）《用人材以激士风札子》说：“臣闻人主所以共治天下者，莫先于人材；所以陶成天下者，莫先于士风。” 再如两宋之际的陈渊（？—1145）则说：“夫士大夫，天子所与共理者也。” 高宗时，李光（1078—1159）《应诏论盗贼事宜状》云：“守令，民之父母，所与陛下共治天下者也。守令得人，则刑政必清，差科必平；冤枉有所申诉，奸赃有所畏戢；朝廷之德音必达，百姓之疾苦必闻。如此，虽驱之使为盗，不从也。” 胡宏（1106—1162）《上光尧皇帝书》云：“夫与亲民者，莫如郡县之官，天子所与共治天下者也。今类皆以干逐废弃者居之，岂为民父母视民如伤之意哉？” 南宋人王质（1127—1189）《兴国军大冶县学记》云：“天子非人才无与共治天下。人才也者，其源在乡，其流在郡，其归在朝廷。” 其“共治天下”者不限于士大夫，而是更加宽泛，以至于扩大到“士”和“人才”了。宁宗庆元五年（1199），魏了翁（1178—1237）《御策一道》云：“今日之天下，陛下与守令共治者也。得一贤太守，则十万户受其福；得一贤令尹，则万家之县蒙其利。” 理宗淳祐十一年（1251），刘克庄（1187—1269）进太祖宴紫云楼故事说：“陛下视邦选侯尤不轻畀，偏州小垒以必朝辞，岂不欲得良二千石与之共理乎！” 理宗宝祐二年（1254）董槐（？—1262）进参知政事，上疏请行，顿重兵夔门以固荆、蜀辅车之势，诏报曰：“腹心之臣，所与共理天下者也，宜在朝廷，不宜在四方。” 度正《送黄侍郎序》云：“本朝之有天下也，太祖、太宗虚己用人，收揽豪俊，与之共治。” 度宗时，端明殿学士牟濴《进王岩叟上哲宗论求贤当去六蔽故事》曰：“贤者之欲得君行道，亦犹人主欲得贤以共治也，患不能自达尔。”

“共治天下”有时亦作“共天下”“同治天下”“共为天下”“共天下事”“共天下之治”，如北宋节孝处士徐积（1028—1103）所撰《策问》说：“天子之所与共天下者，其人皆出乎士也。士之所以致业于君，致功于民，其道皆出乎其所学也。” 钦宗时陈公辅（1077—1142）上言：“臣闻天子所与共天下者，七八大臣。得人，则朝廷正，百官治，海内和平，四夷效顺；苟非其人，天下不安，岂可不论哉？” 此处的“共天下”即“共治天下”。北宋著名理学家程颐（1033—1107）解《尧典》“克明俊德”说：“帝王之道也，以择任贤俊为本，得人而后与之同治天下。” 程颐认为，与士大夫“同治天下”乃是“帝王之道”。神宗熙宁三年（1070）四月甲申，司马光（1019—1086）对神宗说：“今条例司所为，独安石（1021—1086）、韩绛（1012—1088）、吕惠卿（1032—1111）以为是，天下皆以为非也。陛下岂能独与三人共为天下耶？” 此“为”意为“治”，“共为天下”亦即是“共治天下”。熙宁十年十月，彭汝砺（1047—1095）上言：“今陛下所与共天下事者，惟一二执政之臣，所以是非可否，都检正或参焉。” 元祐元年（1086）闰二月辛亥，左司谏王岩叟（1044—1094）对哲宗说：“臣窃以陛下所与共天下之治者，惟二三执政大臣而已。得其人，则陛下不劳而天下蒙福；非其人，则天下受敝而陛下独劳。” 元祐三年殿试覆考官毕仲游（1047—1121）在《理会科场奏状》中说：“异日设官分职，凡所与共天下之治者，必多由科举而进，非细事也。” 彭汝砺、王岩叟、毕仲游所说的“共天下事”“共天下之治”亦即是“共治天下”。

“共天下”还有另外一层涵义，即“共有天下”、“共享天下”。如《史记·项羽本纪》载：“汉五年，汉王乃追项王至阳夏南，止军，与淮阴侯韩信、建成侯彭越期会而击楚军。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会。” 汉王刘邦（前202—前195年在位）谓张良（约前250—前189）曰：“诸侯不从约，为之奈何？”张良对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刘邦于是分别封地与韩信、彭越，信、越皆报曰：“请今进兵。” 《汉书·高帝纪》记此事，“共分天下”作“共天下”，颜师古（581—645）注曰：“共有天下之地，割而封之。” 这里的“共天下”就是“共有天下”、“共享天下”。又如《晋书·王敦传》载：“[元]帝初镇江东，威名未著，敦与从弟导等同心翼戴，以隆中兴。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 “王与马，共天下”是指东晋时门阀士族琅琊王氏与皇族司马氏“共有天下”、“共享天下”。正如田余庆（1924—2014）《释“王与马共天下”》所说：“由于时代的推移变化，……‘王与马共天下’不再是指裂土分封关系，而是指在权力分配和尊卑名分上与一般君臣不同的关系。王与马这种名器相予，御床与共的关系，发生在东晋创业、元帝壮年继嗣之时，不是末世权宠礼遇非凡，也不是阿衡幼主僭越名分一类不正常的情况。”。“‘王与马共天下’，这并不是时人夸张之词，而是一种确有实际内容的政治局面。”

