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四位作者（详见附记）对内蒙古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所收藏的北方青铜文化时期的金银饰牌,以及伴随出土文物进行调查的研究成果。这次调查获得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新发现，对此，我们做了一个较为详细的分析，现报告如下。
实地调查分两次进行，分别为2012年8月2日－6日和2013年8月5日－6日。其中一部分是陈列在新设的鄂尔多斯博物馆常设展中的展品。
本次共调查了175件文物，其中青铜器99件、金器49件、银器23件。包含了西沟畔墓地、碾房渠、石灰沟、宝亥社的出土遗物。这里选择西沟畔2号墓、碾房渠和石灰沟出土的61件金银器进行分析。
一、对饰牌的新认识
饰牌是本次调查资料中最引人注目的器类。这里先介绍本次调查获得的新认识。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家都很熟知饰牌的正面纹饰，但是却很少有人关注它的背面和断面（器物内部）所蕴藏的信息（图1、2）。本次调查正是因为注意到了这一点，对饰牌的正反面都进行了详细观察，因而获得了意想不到的结果。
2件。 两件形制、大小和纹饰完全相同1。呈短长方形，周边以绳索纹做边缘。饰牌中部的纹饰是老虎和野猪相互撕咬争斗的场面，在铸造的表现手法上，野猪的猪毛是以弯曲的细线雕刻来表现的。一件（M2:27，1763.1）是在左侧附近有孔，而另一件（M2:26，1764.2）则在左侧的相同位置上仅做出圆孔状的圆形纹饰，而没有钻孔。
两件金饰牌的背面，各有断面为长方形的半圆形纽。带孔的一件在孔的对面有一个横向的纽，而无孔的那一件则是在孔状圆纹的背面有一个横向的钮之外，在其对面还有一个纵向的钮。整个背面均分布有粗针织状的突纹。有孔的一件在沿着孔侧边上端侧有“一斤二两廿朱少半”的铭刻，沿着孔的上侧边缘从左到右有“故寺豕虎三”的小铭刻。无孔的那一件则在圆孔状纹饰的相反侧有“一斤五两四朱少半”的铭刻。对于这些铭刻的位置迄今从未做过任何报道。
金饰牌的断面是与纹饰的凸凹相合，也呈凸凹形，厚度基本一致。缘面不突起，侧缘边没有形成面。厚度大概在1—2mm之间，最薄的地方是0.6mm，最厚的地方是2.8mm，无孔的一件略厚。有孔的重量是292.5g，无孔的重量是330.0g。
图1 饰牌（一）
1．西沟畔(M2:27、1763・1) 2.西沟畔(M2:26、1764・2)
2.碾房渠虎狼咬斗纹金饰牌
2件。碾房渠出土有2件金饰牌2。1件是在1988年与其他共存遗物一起偶然发现的。
另一件是2003年收藏于鄂尔多斯青铜博物馆的藏品。两件饰牌虽然是分别发现和收藏的，但原本应该是同一地点出土的遗物。因为其外形与主纹饰的形态契合，整体均呈长方形。主纹饰的老虎表现为用前脚压着4捕获物的扑食状态，两肢以透雕手法表现，在各处又以小动物纹来填充。两件的纹饰基本呈左右对称，但是在一些细节上略有差异，在纹饰的表现上，前者平滑，后者则圆润。1988年发现的那件老虎是向左转的，在左边有一个孔。而后发现的那一件老虎则是向右转的，也没有孔。
背面均有断面呈圆形或是略呈三角形的很细的半圆形钮。有孔的那一件在孔的对面有一个纵向的钮，而无孔的那一件则在左右两侧各有一个纵向的钮。两件的断面形态与表面的纹饰凸凹一致，也呈现凸凹形，厚度也基本一样。边缘略显弯曲，但是没有明显的边缘部，侧边看不到面。厚度大概在1-1.5mm之间，最薄处为0.3mm，最厚处为3.0mm，整体来看，无孔的一件略显厚。有孔的重量为226.0g，无孔的重量为270.5g。
两件都有过修补。这个修补不是指发掘出土后的修补，而是遗物当时的修补，修补方法两件相同。都是在有坏损部分的两侧钻孔，然后用金线连接。背面则用一种暗灰色的材料嵌入，这种灰色材料将在后面详细叙述，其主要的成分为银。有孔的一件有一处裂缝也曾被修补过。此外还在内侧，发现了一个钻了半截的凹痕。无孔的一件在两个断裂处，分别在4处经修补结合。而在其右侧没有裂缝处，也有两个相同的修补孔，但是没有任何用金线接合的痕迹。
3.石灰沟虎咬鹿纹银饰牌 1件
