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烟 | 父亲钱端升的治学和为人

“不以欲而害学。学者，吾惟一之希望也。”

——钱端升

1919年夏，他在清华获得官费留美，1924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毕业，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所学的专业是政治学，由于他提前半年修完学业，哈佛校长便介绍他利用剩余的时间和费用去欧洲游历，因此他有机会到英国、法国、德国等地去进修和游历，顺便考察各国国会和议会。

1924年秋父亲回国后，先后在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昆明西南联大教书，讲授政治学和比较宪法。他担任过天津《益世报》主笔，专写社论；他还主办过《现代评论》等政论性刊物。20年代至40年代他的译著主要有G.M.Trevelyan写的《英国史》；著作主要有《法国的政治组织》、《德国的政府》、《法国的政府》、《民国政制史》、《战后世界之改造》，还与王世杰合写了颇有影响的《比较宪法》一书。1947年他应哈佛大学邀请，赴美作为客座教授在哈佛讲学，此期间又用英文写出了一部巨著——《中国的政府和政治》，1948年他回国后该书只能靠他的朋友安排在美国出版。过了30年中美关系解冻后，他方得知此书已为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大学出版社作为美国大学教科书出版。以后又知道，直到80年代末该书仍在再版。

我们记得父亲喜欢在夜深人静时写文章、写书，小的时候见他常在英文打字机上彻日彻夜工作。我们还知道他思路敏捷、出口成章，他可以口中念着他构思的英文文章字句，母亲就随手写出。那本英文的《中国的政府和政治》就是在他口述下，由当时他的一位美国秘书替他打出来的。直到他已届高龄之后给费正清等美国友人写信时，仍然是出口成章，由母亲记录下来念给他听过之后即成文付邮。他的英文文章很讲究语句和修词，他可以在一篇文章中用词没有重复。无怪乎父亲的好友金岳霖伯伯说，钱端升的英文比一些美国人还好。当然，他口述或写出中文文章就更是驾轻就熟了。他在1934年担任当时有影响的大报——天津《益世报》主笔期间，在短短的8个月内就写出了170篇笔锋犀利的社论，其中许多是纵论时局、针砭时弊、主张抗日、反对投降、反对绥靖主义的文章。

父亲在其它方面也是博学多识的。通过以下点滴之事，可以看出一位杰出的政治学家的博学多才和忧国忧民。比如：

①他熟知国内外许多大小地名和那里的主要历史事件。80年代有一次我出访西德归来，他就问我去了德国哪些地方，又特意问我去了幕尼黑、汉诺威、科隆、杜塞尔多夫、鲁尔、萨尔等地没有？随后又简要地讲给我听，哪里是普鲁士帝国的领地，哪里有德国和奥地利之争，哪里发生过什么历史事件。又如我从外省调查地质矿产返京，他也会问我这次去了哪些地方？当我讲到去了某某省某某小县时，令我惊叹的是他竟然熟知这些地方，并且还告诉我该县附近有哪一个县，那里发生过什么事件，历史上出现过哪一个人物，……

②他也了解我的本行——各主要工业国矿产资源情况及当时的经济行情，如德国的煤炭和钢铁，荷兰及欧洲北海的石油、天然气开发，以及中国某某省的矿产资源情况等等。他曾与我讨论过中国的石油、煤炭、铁矿、有色金属矿产等资源需求状况和前景。

③1972年中国正在进行中美建交的准备工作时，周恩来总理和外交部要父亲为双方资产的解冻谈判问题献策，父亲凭着自己的学识，竭尽全力地在外交部条法司工作达数月之久，终于完成了任务，提出了在谈判中我们应遵循的国际条法和谈判策略、谈判方式等建议。

④1978年他又主动上书邓小平，为我国的外交政策、中美关系、中苏关系等献计献策。当时他已年近八旬，仍思维清晰，出口成章。他靠在沙发椅上，一边口述一边让我记录，最后我复诵一遍由他再口授修改成文。通过与父亲的这些接触，使我们更加理解，作为一名政治学家原来是需要通晓如此丰富的知识，大脑中是装着整个世界的。

