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篇文章《
唯文化能生生不息：从建国前的党史看当下企业文化建设
》从组织和文化的视角复盘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年代用28年时间席卷天下的赢的逻辑，更多面向共产党精英阶层。对于这个群体而言，他们不但需要知道自己为什么参加革命，而且还要用自己的信仰和言行去发动和影响更多的人参加革命。
搞革命是要掉脑袋的。官方有个统计数据，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死难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及革命群众高达31万，其中共产党员牺牲2.6万——1927年4月下旬全国党员人数57967人。另一个数据是长征出发时红一方面军总人数8.6万，到延安时只剩下7000人左右——而且红军在长征途中还不断补员。
这就衍生出两个问题。一是这么高的死亡率，而且参加革命的条件这么艰苦，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前赴后继参加革命？为什么在武器装备明显落后的情况下，红军依然还有这么强的战斗力？
有很多专家学者站在政治高度给出了看似正确的答案——这其中流传最广的一句话是红军内心有信仰，是为了推翻三座大山和人民幸福而战斗。这些回答站在上帝视角，没有代入当时场景，没有基于现实人性。2004年新华社采访76位老红军为何参加革命，这76位老红军没有一人讲自己因信仰参加红军和长征，而是强调自己是为吃饭而来。估计这个答案让主办方很尴尬，也许他们内心在抱怨，这些老红军怎么这么不讲政治呢？但回过头来想，为了吃饭参加革命就不高尚？有这种想法的人内心连基本的人性都没有。如果红军是由一群连基本的人性都没有的人组成的军队，先不说到哪里去找这么多没人性的士兵，就算真把这些人聚齐了，红军就能走完长征并打胜仗？
站在管理视角，前一个问题涉及红军对劳苦大众亦即兵源的吸引力，后一个问题涉及红军官兵的敬业度，这两个问题看似不同实则合一。
本文站在管理学视角从三个方面解答。
长征那么苦，为何群众还不断自发加入红军？
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决定了红军的兵源主要是来自农村。农民为什么要加入红军？一是当时农民很穷，如占人口总数20%的佃农或赤贫的农民，可谓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不参加红军日子也是过不下去，参加红军至少能吃饱饭，如果运气好还能当官出人头地，这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不曾断绝的根本原因。以上是兵源的主观原因，客观上还要看红军是否值得参加。红军的自身建设做得非常好，到解放战争时期更是登峰造极。
一方面不参加革命就活不下去，另一方面红军本身很好，所以加入红军闹革命就成了那个时代“命不值钱但钱却值钱”的穷人逆天改命的唯二机会
——另一个机会是参加国军吃粮。国军是保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武装力量，而大地主就是压迫他们的人，所以如果一定要在两者之间选一个，那当然是选红军——至少逻辑是这样。
毛本人特别喜欢历史，在汲取历史上农民起义特别是曾国藩治军和苏联的经验的基础上，在井冈山别开生面开创红军，其做法既有继承的一面，如打土豪分田地和用口号和文艺激发士兵士气及组织赤卫队等，但其中也有很多创新点，兹总结如下 。
1.土地革命与打土豪分田地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因有苏联的大额军援，故对以地主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相对温和，并不没收他们的财产。毛领导的红军在经济上不但得不到苏联的资助，而且还要向上海的党中央上交特别经费，
故被迫走上自力更生之路，靠“打土豪分田地”解决生存问题。
具体说就是把土豪的银元类资产充军费，把土地分给穷人种并在后来让种了地的农民交公粮。这和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并没有本质区别，后来被总结为土地革命总路线亦即“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当时农村有七成农民是基本没有土地的贫农，没收地主的土地给贫农种，没收地主的房子给贫农住，没收地主的生产工具如牛等给贫农用，然后组织农民进行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这就是土地革命总路线的白话版讲解。大家如果看过《亮剑》赵刚对国军俘虏的那段经典演讲，就会知道这些政策对贫农甚至国军士兵有着怎样的吸引力。
2.根据地建设
兵民是胜利之本。站在红军角度，
根据地建设的目标是把群众组织起来并且真心实意支持红军、拥护革命，使之成为红军 “真正的铜墙铁壁”。
什么是政治？毛认为，政治就是“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通过土地革命，70%以上的贫农得到了土地、住房和生产工具，他们自然会从心里支持革命。但这不够，因为分地只有一次，在地分到到手那一刻，贫农自然会感恩戴德，但如果后面没有政权组织他们去搞生产、交公粮、闹革命，那么红军就会成为流寇——而这正是毛在《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中所坚决要反对的。