1件。银饰牌(3195.90)3，其外形契合纹饰，但是左边和下边呈直线型。纹饰呈现为面向左侧的老虎以前爪压着捕获物。多处以透雕表现，而在左边的近圆形的透雕也许兼有孔的功能。背面有两个断面呈圆形的细钮。一个在前端呈横方向，另一个在后方呈斜方向。其位置和朝向在老虎左下肢处呈直交。断面契合纹饰的凸凹，背面也呈凸凹状，厚度基本一样。边缘不明显，侧边看不到面。厚度大概在1-2mm之间，重量为75.7g。
图2 饰牌（二）
1．碾房渠(2454･51)2.碾房渠(5026･129)3.石灰沟(3195・90)
以上3组饰牌，其时代均属于战国晚期。西沟畔2号墓是长方形饰牌，这种形式很可能是晚期出现的，但也有可能与其他形式并存，并不代表真正的时代早晚关系。
3组金银饰牌均没有明显的边缘，也看不到侧面，这是它们的一个共同点。这一点与同属于战国晚期的河北省辛庄头30号墓4例一样，而与西汉早期的徐州狮子山墓葬5、徐州簸箕山3号墓6等不同。因此可以认为没有侧面应是战国晚期的一个特征。
西沟畔2号墓和碾房渠的出土遗物案例，都是由有孔与无孔的2件(套)组成。因此有可能是在使用的时候将二件并列放置，将有孔者的孔朝向内侧，即面向右侧排列。这种做法与战国晚期到西汉早期的许多饰牌相同。但是，西沟畔2号墓与碾房渠的有孔饰牌，在孔侧没有配置钮，这一点与战国晚期的白家湾7一样，而与西汉早期的狮子山汉墓以及簸箕山3号墓在孔侧有钮的状况相异。因此在孔侧不设钮应该是战国晚期饰牌的又一个显著特征。
西沟畔2号墓的有孔饰牌，在右侧即有野猪的背面，有唯一的钮，呈横向。而无孔的一件在野猪背面的钮则呈纵向，而孔状圆纹的背面则是一个横向的钮。总之，无论是有孔还是无孔的饰牌，在正面配置纹饰时在其背面均配有左右对称的钮。由此可以推论西沟畔2号墓的二件饰牌，都是以与正面的纹饰对应而配置钮的可能性比较高。因为无孔那件的孔状圆纹不大可能与孔呈正对面而设置。
以上分析明确了饰牌背面和断面的详细信息，而这些信息能帮助我们进一步确定战国晚期饰牌的特征。
二、荧光ｘ射线分析
与前一章的实地调查结合，我们还利用便携式荧光X射线装置进行了分析。这次荧光X射线分析调查所使用的机器是Innovex System α2000。 其装置形式是管电压：40kV、管电流：6μ，照射X射线径：短径6mm的椭圆，X射线探测器：能量色散型探测器。测定方法是用三脚架将检测器固定在与测试品1mm距离的地方，1个测点大约以120秒计测。每件文物大约测试了2-5个测点。每个测点采用的定量是根据厂家设计的FPM数值。另外，在同一资料的测点中去除有显著差异的测点，并采取检测元素定量数值的平均值。测试结果表示在文末的附表中。
荧光X射线分析只是一个器表面分析，分析数据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分析试料的表面状况。本文介绍的金银器中，特别是银器表面有很多灰暗呈酸化物。金银器表面未进行清洗或是研磨，我们尽量选择酸化物少，可以看到金银色露出的地方进行测试，但是测定数据仍受表面酸化附着物的影响。照射X射线的线径大约6-8mm，分析范围非常大。只能选择凸凹不平的露出点进行分析。因此，以上的定量数值受测试料的环境影响误差比较大，所获得的测量值仅供参考。
分析所用的资料大约57件，均为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的藏品。分别为西沟畔2号墓出土金器19件，银器8件，碾房渠出土的金器15件，石灰沟出土银器15件。以下以金器、银器的顺序介绍这次测定和分析的结果(图3、4，表1、2) 。
1.金器
西沟畔2号墓出土的19件金器和碾房渠出土的15件金器，共计34件金器的定量测试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首先来看西沟畔2号墓出土的19件金器结果，虎豕咬斗纹金饰牌2件，金指环、金石耳坠、鸟形金饰片5件等，其构成成分为金含量90%弱，银含量10%强，还有铜等微量元素(图3-1，2)。对6件鸟形金饰片进行了测试，但是有1件的金含量仅为75%，银含量测值为20%强，与其他5件相异（图3-3）。金银以外的元素没有变化是因为不受器表状况的影响，能反映原本的成分组成。3件兽纹金饰片（1767/5，1778/16，1768/6）中的前两件银含量测值比较大，后1件的金含量测值比较大。因为器物表面附着有铁锈，很可能不能正确反映原本的金属成分。
