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知相伴多少年——敬请赐稿“我与《经济研究》文集”

如果从 1959 年考入西北大学经济系算起，我与经济学结缘已经 60 年。一进校就从老师的口中听到《经济研究》是我国经济理论的顶尖刊物，能在这上面发表文章都是有名的经济学家。 60 年代初，教我们经济统计课的老师吕其鲁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关于劳动生产率的文章，师生的羡慕之情无以言表，既佩服他的名气，更赞赏他的水平，也使自己产生了在《经济研究》上发表文章的梦想。这也是我报考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生的原因之一。谁知，研究生毕业，遭遇了十年文革的浩劫，白白浪费了年富力强时候的大好光阴。真正开始从事学术理论研究，已经到了不惑之年。先天不足，只能加紧努力学习来补救。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经济研究所恢复业务，一方面采取分裂繁殖的办法成立新的研究机构，一方面扩充编制，招兵买马，摆出了大干一场的架式，《经济研究》等四大刊物也批准复刊，新的刊物也陆续创办，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伟大实践推进，中国的经济理论研究也迎来了一个百花争艳的春天。我也有幸赶上了这个好时光，并作为读者、作者和编委，与《经济研究》结下了 40 年的学术情缘。

复刊以后，《经济研究》站在经济改革开放的潮头，引领时代潮流，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突破了思想理论的禁区，反思计划经济、呼唤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为改革开放鼓与呼。我的第一篇独著学术论文《略论自负盈亏》，就发表在《经济研究》 1979 年第 9 期上，文章提出了“自负盈亏是商品经济的经营原则”的观点，破“大锅饭”和“铁饭碗”，倡导企业的盈利责任，为企业改革制造舆论。从那时到现在，以经济改革和发展为主题，本人先后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独著、合作和集体研究文章 42 篇。除了 3 篇文章我曾参与讨论，没有动手以外，其他合作和集体研究的文章都由我执笔撰写和修改定稿。其中，独著 20 篇，占将近一半，大都是本人著述中水平较好的篇章。可见，我在学术研究上出道、成长、开花、结果，有赖于《经济研究》的提絜、扶植和帮助。因此，我对《经济研究》及其编辑是怀着感激之情的。

为了给改革和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中国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进行了第二次经济调整，贯彻实施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为了对经济调整给以理论的指导， 1980 年中央政策研究室主持编写了《学习马克思关于再生产的理论》，作为干部的必读书籍大量印刷。编写组的人员大都是当时的经济学名家，包括林子力、胡瑞梁、田光、肖灼基、曾启贤、刘国光，只有我是初出茅庐的无名之辈。该书包括两大部分，一是为第二卷的三章书每章写一篇解读文章，二是把第二卷原文从 40 万字删节到 10 万字。为了与此相配合，《经济研究》也决定刊发一组《资本论》第二卷的解读文章，编辑部约我写了五篇中的三篇，连续发表。这在《经济研究》的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于是，经济学界的不少人误认为我是一位学富五车的老专家。但是，到了 90 年代初，当我与樊纲等合作出版了《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并独立在《经济研究》上先后发表了《论制度均衡和制度变革》、《总量关系及其制度分析》、《关于地区经济差异的另一种解释》以后，又被经济学界很多未曾谋面的人看作是一个年轻的新锐学者。本人学术面貌的戏剧性变化，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读者对《经济研究》的阅读和关注。

我们原来的经济理论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其理论方法不是立足于人的经济行为假定，而是从社会主义制度的规范性预言出发，因而丧失了对现实经济生活的解释能力和预言能力。于是，在中国经济转型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同时，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家也面临着理论范式的转型问题，即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向现代经济学转型。《经济研究》为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范式的成功转型起到了铺路搭桥、引领推动的作用。上世纪 80 年代中，当我充分意识到研究范式转型的紧迫性以后，一方面认真阅读现代经济学的著作，一方面向熟悉现代经济学的年青人学习，与他们一起讨论，合作研究。《经济研究》为这种转型的学习和实践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当时，我与年青学者合作研究的一些文章，诸如《坚持适度分权方向，重塑国家管理格局》、《我国通货膨胀的诊断》和《我国通货膨胀的治理》、《经济理论创新与经济政策咨询》、《公有制经济的两种运行机制》等，都先后发表在《经济研究》上。可以说，依托《经济研究》这个平台，我比较顺利地完成了理论研究范式的转型，从而大大延长了自己的学术生命，今年已经 80 高龄，仍然能够以新的学术面貌，活跃在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舞台上。

