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义和团忠于大清吗？
之二：失控的义和团与玩火的清政府
之三：慈禧相信义和团的神术吗？
之四：愚昧的力量
外一篇：“三品以上皆浑蛋”
义和团的愚昧，主要表现为无知。抛开知识，他们——尤其那些领袖（大师兄）——的头脑，其实相当好使，充满了农民的狡狯和流氓的阴险，最擅长欺软怕硬、恃强凌弱、瞒天昧地、见风使舵、说一套做一套，打不过跑得过等。譬如口号是一回事，行动则是另一回事，打洋人是一种战术，打清军是另一种战术，打老百姓则换了第三种战术。不过，不管怎么变脸，怎么转向，其要义，始终不脱一个“利”字（相比权力，义和团更看重利益）。所谓斗争路线，无非是趋利避害，所谓斗争策略，无非是一盘生意经。
人之好利，无可非议。只是第一得言行如一，不可两面三刀；第二该获之有道，不可强取豪夺。义和团一面以“毋贪财”为规矩，一面却无比贪财，其贪婪程度，雁过都要拔毛，敛财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民众深受其害，遂作歌谣讽刺道：“大师兄，大师兄，你拿表，我拿钟；师兄师兄快下体，我抢麦子你抢米。”“义和团，快上法，瞅瞅银子假不假。义和团，快上法，有骡子，不要马，有银子，不要粮食。”华学澜《庚子日记》记录了这些民谣，并感慨义和团已经号令不行，“民虽愚不能大为所惑，可见左道之不足恃也”。
义和团敛财的手法，归结起来，不外乎欺骗、勒索和抢掠三种。据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针市街桐发祥客栈被拳匪围住，开枪向院内轰击，谓内有奸细。其中所有桌椅，并所存之货，与团扇壶碗玩物等件，皆雇人用手车运至坛中。从栈内搜出铁银柜一个，指以示人曰，此系地雷。随抬至僻静处，砸开柜门，将银分取一空。”这两个故事，一者是抢，一者是骗，对比可知后者之文明，看来这些团民还是有所顾忌。
欺骗是最低级的手法，并不常用。勒索要流行一些。义和团勒索，大抵可分两类，一是勒索教民以及与洋务有关（如通西学、懂英语）的人士，这些人被唤作二毛子、三毛子，皆处于“灭洋”的刀刃之下，不给钱便可杀之，有时给钱了也杀；二是勒索非教民，其手法，无外乎诬其为教民，责令出钱消灾，否则照杀不误：“凡有富厚之家，指为教民，则所掠无算。”“凡地方富室，概指为洋教，焚劫杀掠，凶横异常。”更有甚者，干脆放弃了“灭洋”的旗号，直接恐吓以利器。义和团在北京，曾洗劫大学士孙家鼐家，所过之处，片纸不留，孙公子被剥得只剩下一件短衫，即便如此，团民犹未满足，枪指孙家鼐，继续要钱，不然将以子弹相饷，孙家鼐无奈，只能告知金银所藏之处，这帮人才满意而去。
相形之下，无论欺骗还是勒索，往往事倍而功半，远不如抢掠痛快。故而义和团最喜抢掠，官也抢（连支持义和团的大学士徐桐家都不放过），民也抢，教民也抢，非教民也抢。试看时人的记述：“京畿村市，无论民教，概被团党抢劫焚毁。”“各处城厢大小街巷，所有天主、耶稣奉教之人，尽被团匪搜拿砍杀不绝，而家产皆抢掠焚毁一空。”“各京官住宅及殷实富户无不被掠一空。其先至者，蜂拥入室，以刀破箱，出衣物于庭中，拣佳者取以去。甫去而他兵又至，则取其次者。约七八起而衣物告罄矣。其银票等物，亦必搜攫净尽。其或闭门不纳者，兵即逾垣而入，放枪无数以恐吓之，然后饱掠以去。设与争论，即被击毙。如所掠尚不满意，即火其居。”
与抢掠相随，一是烧，二是杀。不知义和团和火神有什么亲密关系，团民对于纵火，有一种病态的热爱，这堪称他们区别于同侪的一大特色。《西巡回銮始末记》有“兵匪焚掠京师记”一节，半数文字，皆以火为主题：
农历五月十六日，“忽四处起火，崇文门内所有教堂皆焚”，“又烧灯市口及勾栏胡同等处洋房，火光甚盛，直至天明，犹然烟焰满天，余火未息。”
