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文能不能“文艺”点？

前不久，网上有篇文章热传。文章名为 《与其守在静止的岸，不如做艘飞驶的船》 ，刊登在某报“县委书记论坛”上，作者为某地市委书记。

此文备受赞誉，被公众号广为转载，有的公众号直言：“ 市委书记把公文写成散文，这才是写作的最高境界”。 一石激起千层浪，触发了关于“公文是否可用文学语言”的争论开关，一时间，公文理论界就此展开了讨论，众说纷纭。

归结起来， 观点大致 有三种 ：

第一种：可以使用。 这种观点以各微信公众号为代表， 认为这篇文章 “把公文写成散文，这才是写作的最高境界”“字 里行间充满了感情和温度，既有公文的严密性与逻辑性，又有散文的生动性与形象性，是一篇虚实相生、文理交融的范文。”

第二种：不可使用。 认为“应用文与文学文应该截然分开，不能混淆。应用文是现实的世界，而文学文是理想的世界；前者是理性的再现，而后者是情感的表现；前者是实在的人生，而后者是希望的人生；前者更多的连接着人们的物质世界，而后者更多地连接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前者是徜徉散步，而后者则是竞技场上大出风头的赛跑。把公文写成散文，纯粹是对公文的亵渎，不但不切实际，而且会把公文引入邪路，公文就不成其为公文。”

第三种：酌情使用。 认为“公文也可以融入文学手法，文学文和应用文本质上都是语言之用，二者有区分，但也不必强调得太过。把情感与理性二分，本身就存在问题。”

到底公文语言能否“文艺”点儿？

姑且按下我的观点不表，先一睹引发讨论的文章“真容”。

读完文章，我们试着作些分析。

首先， 可以肯定， 这篇文章不是“私文”，而是广泛意义上的公文。 两点 理由：第一，正文前有显著标识：“县委书记论坛”，文章发表的背景是公务 活动需要。 第二，文章末尾落有作者职务的款，是以公职身份发表的文章，是为了公务。基于这两点，可以断定文章是公文无疑。

进一步分析， 这篇文章具体属于公文的什么哪种？ 显然，不在《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所列15种 公文 （决议、决定、命令/令、公报、公告、通告、意见、通知、通报、报告、请示、批复、议案、函、既要）之列，并非严肃的“红头文件”。

那属于那种公文呢？ 众所周知，在党政机关公务活动中，除了以上15种“法定公文”外，还有大量使用的“事务性公文”，如 信息、简报、讲话稿、演讲稿、新闻稿、理论文章等，他们都是公文，并且占了公文的相当大的工作量。本文公开发表于报纸上，显然 是篇理论文章。

回到文章的语言上， 这篇文章语言生动、金句频出，不仅有散文的风格，还综合运用了比喻、排比、引用等修辞手法，还引入了大量的网络热词，不得不说很“文艺”，彰显了写作者高超的写作水平。

例如，“ 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引用了韩愈《进学解》中的名句，还带有骈体文风格。

如，“ 有极少数党员干部把意志消沉美名曰“佛系人生”，把为官平庸标榜为“淡泊明志”，把推诿圆滑开脱成“旷达超然”，如果安于现状而不思进取、安坐官位而不想奋进、安享“俸禄”而不愿奉献 ” 这几句话运用了排比手法，还使用了“佛系人生”这样的网络热词。

最后一段，作者写道：“ 与其守 在静止的岸，不如做艘飞驶的船；与其当块被动的靶，不如做支呼啸的箭。 ” “ 走过乡野，你在田间耕耘；走过工地，你在挥汗如雨；走过工厂，你在流水线奋战；走过写字楼，你在代码间行云流水；走过马路，你在骑行准时送达外卖…… ”这些句子，不仅具有散文风格，还富含诗意。

那，对于文学化语言，在公文里是“可以使用”“不可使用”还是“酌情使用”呢？ 我的观点是：酌情使用。

这个主张，基于两点考虑：

第一， 公文或者说应用文，不等于“红头文件”。 现在我们有些人在理解上可能有些偏差，一谈到公文，眼前就浮现出请示、批复、通知这样的典型公文模样。实际不然，公文的“家族”里，既有红头文件，也有大量的综合文稿，是很大 的一个体系。

相应地，我们通常讲的“公文写作”也不等于“红头文件写作”，包括大量的综合文稿写作 。对于“红头文件”，我赞同第二种观点，应把 应用文与文学 文截然分开，不能混 淆，语言做到庄重、准确、朴实、精炼、严谨、规范。如果是讲话稿、理论文章、演讲稿、致辞之类的文稿，语言可以加入一些文 学元素，那样更有表现力、感染力。

实际工作中，也确实是这么做的。比如，我早年在区里工作时，为区委主要领导起草的《在区委工作会上的讲话》里就写过一段话：“ 要有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要在第一时间行 动，第一时间落实，确保在第一时间见效，千万不要等 到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今年是奥运年， 我们要用“更快、更高、更强”的奥运精神作为驱动，加 快西山发展的速度，变追兵为标兵，变追赶式发展为带 领性冲刺。 ”这段话引用了两句古诗，还用“山”字借代了区的名字：“西山”。显然，运用了文学手法。

第二，应用文（或者说公文）和文学文 二者并没有质的区别，他们只是语言的两种运用方式而已。 二者如同中国 语言之树上开出的两朵鲜花，同根同源，血脉相通，有着相通的文化基因，很难将二者彻底区分开来。

试看， 在中国公文的历史发展长河中，名篇佳作层出不穷，它们在立意选材、布局谋篇以及语言运用等诸多方面独具匠心，成为 中国古代文学艺苑里的奇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部分， 不少被列入中华文学名篇，历久弥新。 像秦代李斯的《谏逐客书》； 汉高祖刘邦的《入关告谕》，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贾谊的《论积贮疏》、《陈政事疏》，晁错的《论贵粟疏》、东方朔的《上书自荐》、赵充国的《上屯田便宜十二事奏》； 三国时期曹操的《求贤令》、《述志令》，孔融的《荐祢衡表》、蜀汉诸葛亮的《出师表》； 晋代李密的《陈情表》； 南北朝时期南朝陈中书舍人傅滓的《狱中上书》，唐代魏征的《谏太宗十思书》，韩愈的《答立翊书》《论佛骨表》，柳宗元的《段太尉逸事状》、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瞾檄》； 宋代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欧阳修的《朋党论》，明代解缙的《万言书》，清代薛福成的《出使奏疏》、《出使公牍》等等， 都是公文，但都被作为文学名篇来读。 这是为什么？ 原因就在于这些作品气势恢弘，文采斐然，具有振荡人心的艺术魅力 ，继承了中华民族悠久文化的精髓， 放射出艺术的光芒。

所以，可以得出两个判断：

第一，并非所有公文都不能用文学语言。 在“红头文件”中，我赞同使用科学语言、政治语言，不使用文学语言。但在领导个人讲话稿、署名文章、先进事迹材料、应景性致辞、推介词等文稿中，毫无疑问可以使用借代、引用、比喻、排比等文学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