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的心愿 | 易小荷

大象说，我没有别的要求，我就是想替我的兄弟们要一张证书。

证明他们在武汉封城疫情最惨烈的时候，是一名服务武汉市民的志愿者。

2020年11月12日下午5点，大象和纪录片《在武汉》的总导演张悦（非虚构影像机构Figure的创始人）在武汉理工大学见面。《在武汉》是疫情爆发后第一个进驻武汉的纪录片摄制组，也是大象第一个接受的采访——那还是在2月3日，戴着口罩的大象在片子中根本看不清模样——这部片子里面的绝大多数人和他一样，都裹在厚厚的防护服里，面目不清，性别难辨，一起被紧紧包裹进去的，还有整座城市对新冠病毒难以名状的恐惧。

大象走路很有劲，腰背挺直，下颌微扬，步伐迈得很大，且力度十足，每一步踏出去仿佛Duang Duang有声，如果不是眼周细纹展示出来的疲惫，别人甚至难以猜测他的真实年龄。

大象真名王海涛，做过16年的职业商业探险工作，徒步四五十公里对他来说稀松平常，应急救援模拟演练队友受伤的状况，可以砍一根藤子做成担架，持续上坡五公里。长年的专业训练在他身上打造出紧实的肌肉，和干练、健谈的性格。

2008年汶川地震过后第十天，大象就去绵竹的土门镇参加地震救援。2020年1月23日上午10点，武汉宣布封城，第二天，听做工程的朋友说，建设中的火神山医院缺口罩，大象就自费买了2000个口罩开车送过去。从此开始了他的“志愿者”工作。一开始，他只是想尽自己的力帮助下班困难的医生，他在一个医护人员的群里面写道：

“我这里志愿者两名，吉普车一辆，可以运送医护人员上班下班，运送以及搬运医疗救护物资，（后排可以坐三名医护人员，座位倒下可以有两平方米的空间），不计报酬，不论生死。”

就这样，大象和他后来组织的“大象救援队”一直坚持到4月8日，武汉宣布解封。

“我那个时候并不知道，从此之后，一半时间在救人，一半时间在哭。”

Figure团队早在策划的时候，张悦就已经想得很明白，“希望呈现出来，在面对巨大灾难的时候，没有任何关系的民间力量维持了脆弱的生命线。”拍到大象的时候，知道他是民间自发的志愿者，也就是没有登记注册，没有经过官方报名，也不拿工资补贴的那种志愿者——实际上，出现在纪录片《在武汉》中的志愿者，包括武汉送药人吴悠，因为助人被感染的牛志澜都是如此。

据《湖北日报》不完全统计，武汉市当时有几十个车队，至少上千名志愿者在默默地守护着这座城市。

如今，这座城市日子鲜活如旧，志愿者们也回到自己各自的生活中。只有大象还在继续跋涉——他像秋菊和谷子地一样四处恳求，希望能给那些没名没分的兄弟伙，要一个被承认的“志愿者”身份。

民间志愿者大象，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有某个部门能够给他拼命过的兄弟一个承认，他知道的有三个（非官方的）志愿者都牺牲了。

2020年1月15日，熊文杰去武汉协和医院开药，打算和熟悉的医生朋友打个招呼，走进急诊科发现一个都认不出来：急诊改成了发热门诊，医生戴着口罩，穿着防护服。朋友说不能在医院和她见面，除非是江边的开阔地带。这位原本新闻感觉敏锐的前媒体人不以为意，还把朋友称为“胆小鬼” 。

一周之后（1月23日），武汉下达了封城的命令，没有人知道这对武汉人意味着什么。在此之前，虽然大家对华南海鲜市场的病例有所耳闻，却“舞照跳、歌照唱”。律师斯伟江当天发了条朋友圈，他决心带着三个孩子安心呆在武汉，选择跟这座城共进退——这里面，或多或少都 让人读到了些 “悲壮”的意味。

此后长达半个月的时间里，随着每天攀升的病例，这座城市陷入极度的恐慌之中，平时喧闹的武汉三镇鸦雀无声，人类仿佛被一夜间铲走，白晃晃的大马路上空空荡荡，大象开着车在路上，目光所及最多的“活物”是密集出现的殡仪车。

“武汉市殡仪馆的车平常兴许能看到，但是你说什么硚口区殡仪馆、汉阳区殡仪馆、武昌区殡仪馆，平常都看不到，现在就别的车一下没了，感觉就只剩它了……”

这还是那个生活了50年的城市吗？病毒传染的速度和烈度让大象不寒而栗：“一开始说的是老年人，后来说的是身体不好的，再后来连院士都……感觉整个城市都是真空，这是一场人和病毒之间的战争。”

1月22日，武汉关闭离汉通道的前一天，武汉第20中学的高中教师，26岁的吴悠赶去药店买了口罩药品，送去爷爷奶奶家。口罩买多了，除了爷爷家存下了些还有剩余，他打算把口罩分给其他人。

1月25日，吴悠发了一条免费送口罩的微博就去吃饭了，半个小时之后回来看，留言加点赞就已经过万，还有无数的私信，都是在请求他帮忙送药。

吴悠发布帮忙送口罩送药的微博

“当时还没有到正月十五，周边的厂还没复工，酒精、药物、口罩极度匮乏。当时就感觉大家都很艰难。这种艰难其实不是一个人的，是一个家庭的。因为很多都是一个人中招全家人都可能陆续感染。大家又不敢出去，怕传染给别人，很无助。当时打电话打社区，并不是说不愿意帮，是真的没人手，而且也没东西，以至于都求助到我这个陌生人这里来了……”

