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三十年以来，古代文学研究与学术界的其他领域一样，无论在研究的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即以文体学而言，除了诗词歌赋和常见的骈散文体之外，一些以往少有人注意的文体，如诏诰、表启、书札、序跋、笔记、语录等文体的研究，渐为学者关注。行记一体也是如此。像龚鹏程、葛兆光、李德辉等先生，在其著作和论文中或提示研究方向与路径，或从交通、行聘等角度对行记进行论述，都有启发意义。但就行记尤其是唐宋时期大量涌现的行记作品研究来说，显然尚有很多方面需要开拓。田峰博士即有志于此。他潜心探究行记有年，撰成《唐宋行记研究》一书，较之前人，所获实多，诚难能可贵也。
文学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某种文学体裁的形成，归根结底，是为了适应一定的社会生活需要而产生，并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和人类认识事物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发展变化的。“雅容告神”而有颂，“事生奖叹”而有赞（《文心雕龙·颂赞》)，“先圣鉴戒”而有铭，“攻疾防患”因有箴（《文心雕龙·铭箴》)，而诗要言志，赋亦应体国经野，等等。《文心雕龙》所论文体八十一种，各有渊源，亦各有其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各有体，体各有用，实是文体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如果社会生活对某种文体不再有需求，或这一文体不能尽其所用或不再适用，它也就会逐渐走向衰落或发生变异。行记的产生亦然，它源于先秦史官文化，是交聘行旅记述的产物。田峰的研究从行记之体的起源和发展人手，对先秦行人、土训、诵训、职方氏等职官制度一一进行了考察，指出行记出于先秦史官的交聘行旅活动，《尚书·禹贡》《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对行记的产生有直接影响（由三书与行记关系的研究，反过来也对三书的行旅性质和特征有了新的认识），在其后的发展中，又与地记、游记、日记相互关联，于是便具有了记录行踪、景观和旅行体验三方面的文体功能和要素。这些认识，都有理有据，切实可信。
行记虽源出史官，但行记中所蕴含的内容却十分丰富，称为文化景观，并不夸张。书中对于行记中展现的文化景观的揭示，用力尤多。比如，他讨论宋人行记，便注意揭示宋人面对政治军事上占优势的辽、金两国既鄙夷（文化上）又屈尊（政治、军事上）的复杂心态，认为这反映出一种被扭曲的夷夏观念。旧时一些地理形势险要的边塞要地，虽早已不再是边防要塞，然也会在使者的观念中凸显出其区分夷夏的作用。又如，书中指出,在西行求法的僧人行记中，同样反映出宗教与国家、社会与个人等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情感，反映出一种文化上的矛盾和困惑。所论皆着眼文化，视野开阔，颇有见地。
随着唐宋文学的发展，行记一体也更富有文学色彩，尤其是与宋代士大夫的文化修养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文人行役记不仅纪行，而且，在行旅体验中往往透露出一种深厚的人文关怀。书中以陆游《入蜀记》为中心，对其书的文学色彩作了深入的讨论，并进一步提出，在《入蜀记》一书中，行记完成了由纪行到文化胜览的转变。书中的景观包括自然景观、社会景观和文化景观。这些景观共同构成了浸润着人文关怀的历史和文化长卷。因为，当作者感受着山川自然之美时，也接受和传递着自然之美中所积淀的历史感和文化审美。“予行天下多矣，览观山川形胜，考千载之遗迹，未尝不慨然也。”（《严州重修南山报恩光孝寺记》）陆游的话正道出了其中的寓意。
傅璇琮先生在他的《唐代科举与文学》一书的序言中，曾回忆起他从兰州参加唐代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后，前往敦煌的一段经历和感受。他说：“车过河西走廊，在晨曦中远望嘉峪关的雄姿，一种深沉博大的历史感使我陷于沉思中，我似乎朦胧地感觉到，我们伟大民族的根应该就在这片土地上。（略）来到敦煌，我们观看了从北魏到宋元的石窟佛像，那种种奇采异姿，一下子征服了我们。我们又在暮色苍茫中登上鸣沙山，俯瞰月牙泉，似乎历史的情景与现实融合为一。”凡是去过敦煌的学人，恐怕都会产生与傅先生相似的感受。田峰博士来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之前，即在新疆伊犁师范学院任教，毕业后又曾回去工作数年，“匹马孤征，仆仆于惊沙大漠之间”（向达先生语）的经历和体验，似又过于他人。他选择唐宋行记进行研究，并能对西行求法僧人行记中体现出的复杂心态和文化寓意作出分析，又指出陆游对诗歌认识的深化与其“饱以五车读，劳以万里行。险艰外备尝，愤郁中不平”（《感兴》）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指出《禹贡》《山海经》《穆天子传》中的行记文体因素等，我想，就或与他的生活经验不无关系。
唐宋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和往来十分频繁，文字、文物遗存也多，不仅仅是行记而已。虽然我们今天透过这些遗存已很难完全恢复那些鲜活的文化情景了，但作为一个伟大民族的后人，在我们努力开辟新的前进道路时，尽可能地重现我们祖先辉煌灿烂时代的生活图景,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田峰博士对此既有兴趣，并已在其研究的道路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我相信，假以时日，他是一定能获得更大的成就的。峰其勉旃！
是为序。
己亥仲秋于锺山东麓有容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