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当笔者在学术上逐渐成长起来，能够独当一面的时候，我申请了两项重大课题：一是“九五”国家社科重点项目《市场化进程中的宏观经济稳定》，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学科目标管理：宏观经济学》，并以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为主体组成研究团队（当时我不是宏观室的负责人），进行集体研究。这一研究活动得到了《经济研究》的全力支持，我与编辑部达成口头协议，每年完成两篇研究论文，在《经济研究》发表，于是就有了从 1997 年第 9 期到 2000 年第 9 期的一组七篇文章。这些文章做得比较认真、扎实，既发挥了每个人的专业优势，又集思广益，汇合了集体智慧，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而且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具体做法是，根据当时经济发展和运行实际，从理论上提出问题，集体讨论选定题目，由专人起草初稿，再交集体讨论，有时往往推倒重来，要写二稿、三稿，最后由我修改定稿。由于连续四年，定期刊发，形成系列，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其中《大调整：一个共同的选择和必然的趋势》、《贸易、资本流动和汇率政策》等获得了理论界的广泛好评，改变了经济研究所 90 年代上半期忙于运动、不做研究的乱象，出现了一种中兴的局面。不仅如此，这些文章写成后，都要搞一篇二、三千字的摘要，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上报中央，供决策者参阅。此后，这一组文章，再加上《疏通传导渠道，改善金融结构 ----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分析》，出版了《政策与体制联动 ---- 市场化进程中的宏观经济分析》一书。

《经济研究》每期都会发表一、二篇重头文章，有的在理论上有重要突破和创新，有的在实践上有一定指导意义，代表了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方向和水平，也成为理论刊物的标杆。我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较强，能够发现和提出一些重要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经济研究》编辑也能慧眼识珠，有的也被作为重要文章发表，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影响。如， 2005 年 2 月，我完成了《人民币汇率问题：升值及其成本收益分析》，文章从改革开放特别是 1994 年汇率并轨以来汇率的变动及其影响提出问题，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计算了引资和进出口的汇率弹性，测算了汇率升值（ 5% 、 10% 、 15% 、 20% ）四种方案对中国引资、进出口、就业和 GDP 的可能影响。文章做得规范、扎实、有理有据，针对性较强，且有较高的学术价值，送给编辑部以后， 4 月定稿，第 5 期就正式发表。当时，正值汇改前夕，文章发表后，央行、税务总局、中财办调阅此文，对 2005 年 7 月的汇改决策，起了一定参考作用。

我学术活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读书和评书。我的第一篇书评文章《再生产理论研究的一个新成果 ---- 评王梦奎著〈两大部类对比关系研究〉》，发表在《经济研究》 1984 年第 3 期上。当时，邢俊芳以《经济研究》编辑和作者夫人的双重身份向我约稿。我提出了条件，书评可以写，但要按照我读后的判断，好则好评，不好则批评。从此也给以后的书评立下了规矩。我一生写了大量严肃的学术书评， 1996 年出版了《张曙光经济学书评集》， 1999 年增订再版改为《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学家 ---- 张曙光经济学书评集》， 2009 年出版了《张曙光文选》五卷本，一本为《评书论人和不同 ---- 学术书评卷》，其中包括了从 1984-2007 年先后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 8 篇书评文章，因而学界同仁送给我一个“批评家”的雅号。这些书评既有与一些著名学者的商榷和讨论，也有对一些学者批评的反批评；既有对年青学者创造的肯定、褒扬和建议，也有对一些大牌学者粗制滥造、错误百出的作品的严厉批评。虽然也曾引起过一些不快，但也有不少令人高兴的美谈。如，周冰教授写了《论公有制经济的行为主体》一文，对《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的理论分析和笔者进一步阐述《大纲》理论思想的文章提出批评，编辑拿给我看，并约我写答辩文章。我写了《经济理论抽象的正确途径 ---- 答周冰先生》，两篇文章一起发表在《经济研究》 1995 年第 12 期。我的答辩文章对周文提出了严厉的反批评，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引用周文作结，把他的批评还给了他自己，同时还加了一句，批评周文“连一个像样的问题也解释不了”。这场争论传开后，大大提高了周冰在南开大学和学界的声誉和影响。真是不打不成交，我也和周冰成了好朋友，我支持我的二女儿报考周冰的研究生，周冰著文参加了我主编的《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 3 集，我夫人有病住院，周冰夫人专程来京看望，周冰调到浙江财大以后，我去杭州出差，周冰夫人开车专程接我到他在下沙的新居做客。