十八日，“复焚顺治门外教堂。其大栅栏等处教民所开之店铺数家，亦遭焚毁。”
十九日，义和团进攻使馆失败，死伤惨重，自顾逃遁不暇，故未纵火。
二十日，“火光又复大作，烟焰蔽日，作淡黄色。盖大栅栏有老德记药房，为西人所开者，拳匪往焚之矣。已而西南风大作，以致延烧四处：东尽前门大街，西尽煤市街，南河沿，又逾河而至月墙，两荷包巷，正阳门城楼亦被延及。是日共计被焚店铺不下四千余家。至翌日，火尚未息……。”“自此以后，无日不火光烛天，非焚教堂，即焚教民之居室。”
二十五日，“中国银行及银元局火起，火光熊熊，自东而西。”
二十七日，“台基厂及交民巷东首火光又起，一路延长如龙。”“越数日，翰林院复被焚烧，所有古书典籍，亦皆片片作蝴蝶飞。”
……
需要注意，烧杀抢掠的义和团不乏同道，清军如此，稍后打进天津、北京的八国联军同样如此：“洋兵在津城内外抢掠各大户以及当典之类，各官署所积现银亦均为洋兵所得。”所以这场战争，适用于那句“春秋无义战”。到头来没有赢家，最大的输家则是无辜民众。战事过后，华屋高堂，尽作残垣断壁，锦绣繁华之地，沦为瓦砾纵横之场。
再说义和团的贪财，可以其领袖张德成为案例。张德成与其所创的“义和神团天下第一坛”兴起之后，一贯“肆行讹索”“肆意劫掠”。他曾趁清军与八国联军激战之际，先后率团民抢掠天津三井洋行、仁记洋行，并绑架萨宝实洋行掌柜及其兄弟子侄九人，勒索白银一万两。天津陷落，他席卷巨资逃去，至王家口，依然牛气冲天，贪得无厌，盐商提供了二人轿子，他不肯乘坐，非要八抬大轿，摆出盛宴，他说不能下箸，推席而起，导致“村人愤甚，乃共谋刺之，共捕德成”，最终将其乱刀剁成肉酱（罗敦曧《拳变馀闻》）。义和团大师兄最终死于民愤之下，不啻是一记警钟，然而我更愿意视之为一个意味深长的政治隐喻。
话说回来，义和团本身并不讳言其运动目的便是为了发财。据侯宜杰先生考证，山东、河北各地义和团煽动百姓之时，都直接打出“发洋财”的旗号：“今焚烧教堂，收没二洋人（指教民）资产，报仇泄恨，以图富贵，千载一时也。”“……定要把本村和贾家疃天主教人完全灭尽，均分他们的财产。”团民唱道：“大师哥，快上堤，抢完麦子抢大米。”至于这些论调能否构成义和团的主流，熟悉革命史的朋友心中自有一杆秤。大体而言，动员群众闹革命，两大由头最好用：一是仇恨，二是利益。
当仇恨染红了眼睛，利益蒙蔽了心灵，义和团的劫掠行径，已经无可阻挡。清政府曾试图管束，所制定的义和团团规，明令禁止讹诈、烧杀抢掠，要求“各团师兄杀死教匪后，查明房间系教匪产业，应即封闭入官，不可烧毁，所有一切什物，应查抄入官，变价充公，不可喝令抢夺；如系他人产业，应从宽免其究问”。可惜此时朝廷被义和团的洪流所裹挟，并无权威和执行力可言，也许考虑到了这一点，团规有意选择诉诸“佛法”而非皇权，然而佛法的诠释权，恰恰掌握在义和团手里，因此，这些规定的效力，还不如义和团的一张画符，其唯一价值，即作为具文，暗示义和团烧杀抢掠之疯狂，为那段狂暴的历史留下了一个无力的注脚。
补记：
义和团之“诈”，表现于敛财一面，远不如打仗一面显著。《天津一月记》曾详述其战术：“团与洋人战，伤毙者以童子为最多，年壮者次之，所谓老师师兄者，受伤甚少。传言童子法力小，故多伤亡。年壮者法力不一，故有伤，有不伤。老师师兄则多神术，枪弹炮弹近身则循衣而下，故无伤。人多信之。有观其后者，归语人曰：临阵以童子为前队，年壮者居中，老师师兄在后督战，见前队倒毙，即反奔。”可以顾恩瀚《竹素园丛谈》所记为参照：“……最可悯者一般无知小儿女，女习红灯照，儿习避枪弹咒语。红灯照者，谓灯光可灭洋舰也。洋兵始以一群顽童，不忍放枪，而若辈以为大毛子（指洋人为大毛子，教民为二毛子）惧己，挺刃冲锋。洋兵乃放枪一排，群孩应声倒，洋兵即未续放，诸孩亦即相率逃避，不敢复进。”
2017年2月2日
供《中国经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