而5件金泡饰的银含量测值均为40%强，铜含量测值为5%弱，显示了与其他资料完全不同的测值结果（图3-4）。
图3 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收藏金器荧光X射线能谱曲线图
１．西沟畔 M2:26虎豕咬斗纹金饰牌无孔
２．西沟畔 M2:32-38鸟形金饰片③
３．西沟畔 M2:32-38鸟形金饰片⑥
４．西沟畔 M2:75-79金泡饰②
５．碾房渠虎狼咬斗纹金饰牌有孔
６．碾房渠虎狼咬斗纹金饰牌有孔(背)
７．碾房渠金耳坠①
表1 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收藏金器荧光X射线成分构成分析表（重量%）
其次来分析碾房渠出土的15件金器测值。我们对虎狼咬斗纹金饰牌2件，双龙纹金饰牌5件，金排管状饰5件，共计12件进行了测定，其结果所显示的含量构成为金90%左右，银10%和微量的铜。这与西沟畔2号墓出土品的测值结果一致(图2-5，7)。金环、金串珠、金兽头形饰、金耳坠等的金含量测值比较低，这是因为器物都是不到6mm的小型品，荧光X射线的红外线强度低，很难与以上12件进行单纯比较。
2件虎狼咬斗纹金饰牌的背面均有修补，经测试修补处的银含量比较多（图3-6）。可以认为是用以银为主的原料修补的。而金兽头形饰则检测出更多的铅成分，这可能与来自兽眼等镶嵌物或者是镶嵌时的粘接剂有关。
以上简要介绍了34件金器的测值结果，这些金器的大部分金含量测值为90%左右，银含量为10%。其中西沟畔2号墓出土的5件金泡饰的金含量测值仅为50%强，而银测值为40%强，铜为5%弱，显示了与其他器物有较大的差异。反映了这5件器物的构成与其他器物不同。
而西沟畔2号墓出土的6件鸟形金饰中有1件的银含量也比较多，而铜以外的微量元素没有太大的差异。即使肉眼观察也可以看出这1件银的含量多，鸟尾的羽毛等表现明显粗糙。因为6件鸟形金饰片是在相同条件下连续进行测试的，即使考虑到表面状况的影响也不应该有如此之大的误差，因此只能认为这一件是与其他器物不同，它们应该是分别制作的。
再来观察金银以外的微量成分构成，所有器物均测出了铜、铁，大多数器物还测出了錫和铅。其中铜应该是包含在银中的微量元素，但是检测出的錫和铅等成分，则很有可能是来自与其共出的青铜器表面的附着物。而西沟畔2号墓出土的5件金泡饰中的铜测试值为5%以上，则可能是混入的。
2.银器
我们对西沟畔2号墓出土的8件银器和石灰沟出土的15件银器，共计23件银器的测试数值进行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首先是西沟畔2号墓出土品的检测结果。检测样本有银虎头节约6件和天鹅形铅饰2件。虎头节约表面有铁锈，另有3件比较特别，检测出较多的铁成分，但是其他样本铜含量均在1-2%程度，铅含量少，而银含量相当高(图4-1)。
相反，天鹅形铅饰件检测出的铅含量为10-17%（图4-2）。即使肉眼观察也可以看到完全呈无光泽的灰色，原报告认为它们是铅制品。但是通过这次检测得知其主要成分是银而不是铅，并含有少量的铜，其他含量均由银和铅构成，而器物表面仅有铅，或者是其背面仅有银，因此可以推测这是银铅铜3类的合金。西沟畔2号墓除了出土有2件小型铅玉外，没有发现以铅成分为主的制品，土壤埋藏等外因使铅附着在器表的可能性也比较低。据此推测它们应该是在铅上镀银，或者是银与铅的合金。若是以Amalgam镀银的话，考虑到水银沸点为356度，铅溶点是327度，器物本身表面铅溶解的可能性比较高，但问题是这种情况下鸟头的造型能不能维持。若是银与铅合成中铅成分占到20%时，合金的溶解温度会下降，与纯银相比在铸造上要容易很多。但是必须指出这个结论只是对这个例子的分析，因为没有其他可以旁证的资料，因而可以说只是限于器物表面的荧光x射线的分析结果。