根据地建设由党负责，主要工作是建设政权、组织群众、发展经济和保障供给。根据地的最高形式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虽然当时中央颁布了《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等法律，并在根据地轰轰烈烈地开展土地革命，建设县乡甚至村级政权，然而由于当时主导路线左倾、反围剿任务迫切、政权存续时间短等原因，根据地建设直到抗日时期才全面落地并取得巨大成绩，如政治上的“统一战线”、政权中的“三三制”、经济上的“减租减息”、文化上的“为人民服务”等。
红军在根据地建设上的主要工作，一是攻城略地
，打下县城，消灭敌军，打击豪强，开辟根据地；
二是武装保卫
，这里的武装既包括主力红军，也包装由红军帮助建设但形式上归地方政权指挥的赤卫队，这是根据地赖以存续的关键，在那个时代，没有人民的武装就没有人民的一切；
三是以帮工队等方式帮农民种地
，打造血浓于水、鱼水一家的军民关系。
3.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一共九条，其中七条是处理军民关系的。中国历史上军队扰民的多，秋毫无犯的少。能执行到军民一家，鱼水情深的，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可谓极致。这一条不详细展开讲。
想象一个场景。如果你生活在那个年代，并且是贫农（大概率是，因为贫农占人口总数的七成），一年到头做牛做马般辛苦劳作，自己却吃不饱、穿不暖，还经常被人嘲笑和欺负。这个时候共产党来了，把平时高高在上的地主给打倒了，给你分田分地，还不要你交租（苏区前期这么干），而且在共产党和红军的治理下，贫农居然成了最光荣的人，军队和政权不但不欺负打压你，而且还教你读书写字，给你讲外面的世界和民族的未来。你说你会不会从内心支持革命？再换一个身份，如果你是中农（有二成的概率），这个政权既不但不伤害你，而且还要团结你，和你一起去打你平时只能仰望和羡慕嫉妒恨的地主老财，地主打下来后你的日子在当地可能是过得最好的，你会不会支持？
这就是100年前的农村。这样的红军，这样的政策，农民特别是贫农，能不翘首以盼、夹道欢迎、积极参军？
红军战斗力从何而来？
如前所述，绝大多数红军是为了吃饱饭才参加革命的。然而参加红军不仅死亡率高且还经常饭不饱，衣不暖，这种情况下红军战斗力从何而来？我将其总结为如下三个方面。
1.全面激励
看过《亮剑》和《功勋：能文能武李延年》等电视剧的读者都知道，
红军和志愿军战斗力强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知道自己为何而战。这当然重要，但远远不够。
为什么？我们都知道自己是为自己的幸福而活着，但现实中多少人会为自己的利益而持续奋斗呢？答案是有但肯定不多，否则这个世界就不会有这么多平凡人和伤心事。
红军为什么这么有凝聚力？士兵为什么有这么高的敬业度？我研究的成果如下图。
按马斯洛的需求七层次理论，
当时红军是很难满足士兵的生理与安全需要，但是在归属、尊重、求知、审美和自我实现等高层次需求的满足上，红军做得很好甚至是做到了极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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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需要。
一是以连为单位，天天吃饭睡觉打仗和生活都在一起，经常开会，再加上领导关心，大家长时期泡在一起形成的情感比亲人还亲。二是“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就像佛教戒律一样，时刻提醒自己是为老百姓利益服务的光荣的红军士兵，不能扰民，更不能自行其事。相较于旧式军队更多通过同乡、同学、亲戚等强化人际链接，红军还有两条特别途径强化士兵归属需求，这就是士兵委员会和党组织。思想入党和组织入党在强化党员归属感上做得更加极致，士兵委员会将有专题来讲，这里不再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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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需要。
尊重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士兵委员会的机制打造的官兵一致和一律平等，长官不得打骂和体罚士兵，这从彻底上改变了旧军队的雇佣性质，自己真正成了红军的主人；二是伴随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和打土豪分田地等而来的百姓发自内心的尊重；三是由共产党和红军的荣誉和表彰，以及随之而来的宣传所带来的英雄在部队受到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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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知需要。