吴悠开始发动他的那辆电动车，街道太安静了，车子发出有些委屈沉闷的吭吭声，他自此开始了他的送药生涯。每天从早上十点，直到夜里十一二点，奔波于武汉三镇，除了垫付上万元的药费，还有持续不断的质疑和误解。

《在武汉》中记录下来一个场景：某社区的一位居民过来领物资未果，因为物资有限人数太多，吴悠的那些物资都是分发给提前在网上预约过的，那位居民勃然大怒，对着镜头说：

“他（吴悠）就是在作秀，骗子！”

这样的质疑每两天就会有一次，即使吴悠早早地就把自己的所有身份证信息、家庭住址在网上全部公开。在送药的几个月里，吴悠表现出来的包容、平和使许多受惠的人以为，他有一定的岁数，都叫他“老吴”。但那一刻镜头下的“老吴”声音也有些许颤抖，声调略微提高：“那我不发了，所有的物资都不发了，可以吧？”

大部分时间，志愿者们做事都必须瞒着家人。有天正在接送医生，大象的爸爸来电话了。大象赶紧把车停在路边，假装是在安静的房间里。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你不要到处乱跑，在家里呆着哈。”父亲在那头叮嘱他，因为之前在汶川就“ 骗 ”过一次他，说自己出差了，78岁的父亲对儿子的隐瞒多少有些觉察，显得有些啰嗦。

直到几个月过去，三月份左右，也是《在武汉》播出之后一段时间，有人把片子的视频转给了父亲，他才知道儿子又“骗”了自己。

转过头去，大象在家门口遇到了卡点执勤人员的拦阻：“你这样的人怎么没有被隔离？”坚决不让他出去，除非不再回来。隔壁邻居也投诉了他，说他每天穿着防护服出出进进。执勤人员虽然对他们的作为表示理解，但还是要阻止他的进出，毕竟他拿不出来任何作为“志愿者”的凭证。

除了没有“身份”，伴随而来的还有无边的恐惧，新冠病毒肆虐初期，人们对之几乎束手无策。大象在群里问医生，医生都说：“你这样不是专业口罩，也没有防护服，十分危险。你如果装备全一点，然后把所有的车窗玻璃降下来，也许感染的几率有50%。”

“我很怕，真的，但我还是想搞，顾不了那么多了。”大象说。

有天接一位中南医院的男护士去金银潭医院，路上两个人聊天，其实封城之前男护士就已经被调到金银潭医院了，但是他不敢告诉父母。快要下车的时候大象问他，明天要我再送你回去吗？他沉默了几秒，缓慢地回答说，不用了，我们是去支援的，就回去拿一点东西，还不知道能不能回得来。

大象把自己形容为一个在炮灰纷飞战场上的战士，把医护人员形容为战友。

“那个时候打仗打红了眼，就像战争一样，你看那些人，战友受伤了躺这里，那个人跑过去，把他背起来。那边有机枪在射，你为什么要跑过去救他？明知道你救他会有危险，但还是跑过去把他扶起来扛着往回跑。”

他一边“打仗”一边害怕，一边害怕一边继续在路上。他给自己划下规矩，除了不去医院里面，其它像运送医护人员，运送病患氧气瓶，快递盒饭蔬菜，什么都做。大象一度觉得自己被病毒感染了，呼吸不畅，浑身发酸，类似喝醉酒一样的晕乎，除了不发烧，别的症状都对得上。

民间志愿者大象

2020年1月28日那天，大象翻身坐起来，无边的恐惧袭来，身体发软，他觉得自己仿佛要被拽进黑暗中，于是写下了一首诗：

大象在疫情期间写的遗书

那个时期，志愿者最不愿意听到的消息，就是志愿者被感染。

正月初三那天，51岁的江夏区志愿者牛志澜接到个香港长途，电话那头的人说爷爷奶奶去做检测，从早上去排队一直到下午四五点，担心他们，问能不能去接送一下回家，因为压根没有车了。

牛哥问对方怎么知道他电话的，那个人说是从微博上搜到的。

“后来不再问了，因为一个人面对生死，会想一万种办法。”

一周以后，没有任何防护（只有一次性口罩）的牛哥被CT照出来肺部有玻璃状的阴影，被留在了医院。

因为做志愿者而感染的牛志澜

虽然听说感染的人越来越多，包括志愿者。但是年轻的吴悠没有时间恐惧，最忙的一天，他在武汉三镇之间奔波到凌晨五点才回家，纪录片里有个场景是黑夜里他接到一个电话，那个人问他怎么东西还没送到，自己都下班了，吴悠在不停地道歉。

挂了电话，空荡荡的街道上，吴悠独自推着一辆电动车，如果这时候有个俯视的镜头拉起，他只是苍茫大地上的一只小虫子，缓慢而坚决。

武汉太大，电动车续航里程又太短，为了节省时间，吴悠把没电的电动车推进公共厕所里充电，自己去找共享单车，送完药之后再回来取车。

那一刻，这个90后会想些什么呢？刚刚工作两年的他也不过是个大孩子，武汉的天空既萧索又寂寞，钢筋水泥凝固成了失去活力的景物，夕阳西下，电动车每挪动一点，光线就暗淡一分，所有的无助如同潮水，终将淹没黑暗之中独行的人。

志愿者吴悠和他的电动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