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谷芳卿，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检察院。法律读库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近一段时间，亲历性审查办案模式频繁被提及，一时间，亲历性办案模式成为不少地区公诉部门贯彻司法改革要求，转变办案方式的“新常态”。于是乎，我们经常看到：审查起诉过程中，公诉人“亲临”案发现场感受氛围是“亲历”；公诉人“亲手”进行侦查实验是“亲历”；公诉人“亲访”被害人田间里促成和解是“亲历”；公诉人“亲自”与侦查人员沟通案件定性争议点是“亲历”。上述诸多“亲历性”，真的能适应“以审判为中心、以庭审为核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吗？
一、一问亲历性：是“体验式”侦查吗？
面对较为薄弱的侦查基础与法院日益提高的证据标准的挤压，如何提高侦查质量成为公诉工作的当务之急。此时，“亲历性”似乎指明了一条自力更生的解决之道。于是，司法概念里的“亲历”异化成了文学创作、教育教学领域内的“亲自经历”、“亲自感受”、“亲自探索”，审查起诉阶段“亲历性”审查模式嬗变成了“体验式”侦查：承办人亲力亲为，不仅核实了证据，还找到了侦查机关怠于查找的证据，效果着实可赞。然而，以侦查员的思维审查公诉案件，按照“发案——破案”的顺序“亲历”侦查的每一个环节，查找每一个侦查阶段都应该找到却没有移送审查的在案证据，查明每一个侦查阶段都可能查明却没有说明的事实，几乎复刻侦查机关的“亲历性”审查”何谈“以审判为中心”，根本就是“以侦查为中心”模式的变形。
误读侦查和审查起诉两种思维的差异，是导致前面情况出现的原因。侦查过程是一个事实发现过程，是用过去的已知事实证明未来的待证事实的归纳法，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肯定没有理由从一个实例推断出相应的定律的真理性”（戴维·米勒：《开放的思想和社会(波普尔思想精粹)》），而审查起诉过程具有批评理性，不论是依据证据规则审查、排除证据，还是引导侦查、自行侦查，都是对已知事实（即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事实）问题的反驳和批判，是一种否证思维方法，与侦查思维截然不同。
在审前程序中，公诉机关需要重新梳理和定位同为大控方的侦诉关系大控方主轴在“审”而非“查”，导向在“控”而非“侦”。诉讼中的每一份证据都承载了信息，公诉在审查中经过否证，筛出每一个证据中的信息碎片；通过将信息碎片组合重构，实现起诉事实的“再中心化”，对证据信息的创造性重构，才真正体现了审前程序诉侦关系的实质。
二、二问亲历性：是司法亲历性吗？
司法亲历性，是指司法人员应当亲身经历案件审理的全过程，直接接触和审查各种证据，特别是直接听取诉讼双方的主张、理由、依据和质辩，直接听取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言词陈述，并对案件作出裁判（朱孝清，《与司法亲历性有关的两个问题》，载《人民检察》，2015年第19期）。亲历性有两个基本要求：一是直接审理，要求裁判者在裁判过程中必须亲自在场，直接审理的反面是间接审理，即通过听取别人就裁判所提出的意见来对案件做出裁判；二是口头审理，裁判者必须听取控辩双方以口头方式提交的各类证据，它的反面是书面审理，即通过审查书面案卷材料对案件做出裁判（陈瑞华，司法权的性质——以刑事司法为范例的分析，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5期）。
作为司法机关，检察机关办案理应符合司法亲历性的要求。可是，公诉办案审查的亲历性，往往被描述为走出书面卷宗、走进现场，坚持书面审查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办案模式等，这些内容与司法亲历性定义、要求对比，很难契合：其一，如果书面审理的反面就是公诉办案亲历性，按照前文描述语境，这里的亲历性就是实地调查，可是司法亲历性概念中，书面审理的反面是口头审理，推导出的亲历性内涵完全不同；其二，如果将书面审理和实地调查作为性质不同、互相补充的亲历性要求，就造成变相认可书面审理，似乎也有司法亲历性的价值取向不同。
如此而言，公诉活动亲历性与审判司法亲历性并不完全相同，一是因为公诉部门作为庭审指控主体，需要参与到裁判主体法院主持的口头审理中，检察机关、审判机关诉讼地位不同，亲历性要求也不同；二是公诉审查思维是反证过程，公诉亲历性要求具有明确目的性，以口头方式获得供述是为了积极、主动行使指控职能，通过证据将指控意见向法院主动传达，在庭审中成为不可或缺的意见来源，因此是传达一种意见，形成一种判断，这与审判被动性也不尽相同。
三、三问亲历性：是庭审互动吗？
亲历性审查模式之所以问题频频，并非亲历性模式自身设计缺陷，而是实践中对亲历性办案模式定位，缺乏制度性认识。
制度是一个系统的结构，结构建构和塑造了互动模式。“以审判为中心、以庭审为核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大力促进了庭审实质化，控辩博弈必将聚焦于庭审，因此审前程序的各项职能围绕满足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展开，与公诉人庭审指控形成互动。
未来，我们庭审最精彩的部分可能不是庭审辩论，而是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实质是定罪量刑观点的论证，在经历过冗长的法庭调查后，证据逐一出示后，可能合议庭已经形成了初步判断，辩护人也利用调查环节充分调整辩护意见，公诉人的辩护环节并不容易出彩。但是，在审查起诉阶段以直接言词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通过直接讯问，鉴别言词证据的真伪、矛盾点，预判庭审表现。庭审中，将交锋提前，在讯问阶段即指出被告人辩解逻辑上难以自洽，强化了合议庭认识。将审查起诉期间已经形成再中心化的证据信息链打碎组合，以讯问中可能出现的矛盾点为目标，设计每一个信息链上的问题，最后将讯问信息链连接，被告人的辩解自然不成立。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跨越改革内涵解读阶段，这场改革终于来到了艰难的实践探索阶段，一道不可回避的实践命题也摆在公诉机关面前：什么是公诉工作制度改革转换点？对于基层一线办案人员而言，这是否意味着更大的观念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