相较于旧式军队更多把士兵当成打仗杀敌的工具，红军在以人为本和培训开发上在那个时代做到了极致。《古田会议决议案》指出，红军最迫切的问题是教育，并且在经费极度紧张的情况下还拨出经费用于士兵教育。从这个意义上讲，红军既是一支军队，同时也是一所学校。士兵在这所学校学的内容除军事技能外，还有文化课等多方面的内容，士兵在这里能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关于这一点，下文还将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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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需要。
首先，用今天的眼光看，红军生活和工作的物质环境是很差，但如考虑到红军士兵多来自贫苦人家，所以如果要在这两者之间进行比较，红军应当会更好些。二是红军的音乐和文艺生活丰富，如《古田会议决议案》中提到的捉迷藏、打足球、花鼓剧、音乐、武术等。三是红军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优待俘虏、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士兵委员会和打土豪分田地，士兵能从这些事实中深刻感受到，红军是有理想、有纪律、有前途的部队，这支部队充满了社会上很稀缺而个人又很看重的公平、正义、平等等氛围，这支部队是为劳苦大众翻身和为人民服务而存在（为生民立身），为国家和民族富强而奋斗（为万世开太平），这支部队不但没把自己当成战斗工具而是视人为人、让士兵当家做主。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就决定了，虽然红军的物质条件和工作环境相比白军差很多，红军的薪资待遇比白军差得很远，
但这支军队不但在当时是天底最“美”的组织，甚至可以说是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最“美”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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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实现。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快速晋升，由于军官死亡率高和部队扩张快，所以士兵火线提拨的机会很多，有很多士兵很快就提到了干部甚至是高级干部岗位，如寻淮洲18岁当团队，贺炳炎19岁将团长，林彪25当军团长等；二是荣誉体系，比如勋章、全军模范和战斗英雄等；三是通过打土豪分田地以及诉苦会和理想教育等实践，让普通士兵也能认识到，自己所参加的革命是改天换地的大事，是救苦救难的好事。这些事不是写在书上或几年才有一次，而是天天就发生在身边。这些加到一起，哪怕是普遍士兵，也当然能激发起自豪感、成就感和荣誉感。
上面讲的比较抽象，试想一个场景。
一个出生在农村穷苦人家，从出生就没有希望，只能天天做牛马，也吃不饱饭穿不暧衣，经常被人嘲笑和唾弃的孩子，因为参加了红军，在这支队伍里，不但被人当人看并且受到尊重，而且还有人教他读书写字，打仗之余能唱歌看节目，打仗立功就会受到表扬和晋升，经常有机会去打倒压榨自己和家人的地主，并把地主家的田地分给和自己一样穷的百姓，把地主家的粮发给那些和自己一样饿着肚子吃不上饭的穷人、孩子和老人，能做这种事，即使明天在冲锋中倒下，又有何憾？不就是一条并不值钱的命吗？与其饿死，与其过被人嘲笑和看不起、在贫穷潦倒中过没有希望的一生，还不如去参加红军和闹革命，成了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即使失败甚至死亡也曾经辉煌绽放过。这才是当时绝大多数红军冒着被杀头的危险而参加革命，在枪林弹雨中不顾个人安危而冲锋向前的真实原因，至少从人性看是这样的。
2.士兵委员会和支部建在连上
三湾改编确立支部建在连上，广为人知。
三湾改编还有一项重大制度创新，这就是士兵委员会，不过现在讲的很少。前者自上而下，确保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后者自下而上，保障军队的基层民主；两者一起，共同定义了新型人民军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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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
不同地方、不同时期规定不一。红四军的做法是士兵委员会建在连上，委员会的主席和委员由全体士兵民主选举产生；官长参加士兵委员会，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但官长中的被选者不得超过士兵委员会人数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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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权。