其次介绍石灰沟出土器物的检测结果。检测样本资料有双虎咬斗纹银饰牌1件，双虎咬斗纹银扣饰2件，双虎咬斗纹银饰牌2件，羊纹银扣饰5件，刺猬形银饰3件，银靴底饰片2件。对这些样品的测试结果显示其铜的计测值为2%未满，其他还有微量元素铅和铁，而银含量非常高（图4-3）。特别是器表状况良好的双虎咬斗纹银饰牌和刺猬形银饰件银，它们的银含量达到90%以上。
总结以上介绍的银器检测分析结果，除了西沟畔2号墓出土的天鹅形铅饰件外，大部分器物均使用了高纯度的银，而几乎不含金，铜含量也很少，这一点比较特别。而微量成分的铁和铅几乎在每一件样本中都有，其中铁可能与器表附着的铁锈有关。
图4 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收藏银器荧光X射线能谱曲线图
１．西沟畔 M2:13-19银虎头节约⑤
２．西沟畔 M2:41-45天鹅形铅饰件②
３．石灰沟虎咬鹿纹银饰牌
表2 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收藏银器荧光X射线成分构成分析表（重量%）
3.从分析结果观察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所藏金银制品的特征
在中国，曾对多例战国时代金银制品进行过科学分析，特别是北方系金银制品的分析。比如已经发表的甘肃省张家川马家塬墓地出土的金银制品的全面分析8。还有系统略有不同的陕西省宝鸡益们村出土的金制品、陕西省凤翔县出土的金制品、甘肃省秦安王洼出土的金箔以及银制品等。这里就马家塬墓地出土的金银制品的分析结果与本次的测试结果进行对比，以探讨鄂尔多斯博物馆所藏金银制品的特征。马家塬墓地出土的金银制品曾进行过多种不同形式的科学分析，其中对39件金制品，36件银制品进行了荧光X射线分析。因为分析环境和分析机械装置不完全相同，不应作简单的数值比较，这里仅就大致的组成趋势进行比较和探索。
首先是金制品，马家塬墓地出土品的检测数值分别是金70%-94%，银7%-33.5%，数值的变幅比较大。特别是1号墓出土的金箔残片的金含量69.4%，银含量是25.1%。6号墓出土的环形金饰的金含量是64.9%，银含量为33.5%，银含量比较多。其他6件金含量比例占到70%，银的含量多这一点比较显著。但是与鄂尔多斯博物馆所藏金制品的金含量85%-92%，银含量10%，数值比较接近的资料有15件。报告者认为金银组成成分没有明确的规则。另外，还有27件检测含铜在0.3%-3.4%之间，变幅比较大，特别是含量超过3%的样本有2件。马家塬金制品的这一分析结果与鄂尔多斯博物馆所藏金制品大致比较来看，除了西沟畔2号墓出土的5件金泡饰外的29件金制品，金银含量的组成分别为金90%左右，银含量为10%非常有规律。同时这些金银制品还含有微量元素1%左右的铜，变异幅度很小，其中6件仅含不到0.5%，量非常少。而不在马家塬墓地出土品分析对象内的錫、铅含量几乎相同，变异幅度很小。与马家塬墓地出土相比整体组成非常均一，因此使用同一原料制作的可能性比较大。
金含量85－90%强，银含量10%左右的构成，与陕西省宝鸡市益门村出土金制品和陕西省凤翔县出土金制品的49件中的42件相当，也许这种构成正是东周时代金制品的标准构成。可以说西沟畔2号墓出土品和碾房渠出土器物拥有同时期不同系统金制品的构成成分。与此相当，西沟畔2号墓的5件金泡饰构成，具有与马家塬墓地出土器物不同的构成，也与陕西省宝鸡市益门村，陕西省凤翔县出土的金制品构成相异，是非常特殊的例子。
其次来看银制品，马家塬墓地出土器物除了镶嵌金制品和金含量在20%的一组外，银含量的测值在87%－98.6%之间，变异幅度比较大。很多样本的金含量在1－3%，含量比较高。这种状况一般应该是在银制品的精炼阶段不曾进行拔金，或者是不能进行拔金，对原材料不做任何加工而使用的结果。与此相比，西沟畔2号墓和石灰沟出土器物如果不在意器表的铁锈，其银含量的纯度非常高，金含量几乎检测不到（仅在西沟畔2号墓出土的2件节约，石灰沟出土的1件鸟头纹圆形饰中检测出不到1%），而铜含量均在1%左右，并呈现均一的构成，变异幅度很小。显示了与马家塬墓地出土器物不同的原材料构成。
前文介绍的西沟畔2号墓出土的天鹅形铅饰，铅含量在10－20%弱的银制品在其他遗址并没有得到确认。因此在还不能得到资料构成的更多信息的时候，虽然很难判断出土器物的原本性质，但是这些都可以被认为是一些很不寻常的资料。