在打倒了“四人帮”，又在政治上给他完全平反以后，虽然他一只眼睛已患静脉血栓，视力很低；1979年他又患上直肠癌，但他却在精神上真正得到了解放，以至能够长期克制病痛，坚持查阅从北京图书馆借来的书，以及他的学生邹谠、助教Scalapino从美国寄来的书。他一直打算着要写文章和写书，要向中央提建议，但终因健康状况和工作条件不理想，除了前述上书邓小平和写了几篇小文章外，余皆未成。

父亲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大学当教授或写书作研究。在他心目中，大学教授是至高无上的。他告诉我们，有好多任的美国总统都是来自大学，卸任又回到大学。他对自己能成为一位名教授是非常引为自豪的。他认为教授为人师表，又是民主的榜样，应该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才敢于多次向当局提出自己的见解，敢于在著述中批评政府。也正因为如此，他在40年代后期便为国民党当局所痛恨；1957年他又因在学校工作中及有关法制工作中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而被错划为右派。父亲在他的教授圈子中有过许多知交，其中有些人也是他的老学长、老同学。我们所熟知的就有张奚若、金岳霖、陈岱孙、梁思成、梁思永、周培源、钱昌照、陈序经、陈翰笙、陶孟和等等。这些好朋友当中，从我们年幼时就有深刻印象的是张奚若伯伯，他是父亲的学长、同事、同行和密友。他更具有教授和学者那种刚直不阿的风格，在国民党政府后期，他敢当面对着蒋介石拍桌子批评时局；在1956年最高国务会议上，他又敢于向毛主席提出他那著名的16字批评意见。记得1945年在昆明，当他们得知日本投降的消息时，那天晚上父亲拿出珍藏多年的酒与张伯伯共饮，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复员后回到北平，父亲在北大，张伯伯仍在清华，有时张伯伯到城里我们家中来聊天；有时我们全家到清华，去他们家，以及去梁思成伯伯、周培源伯伯家。1957年父亲当了右派以后，由于不愿迁“祸”于人，所以很少主动与过去的老朋友来往，而那时身为教育部长的张伯伯却仍然无所避讳地每年几次到我们家来看父亲，给他精神上很大的安慰。当然，父亲对如此的知交和学长，也就无所顾忌地去登门回访求教。

父亲与周恩来的交往，也给我们以深刻印象。我们觉得，他最尊重的领导人就是周恩来总理。父亲大约是1945、1946年在重庆国民参政会上正式认识周恩来的，随后又在上海应周恩来之邀去马思南路周公馆讨论国是。所以我们相信解放后让父亲出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一定是周恩来之意（会长则是张奚若）。50年代我国和许多西方国家尚未建交，因此与这些国家的往来都是通过民间组织——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来进行的。记得那时父亲常常奉命以外交学会名义接待外宾，他所接待外宾中较有名的有日本首相片山哲、英国首相艾德里等。1956年美国资本家伊顿（Eaton）邀请美、苏、中、英、印度等一些国家的科学家在加拿大聚会讨论时局和形势，当时我们外交部由于一时没有找到合适人选，就压着邀请信没有报告总理，后来此事被总理知晓，他说怎么就找不到人去？钱端升就可以去嘛！当时父亲还耽心有人不放心他独自去，就请示总理要不要带秘书去？总理很放心地说，就是你一个人去。结果父亲不辱使命地完成了这次任务。1957年父亲遭受了不白之冤以后，总理又安排父亲的挚友李四光来安慰他。1960年在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期间的一天中午，父亲带了我们全家去政协礼堂“打牙祭”，出来时正走在二楼大厅里，突然电梯门开了只见总理大步走出，见了父亲口称端公，父亲只能停步，总理当即又安慰了父亲一番，并说：“人应该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嘛！”同时对在场的母亲和我们孩子也都一一问及。这是父亲自反右以来第一次见到总理。第二次大概是1973年缪云台先生自美国回来定居，总理宴请他时也请了父亲做陪。也就是在这次见面后，总理决定让父亲出任外交部顾问，并在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上班。此前也是总理授意乔冠华、章文骏让父亲到外交部国际条法司参与研究为中美建交所面临的双方自1949年后被冻结资产解冻问题的谈判方案，并要求乔冠华外长在第一次赴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前再到我们家与父亲商讨一下。这里想顺便说到，父亲在解放以后从未住过公家的房子，也未住过学校的房子，正好此次由于乔冠华的造访，看到我们家的三间私房仍然被文革以来所谓的政法学院“工宣队”所占据，父亲和母亲的起居，工作、吃饭、会客都被迫挤在一间屋里，于是立即通知有关方面采取措施，这些不速之客才退出了强行挤占达五、六年的房子。父亲常引以为憾的是，当他再一次见到总理时，竟会是在向总理遗体告别之时。此后，他总是把总理的相片挂在家里的客厅中，表示对总理永恒的纪念。

