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儒学为王勃的腾飞插上了一翼，那么，文学就为他插上了另一翼。在王勃的家族里，有一个重要的文学家，那就是他的叔祖王绩。王绩是王通的弟弟，也有很深的儒学造诣，但他更爱好文学，尤其热爱阮籍、陶渊明的诗歌，他自己的生活、行为和创作，也处处效法阮籍和陶潜。他几度出仕，几度归乡隐居，嗜酒成癖，雅好诗文，自名为“东皋子”。他的诗歌清新质朴，善写田园和山林，得陶诗风味，据说曾经得到著名诗人庾信的赞许。王绩的出现，给王氏的家族文化带来了文学的资源。儒学和文学的充分结合，使王氏的家族更能适应隋唐之间文化发展的需要。
王勃有兄弟数人，王勃行三，上有两兄，下有数弟。他与两位兄长的名声十分显耀。史书记载：“勃六岁解属文，构思无滞，词情英迈，与兄勔、勮，才藻相类。父友杜易简常称之曰：‘此王氏三珠树也。’”其中王勮的文才和王勃不相上下，二十岁登科，且仕途比王勃更顺利。其馀诸弟也都以文章蜚声士林。由此可见，王氏兄弟数人，花萼连枝，兰桂竞芳，可谓一门之盛，这不能不说和王氏家族文化的传承有密切关系。
唐高宗麟德年间，右相刘祥道巡行关内，十四岁的王勃上书自陈。刘向朝廷举荐了王勃，随后，王勃又参加了“幽素”科考试，登科后为朝散郎。当时，正值高宗李治刚刚完成封禅泰山的盛举，东都乾元殿也刚刚竣工，王勃就精心构撰了《宸游东岳颂》和《乾元殿颂》两篇文章，用宏博壮丽的辞赋，适时地为天子助兴，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王勃的这种经历，在以“四杰”为代表的初唐文人群体中是有典型性的。“四杰”虽然不都是科举出身，但科举为他们的成名创造了条件。闻一多先生总结“四杰”的特点时说，他们都是“年少而才高”。杨炯，不到十岁，通过了神童科考试，到朝廷的弘文馆进一步深造。卢照邻十多岁时，追随当时有名的学者曹宪、王义方学习文辞，为他一生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二十岁左右，就得到了权贵的赏识。科举时代对文艺的重视，提高了文章的价值。科举，好比是文章的市场，这个市场的建立，为文章诗赋确立了更加优厚的价格。于是，对这一时期的文人来说，培养文学才华就是最重要的事情。以才华高低作为评价人物的标准，也渐渐成为社会上的共识，这就在人才的培育和发掘方面，突破了门第、年龄以及其他的身份限制，无形中促进了人才观念的解放。有才华的文人，可以快速地在文坛、政坛上崭露头角。以王勃为首的“四杰”便是在这种条件下，创造了少年成名的传奇，像一颗颗新星，升起在唐王朝的天空。
高宗之子李贤，时为沛王，对文学颇为喜欢，开府纳士，聘王勃为王府侍读。从“四杰”的履历上看，除杨炯以外，其他三人都在王府中担任过官职。按照唐代的制度，天子的兄弟和儿子可以受封为王。诸王是天潢贵胄，地位崇高，受封之后就可开府，这就需要各类人物来充任府职。刚刚进入仕途的文人和文艺方面富有才华的文人，便成为王府官员的优选。卢照邻曾任邓王府典签，邓王是高祖李渊的第十七个儿子，名叫李元裕。王勃曾任沛王府的修撰，沛王是高宗李治的第六个儿子，名叫李贤，也就是后来的章怀太子。骆宾王曾在道王府任职，道王是李渊第十六个儿子，名叫李元庆。杨炯虽未担任过王府官职，但担任过太子李贤的东宫官。太子是储君，地位高于诸王，与诸王同为龙子龙孙，这一点是相同的。府职虽是朝廷的正式官员，但他们和实际的政治活动是有距离的。因为在君主集权的体制中，这些藩王的政治影响力是受到限制的，或者说，他们是在政治上享受优厚待遇的闲人。府中的王官，只不过是为藩王应付各类礼仪活动提供一些常规性的辅助，为他们的高贵而优裕的生活服务而已。因此，担任府职，在政治上只是临时性的，没有太多的政治内涵和政治前途。
但担任府职对培养和发挥文学才华却是有意义的。毕竟在那个时代，贵族掌握着雄厚的财力，享受着优厚的福利，有更多的机会享受文学的乐趣和艺术的成果。与此相应，文人也想通过“出售”文章来换取社会机遇。在这种条件下，贵族能给作家反馈更好的效益。同时，文人们发挥自己的文学才华，构撰精丽的文章，除了能博得藩王一顾之外，也能利用府职的便利，在上层社会和权贵的周围，进一步建立自己的影响力。这样，府职为那些来自各个社会阶层，来自五湖四海的文人，提供了一个平台，让他们向上流社会潜行，向政治中心潜行。
来到京城，入于王府，“四杰”的声誉更加显赫起来，逐渐被舆论品题为文学的新秀。有些人甚至认为，他们四人的前途不可限量。史书中记载：“时有后进杨炯、王勃、卢照邻、骆宾王，并以文章见称。吏部侍郎李敬玄盛为延誉。”李敬玄为吏部侍郎，掌管官员任免和相关人事工作，他认为王勃等四人“必当显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