以上围绕马家塬墓地出土器物的对比分析结果，西沟畔2号墓出土金银制品、碾房渠出土金制品、石灰沟出土银制品中除了一部分例外，其金属含量构成具有很高均一性。荧光X射线分析因为受到器表状况的影响，很难仅就测值结果进行判断，但是现在通过比较我们认为上述三处遗址出土的金银制品，是使用相同的金属原材料构成制作的。
正如刚才介绍的那样，有一部分例外的制品，其构成与大多数样本不同，测值中金银含量比几乎是1:1的西沟畔2号墓出土的金泡饰，测出银与铅含量的西沟畔2号墓出土的天鹅形铅饰件，还有西沟畔2号墓出土的6件鸟形金饰片中的1件银含量比较多。对于这些特例，需要进行更高精度的科学分析后，才能进行评价。
三、结语
本文对两次现场调查和荧光X射线分析所获得的新发现进行了具体分析，并与其他遗址出土器物进行了对比研究和考察。对于本次研究所涉及的样本，其金银比例几乎为1:1的合金特点，银器中含有较多铅成分等都是本次调查得到的新认识，也可以说是一次重要的发现，而其他金器和银器的金属构成则分别为非常有规则的合金构成，也是本次研究调查的重要发现之一。
西沟畔2号墓出土的2件金饰牌上的铭刻，具备了秦文字的特征，因此，与秦的关系引人注目。也有学者认为长方形饰牌本身是中原地区原有的器物9。因此，有理由相信，西沟畔2号墓的金饰牌应该是当时鄂尔多斯地区的北方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的结果10。而同一墓葬出土的7件银制节约上的铭刻，显示是在赵国官府制作的，这些器物有可能是从赵国传入的。但是在荧光X射线分析调查中，它们均呈现了与其他金器，银器样本相同的构成成分。鄂尔多斯地区正如从这次调查的西沟畔2号墓、碾房渠、石灰沟以及阿鲁柴登墓地11等所见到的那样，战国时代晚期金银器突然繁盛并开始流行。那么，战国时代之前几乎不使用金银器的鄂尔多斯地区是如何传入大量的金银器的？这一问题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不仅涉及到鄂尔多斯地区与中原地区的关系，还涉及到中国北方地区，甚至欧亚腹地不同民族间文化的传播与交流等等。所有这些都是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这些课题在学界已有许多学者进行过研究12。因此，虽然对本次调查结果需要持以慎重的态度，但是至少不可否认鄂尔多斯地区的金银原材料存在着从秦、赵这些中原国家传入的可能性。
随着近年来发掘资料的增加，尤其是甘肃省马家塬墓地所出土的许多金银器13，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可供研究的资料。马家塬墓地是一处有车马器陪葬的墓地，有人认为这是一处被秦征服后的西戎在接受秦的怀柔过程中建造的墓地14。如果这一见解可以成立的话，马家塬墓地的金银原材料来自秦国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马家塬墓地的金银器成分构成与本次调查的鄂尔多斯地区的金银器构成显示出较大的差异性。在研究资料还不十分充分的情况下，目前尚无法对以上论题进行更多的讨论，但是以金银原材料为中介的中原势力与周边各民族的交流与接触，是今后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附记： 本文作者：王志浩（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小田木治太郎（日本天理大学）、广川守（日本泉屋博古馆）、菊地大树（日本奈良文化财研究所）。整个调查期间，承蒙鄂尔多斯博物馆、鄂尔多斯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杨蒙泽院长等给予了大力协助，在此深表谢意。本文是在署名全体成员充分讨论的基础上，经反复审议而最后定稿的。本项研究成果是日本2012-2013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研究成果的一部分。
注释：