宋朝的皇帝也大多是认可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如绍熙四年（1193），楼钥（1127—1213）代光宗（1189—1194年在位）所撰《敕赐进士及第陈亮承事郎签书建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云：“敕：具官某。三岁大比，人徒知为布衣进身之途。艺祖皇帝有言曰：‘国家设科取士，本欲求贤，以共治天下。’大哉王言！朕所当取法也。” 太祖（艺祖）、光宗都认为要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又如雍熙二年（985）十二月，太宗曾对宰相李昉（925—996）等说：“中书、枢密，朝廷政事所出，治乱根本系焉。且天下广大，卿等与朕共理，当各竭公忠，以副任用。” 淳化三年（992）三月，科举取士，太宗又对宰相说：“天下至广，藉群材共治之。今岁登科第者，又千余人，皆朕所选择，此等但能自检，清美得替而归，则驯至亨衢，未易测也。” 大中祥符九年（1016）二月乙酉，真宗对宰相王旦（957—1017）说：“陆贽言德宗英睿，有独御天下之志，且天下至大，人君何由独治也？” 真宗认为人君不能独治天下，必须与宰执大臣共治。蔡襄（1012—1067）为仁宗所撰《戒励臣僚奏荐敕》也说：“敕：朕制临天下，思与贤材而共治之，故开荐举之路；又于群臣无有疑间，故所荐举，多亦陞任。” 沈遘（1028—1067）为仁宗所撰《戒励贡士敦尚行实诏》亦云：“呜呼！凡尔守令师帅官，吾所以共治天下者也，岂不念此！今吾将重申之。” 王珪（1019—1085）为英宗所撰《赐判许州张昪乞致仕第一劄子不允诏》亦云：“朕初即天下，思与忠硕之臣而共治之，岂卿欲退之时哉！”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五十九《王安石事迹上》载：

熙宁元年（1068）四月乙巳，诏新除翰林学士王安石越次入对。……上曰：“唐太宗何如主？”对曰：“陛下每事当以尧舜为法。唐太宗所知不远，所为不尽合法度。……”上曰：“卿可谓责难于君矣。然朕自视眇然，恐无以副卿此意。卿可悉意辅朕，庶几同济此道。”

神宗让王安石“悉意辅朕，庶几同济此道”，即是要王安石与之“共治天下”。大观元年（1107），慕容彦逢（1067—1117）代徽宗所撰《尚书右丞邓洵武可尚书左丞制》云：“朕敷求一德之臣，与之共治。惟中外万务，总于文昌，而左右二丞，实司管辖，更践厥次，必惟其人。”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之三二《三省》载：

政和七年（1117）正月二十日，诏：“人君所与共治者，惟辅弼大臣同寅协恭，率职励行，以仪风俗。自我烈考，肇分三省，都堂为聚议之所，参决国论，延见百辟。元丰以来，成宪具在，遵制扬功，曷可失坠。自今宰执可依旧常聚都堂，夙夜匪懈，以弼予政治。”

徽宗（1100—1125年在位）也希望人君依旧与宰执大臣“共治天下”。绍兴二十二年（1152），周麟之（1118—1164）代高宗所撰《宋朴除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制词云：“朕以本兵之地，实关大政之原。秉国元枢，既有赖于一德之辅；赞吾密命，亦当求不贰心之臣。思得其人，与之共治。” 可见，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徽宗、高宗、光宗等对于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认识是一致的。

总之，宋朝的士大夫和天子都认为天子应该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已经成为宋朝君臣的共识。

三、宋朝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特点

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之说由来已久，但是宋朝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则有其明显的特点。

其一是，在宋朝之前，大都是天子在积极追求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如前引汉宣帝所说“与我共此（按指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曹操所说“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唐太宗对群臣所说“朕与公辈共理天下。”都是如此。宋朝随着士大夫主体意识的觉醒，则出现了许多士大夫积极努力追求与天子“共治天下”。如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龙图阁待制张知白（961—1028）上言：“《汉史》载宣帝为明盛之主，美其任人责成，知王道之根本，常曰：‘与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斯言也，传示不朽，后之人孰不称颂哉！” 右正言夏竦（985—1051）所进《议选调》策云：“国家膺天成命，司牧元元，分命庶官，共治天下。” 仁宗天圣八年（1027）五月，范仲淹（989—1052）在《上时相议制举书》中说：“后世圣人开学校、设科等，率贤俊以趋之，各使尽其心、就其器，将以共理于天下。” 庆历三年（1043）二月，他又在《论转运得人许自择知州奏》中说：“内[外]官虽多，然与陛下共理天下者，唯守宰最要耳。” 两宋之际的陈渊（？—1145）说：“夫士大夫，天子所与共理者也。” 这反映了宋朝士大夫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增强。

张希清：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是宋朝君臣的共识｜202412-90（总第293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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