父亲一生很少为自己或为家眷去求过别人，但他却乐于帮助别人或是他的学生。在30年代、40年代毕业的他的学生中，很多人在经济上或工作上得到过他的帮助。解放后，他对生活困难的同学在经济上仍时有帮助。此外，他更重视学生学以致用的问题，当他发现有的同学在工作中学非所用时，他都会为他们呼吁或直接帮助他们。解放初期，他总是不忘记动员他的在国外的学生回来为新中国效力。记得1982年前后，有一次他的身体很不好，但他却坚持要去参加一个追悼会，悼念一位解放后经他动员从美国回来报效祖国，后来受到不公正对待而致死的学生。父亲觉得对不起他和他的亲人，所以一定要去参加他的追悼会。正因如此，父亲也受到学生们的爱戴和帮助，这些帮助泽及了母亲、我们兄弟甚至于我们的子女。

最后我想说的是，父亲毕生致力于中国民主法制教育，他曾大声疾呼过政治应该制度化；他在早期的著述中就提出过应当认真研究制宪国家公民的基本权利与国家机关职权的关系。这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和政治制度进步的问题。遗憾的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他自己也难幸免政治法律非制度化带给他的灾难。最为典型的是，在新中国政法人才还十分匮乏的50年代，他受命于艰难之中，走马上任，在党委领导下组建新中国第一所政法学院（即现在的中国政法大学前身）。当时随他而来的，曾经是他的学生的一批教授、讲师、助教当中，既有30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的，也有40年代毕业于西南联大的，更有解放前夕和50年代初期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应该说，他们大多是学有所长的专家或政治法律人才，而且其中也不乏地下党员或地下党外围组织优秀成员。可是在1957年政法学院的反右斗争中，父亲和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却未能幸免于难。

第二件事是，在中央给他摘掉帽子之后的1962年，他又受命于高教主管部门，要求他在政法学院内带领几位教师组成一个精干的小班子，编译一本《当代西方政治思想选读》。随后经过四年多的大量工作，父亲他们已完成120余万字的书稿，在编篡工作即将大功告成的时候，不幸又逢“文化大革命”降临，文稿被学校专案组抄走，迄今不知去向，也无人认真查究。

类似上述两桩悲剧，主要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在政治法律非制度化的大环境下发生的；但是小环境的推波助澜也是不可否认的。历史总是在前进的。我们相信，在中国民主与法制日益规范化、制度化的明天，这类不幸事件将难以重演。对于教育部门和教育工作者来讲，个人管见以为，第一位的事情就是要以史为鉴，才可以光照后人。为了继承我们父亲钱端升先生的遗志，也为了表达我们一家人对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信念，以及对中国民主法制建设的殷切期盼，我的两个孩子，也就是钱先生的孙子和孙女，在高中毕业后都已经选中了大学政治和法律专业，并先后毕业于北大政治系和北大法律系。

发言结束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祝愿培养我们中国法官的摇篮——中国政法大学——今后师资济济，蒸蒸日上，为国家和社会不断输送更多的优秀人才。

（本文为作者在父亲钱端升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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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婷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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