士兵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按陈毅1929年给上海党中央的汇报，主要有五项，即参加军队管理、维持红军纪律、监督军队经济、做群众运动以及士兵政治教育。士兵委员会与军政官长的关系是，士委只能对于某个问题建议或质问，而不能直接去干涉或处理；只能监促官长行动，不能直接干涉官长、裁判官长或决定红军的行动；可以派员参加经济委员会审查军中财政开支，但是不能决定军中财政的支配与使用。仍以红四军为例。三湾改编后的士兵委员会对军官有监督权，军官做错事，要受士兵委员会的批评甚至处分；士兵委员会规定官长不许打骂士兵，废除繁琐的上下级之间的礼节，开会时士兵有说话的自由，经济公开；在部队官兵一致、一律平等，彼此只是职位不同，身份高低一样。秋收起义前军官每顿四菜一汤，和士兵待遇悬殊很大；三湾改编以后干部和士兵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官兵同甘共苦。一个例子是当时连的主要干部都有马，但谁都不骑，打仗时用来驮伤兵，平时则用来驮病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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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
士兵委员会之于中国革命的意义，这里引用三大伟人的原话。
一是毛主席在1965年的一段讲话：“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井冈山精神不仅仅是艰苦奋斗，士兵委员会和支部建在连上意义一样深远。它们都是井冈山革命精神。”
二是聂荣臻元帅：“在红军的领导上，是用最高度的民主方式，用最广泛的民主生活来根除旧军队的习气；使每个人都了解红军是自己的武装，了解革命是自己份内的事。因之在当时，有许多事情并不是命令行事，部队首长与党代表还没有现在这样大的权力，而士兵委员会在连队中却成了最高权力机关，一切问题经士兵委员会决议通过后，就须执行，没有通过就不能执行，甚至士兵委员会可以决定处罚干部。拿今天看来，这岂不是极端民主吗？的确是极端民主化。但当时没有这种宽广的民主生活，就不能彻底推翻旧制度旧习惯，就不能用群众力量来教育群众自己、启发革命的积极性。用群众的力量来教育群众自己，是最有效果的。”
三是粟裕大将：“也许现在的青年人不能体会到官兵平等、废止肉刑这些基本制度所产生的强大威力，因为他们是在人与人的平等关系中成长起来的。而当时，这些基本制度，唤醒了被压迫者长期被压抑着的人的尊严，激发着对未来美好的无限希望，成为大家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牺牲的强大力量。这些新型的制度，是进行政治工作的强大武器。那时对于红军最有力的宣传就是‘红军官兵平等’，‘红军不打士兵’。这简单的语言，对劳苦农民和广大士兵，具有无穷的吸引力，它是红军阶级本质的具体体现。”。
既然士兵委员会这么好，为什么1932年以后在红军被彻底取消，直到1948年在解放战争时间才重新恢复为军人委员会？
而且即使是毛主席如此强调士兵委员会的意义和作用，之后也从来没有发挥毛所期望的功能？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1932年以后中央进入苏区，毛主席对党和军队的影响力大幅降低。二是士兵委员会和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两者有着内生的矛盾，处理这对矛盾对长官的领导艺术有很高要求，并不是所有部队和长官都能驾驭好士兵委员会；即使是毛领导下的红四军，士兵委员会也曾衍生出了绝对平均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等问题，并给红四军造成很大损失。三是民主需要一个土壤，当大环境不利于民主，而且民主激发的士兵打仗积极性在军队打胜仗中所起作用不大时，很容易被放弃和打压。
3.干部以身作则和带头冲锋
红军战斗力强，除上述原因外，干部以身作则和带头冲锋是最重要的。
这一点大家在影视和文学作品看了很多，本文不展开。
边打仗、边教学、边壮大
用企业语言来讲，人民群众是红军的客户，而官兵是红军的员工。管理上看，企业经营两个东西，一是客户，核心要点是通过创新定义顾客并且持续为顾客创造价值；一是员工，核心要点是通过组织创新与激励让员工在岗位上全心全意且高效为顾客服务。两者都基于一个前提，即“我是谁、要干什么”。
对“我是谁”，《古田会议决议案》这样回答
：红军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基于后续发展，对“我是谁”更精准的回答是，红军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子弟兵。前半句强调党指挥枪，后半句强调部队宗旨。
对“要干什么”，《古田会议决议案》这样回答
：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多项重大的任务。这就是红军的三大任务——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后来被发展为“战斗队、宣传队和工作队”，在这三大任务中打仗当然是最根本的。
红军对宣传和教育的重视可从《古田会议决议案》得到印证。（1）决议案共8个部分，其中有4个部分直接教育和宣传相关，文字占整个决议案75%以上；（2）决议案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不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负重大的斗争任务。”，“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的工作。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势力”；（3）即使是在经费和人员极其紧张的情况下，红军都成立专门机构、安排专门人员、拨出专项经费去做宣传和教育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