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君：
于欢式悲剧折射了一个残忍的金融现状：在金钱和暴利的背后，是一张张冷血而麻木的面孔。
来源 | 一本财经 （id：yibencaijing）
作者 | 零和
22岁年轻人于欢的故事，让这个周末被黑色笼罩。
实际上，于欢的悲剧，只是中国金融现状的缩影。
在整体经济下行的背景下，民间资金短缺，借钱需求旺盛——借贷行业，逆势繁荣，进入黄金时代。
一本财经曾报道过《催收江湖》，在高返佣制度的促使下，欠款人和催收者之间，矛盾急速加剧，针锋相对，“不死不休”。
于欢的故事，就如一面照妖镜，折射了一个残忍的金融现状：在金钱和暴利的背后，是一张张冷血而麻木的面孔。
“在这里，读懂中国”，于欢的故事，有太多“燃点”在其中：包庇、勾结、冷血、屈辱和拼死一搏的怒吼。
民众的情绪，被搅动得黏稠难解：有些人痛骂警方的“不作为”，留下“要账可以，但不能动手打人”之后，扬长而去；聊城区人民法院的微博下，数万条留言为于欢的“无期徒刑”判决抗议；而一些人也在孝道和法理之间，辗转难平。
跳出事件本身，在一个更为宏大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去找寻矛盾的根源。
事件的起源，是于欢的母亲苏银霞，向地产老板吴学占借款135万元，月息10%。
苏银霞支付本息184万和一套价值70万的房产后，还欠下的17万，并被逼债至此。
月息10%，就相当于年息120%，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年息超过36%为高利贷。
苏银霞无疑借的就是高利贷。
高利贷，实在不是一个新的话题。
早在3700多年前，《汉谟拉比法典》中，就对债务奴隶制和高利贷有所抑制，限制对小生产者过分的掠夺，以免动摇兵源和税源。
然而，在今天，我们再去探索背后的逻辑，却有另一层深意。
中国正处在一个漫长的下行周期，而这一切，将导致借者和贷方，双方矛盾升级、加剧，如果没有一个疏导，将陷入“于欢式的悲剧”深渊。
“当前我国经济稳定运行的基础还不牢固，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困难不可低估，”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徐绍史在去年下半年提出。
实际上，进入下行周期，在2012年就极为明显，几乎每一年，就有媒体称是“最为困难的一年”。
经济下行，最为直观的反应，就是民间资金紧缺——缺钱的人，越来越多，为了维持原有的生活水平或生产运营，借贷需求就急速增大。
艾瑞咨询数据显示，
2015年我国网络借贷行业交易规模突破8000亿人民币，至2019年前后，网络借贷行业交易规模有望突破达到3.7万亿人民币。
同时，因为经济状况不好，借款人很难按时还钱，导致坏账率持续走高。
2015年7月，银监会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于学军，在一次论坛上第一次透露了一个数据：
截止今年5月，中国银行业不良率突破2%。
这无疑是一个恶性循环。
银行坏账率提高，风控收紧，对于次贷人群、小企业的贷款，越发严苛。
而这群人的借贷需求又日益旺盛，于是，从2016年开始，线下贷款、小贷公司、网上的小额现金贷都集中爆发——新的经济体发展壮大，来吞噬消化这些新生需求。
根据风险管理理论，最简单的定律就是：
将钱借给风险越高的人，越要收取高额的利息，以覆盖高风险。
因此，不论是线下门店还是线上平台，其利率都远远高过银行。
越是缺钱的人，越借不到钱，于是不得不卷入高利贷中——恶性循环一旦产生，会让这个下行周期，变得晦暗而血腥。
美国经济危机之时，全民失业哀鸿遍野之时，只有两个行业逆势繁荣。
一个是娱乐行业，人们试图从娱乐中麻痹自己，逃离现实。
一个就是借贷行业，人们试图通过借贷，来度过难关。
而眼下的中国，这两个行业都在悄然崛起。
“从2015年开始，我们每年的业务都翻一倍”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刘维鹤称，他们主要业务就是“商帐催收”，经济下行时，就到了他们发力的黄金时段。
而在中国的三四线城市，借贷行业的渗透和崛起，已表现得极为明显。
在三线城市太原，积重难返的国企，依然在城市占主要地位，产业老化，而又突围乏力。
在这里，工资的上涨，远远跟不上物价的飞涨。保守而传统的人们，为了维持以前的“体面”，开始用借贷，透支地活着。
“太原现金贷公司保守估计有60家，加上车贷，房贷公司，贷款公司总数得有几百家”，太原某现金贷平台的负责人称。
中国很多地方有个嫁娶习俗，叫万紫千红一片绿，意思就是：一万张5块，一千张100块和六百张50块。
这些加起来，就是18万。
“在太原，最多的借贷需求，是在彩礼上”，该负责人称，很多老夫妻来借钱，只是为了子女在婚礼上，风光一把。
而在“刺死辱母者”案件发生的聊城，同样借贷盛行。
在聊城的各大论坛上，很多人公开询问“哪里可以借到高利贷”，而答者云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