1 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文物工作队《西沟畔匈奴墓》，《文物》1980年第7期；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6年。
2 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东胜市碾房渠发现金银器窖藏》，《考古》1991年第5期；王志浩、杨泽蒙《鄂尔多斯青铜器》，鄂尔多斯博物馆，2006年；杨泽蒙《远祖的倾诉 –鄂尔多斯青铜器》，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8年。
3 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伊金雀洛旗石灰沟发现的鄂尔多斯式文物》，《内蒙古文物考古》1992年第1、2期
4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文物出版社，1996年。
5 邹厚本、韦正《徐州狮子山西汉墓的金扣腰带》，《文物》1998年第8期。
6 徐州博物馆《徐州西汉宛朐侯刘埶墓》，《文物》1997年第2期。
7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乌兰察布市博物馆《察右前旗百家湾金器窖藏发掘简报》，《草原文物》2011年第1期。
8 黄维、陈健立、王辉、吴小红《马家塬墓地金属制品技术研究 –兼论战国时期西北地区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9 小田木治太郎《北方系长方形带饰板の展开 -西安北郊秦墓出土铸型の分析から》，《中国考古学》第5号，日本中国考古学会，2005年；罗丰《中原制造 –关于北方动物纹金属牌饰》，《文物》2010年第3期；小田木治太郎《长方形腰饰牌的出现及其变迁》，未出版，秦始皇陵博物院，2013年。
10 田广金、郭素新《西沟畔匈奴墓反映的诸问题》，《文物》1980年第7期；黄盛璋《新出战国金银器铭文研究（三题）》，《古文字研究》第十二辑，1985年。
11 田广金、郭素新《内蒙古阿鲁柴登发现的匈奴遗物》，《考古》1980年第4期。
12 秋山进午《内蒙古高原の匈奴墓葬》，《富山大学人文学部纪要》第4号，1981年。
13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博物馆《2006年度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马家塬战国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9期；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博物馆《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2007-2008年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10期；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博物馆《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2008-2009年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10期；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博物馆《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2010-2011年发掘简报》，《文物》2012年第8期。
14 王辉《张家川马家塬墓地相关问题初探》，《文物》2009年第10期。
编者案：原载于《草原文物》2015年第1期，引用请据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