鉴于我在学术活动中的作用，从 1996-2012 年，编辑部破例让我这个没有任何职位的人担任了《经济研究》编委，我也尽到了编委的职责。经济学界的一些人向我表示祝贺，认为这是对我个人学术水平的认可，也是《经济研究》学术定位的一种体现。

我与《经济研究》的交往并非完美无缺，诸事顺利。我的文章也有被拒绝的时候。 2009 年 5 月，我撰写了《国际金融危机对宏观经济学的挑战 ---- 从现实经济运行中提出的问题》一文，文章提出了一些新的思想，并从四个方面加以讨论：一，收入与价格；二，周期问题和结构问题；三，实体经济和货币虚拟经济；四，一国开放经济和一体化中的一国经济。但文章的不足也很明显，由于我的英文是跟广播自学的，水平有限，且忙于别的事情，对当时国际前沿文献阅读不够，《经济研究》根据匿名评审人的意见退稿不用，完全符合学术规范。也有文章，如《外汇储备持续积累的经济后果》，评审人提出不同意见，我进行解释和答辩后，《经济研究》也发表了。这也是作者与编者正常的学术交往。我与《经济研究》编辑部曾经发生过多次争论，有的争论还比较激烈，这也是学术生活的常态。例如，《经济研究》 2007 年第 9 期发表了《试析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并存》一文，错误比较严重，我向主编写信对此提出严肃批评，经过来往多次讨论和进一步查证，编辑部于 2008 年第 7 期发表《通告》，撤销该文，为净化学术场域和改善学术生态做出了重要贡献，也维护了学术刊物的声誉。

人生有缘来相会。作为一名经济学者，有缘结识《经济研究》这样高水平的理论刊物，的确是三生有幸！能够在这样的平台上淋漓尽致地表演一番，不管表演的水平如何，都是人生的一大快事！

再次感谢《经济研究》及历届的编辑。

附录：在《经济研究》发表的独著、合作和集体研究成果目录：

1， 常州市“大集体”所有制工业调查， 1978 年第 11 期，与乌家培、张守一合作。

2， 略论自负盈亏， 1979 年第 9 期（《新华文摘》转载，收《经济改革文选》第 1 集）。

3， 有的放矢地学习《资本论》第二卷， 1980 年第 5 期。

4， 《资本论》第二卷的地位、结构和方法， 1980 年第 6 期（收入《〈资本论〉研究》第 1 集）。

5， 学习马克思关于资本循环的理论， 1980 年第 10 期。

6，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效果一般理论问题的讨论情况， 1980 年第 6 期，署名张根学，与张问敏合作。

7， 讲求经济效果是组织和管理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原则， 1980 年第 7 期（座谈会发言）。

8， 企业化、专业化、技术改造 ---- 天津色织公司调查， 1982 年第 8 期，与朱嘉明、郑友敬合作。

9， 把劲头用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上， 1982 年第 12 期，（座谈会发言，《经济学文摘》转载）。

10， 试论国民收入与社会总产品和工农产值同步增长， 1983 年第 10 期（《光明日报》、《新华文摘》转载）。

11， 再生产理论研讨的一个新成果 ---- 评王梦奎著《两大部类对比关系研究》， 1984 年第 3 期。

12， 略论政策性计划， 1985 年第 9 期。

13， 坚持适度分权方向，重塑国家管理格局 ---- 几年来财政体制与宏观管理改革的回顾与思考， 1987 年第 6 期，与杨仲伟、韩制能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摘报）。

14， 我国通货膨胀的诊断， 1988 年第 4 期，与杨仲伟、韩制能合作。

15， 我国通货膨胀的治理， 1988 年第 6 期，与杨仲伟、韩制能合作。

16， 我国通货膨胀问题的综合治理， 1989 年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