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2丨郭桂坤：《 司马光〈通鉴举要历〉探析——基于国图藏〈资治通鉴残稿〉的考察》

《资治通鉴残稿》

司马光《通鉴举要历》探析

——基于国图藏《资治通鉴残稿》的考察

郭桂坤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13年第04期】

凡对中国古代史学史稍具常识者，几乎皆知《资治通鉴》有配套的《目录》与《考异》二书。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进上《通鉴》及《目录》和《考异》后，司马光还以衰朽之躯，打算就《通鉴》删改出一部《通鉴举要历》来。因动笔不及两年，温公即撒手人寰，所以该书并未修成，只留下了八十卷未完稿。虽然该稿在南宋时期曾经刊刻过两次，但传布不广，知者甚少。南宋以后，已罕有人提及，似亡佚已久。因此，我们想要了解《通鉴举要历》一书之面貌，颇有无从措手之感。

幸运的是，收藏在国家图书馆的一件司马光手稿，很可能就是温公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奋笔起草的《通鉴举要历》稿中的一篇。从中我们可以窥测《通鉴举要历》一书的整体规模以及删削原则等信息，同时对其亡佚原因稍作分析。

国家图书馆藏有司马光手书原稿一卷，工作人员曾将之定名为《资治通鉴残稿》。该稿正文内容主要述及东晋元帝永昌元年（322）王敦之乱等相关史事，与《资治通鉴》的内容密切相关。故正文后所附古人跋语，即多以其为司马光在编修《资治通鉴》过程中所拟草稿。

为便于学者参考，1961年文物出版社将该残稿影印出版。在前一年为该稿所写跋语中，赵万里表示：“史称《通鉴》初名《通志》，仅八卷。宋英宗时置局秘阁，重新编辑。书成，神宗赵顼给它取名叫《资治通鉴》。因此，我们推测这是作者根据多种史料构成完整体制的最初形式。这个卷子，如果不是《通志》，就是《通鉴》的初稿了。”赵先生这里的表述稍显含混，但其核心思想还是不难理解，即这件所谓的《宋司马光通鉴稿》就是《资治通鉴》的初稿。

文物出版社影印该手稿的初衷，果然很快就得以实现。同年，国内就掀起了《资治通鉴稿》研究的热潮。翦伯赞首先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很多宋元人的题跋都说这个手稿是《通鉴》的初稿，我看这不是《通鉴》的初稿，只是《通鉴》的一个提纲，而且不是最后的提纲”，“它说明了司马光对于《通鉴》的编写，不只是在事后修改润色，而是一开始就抓提纲，不仅抓总提纲，而且抓每年的提纲，至少抓重要年代的提纲”。受到翦伯赞看法的影响，李正中也认为这件手稿是一个提纲，不过“根本不是‘通鉴’的一个提纲，而是司马光早期编写‘历年图’的提纲”。

翦伯赞

与翦伯赞和李正中的见解不同，卞僧慧干脆地否定了该手稿是“提纲”的说法。作者认为，司马光领导的这个编修集体中每一个参加编写的人，都具备独立处理历史问题的能力。如果有了提纲，“一定是费力多而成功少，既不必要，又不可能，更严重的是它划出了许多小圈圈，妨碍全面地、系统地搜集资料”。因此，《通鉴》编修过程中应该不存在写作提纲，只是在其成书后，为了阅读方便才编写了阅读提纲《通鉴目录》。至于流传下来的这件《资治通鉴残稿》，卞僧慧认为它“不能给旁人作丛目，修长编，以至自己写定稿时参考用，而是一个提示，是供给专司抄写的书吏用的”。为此，作者还给出了自己对该稿“删改”及“誊清”过程的“设想”。应该说，卞僧慧判断此残稿必定是司马光针对某种底本所作的删削提示稿，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进步。它可以有效地解释，为何手稿中频频用“云云”来替代最先阅读此稿之人（包括司马光自己）所心知肚明的那些内容。

王曾瑜在讨论《通鉴》的编纂方法和步骤时，认为《通鉴》编纂经历了一个先标“事目”再作“丛目”的过程，“事目”是提纲索引，流传至今的司马光《通鉴稿》即属“事目”一类。杨正基在文中曾提及“从洛阳所存《通鉴》遗稿和司马光对《唐纪》草稿卷数的说明等情况看，上文引述的司马光编书的指示在书局是准确执行了的”。结合他对丛目特性（即原始性、概括性、完备性）的概括，我们不难推知作者是将这件残稿视为《通鉴》成书过程中所编“丛目”的一部分。当然，两位学者都只是在文章中顺带提及了这件残稿，我们并不完全清楚他们对其定性的依据。

1986年，邬国义发文将学术界截止当时对残稿性质的意见归纳为六种：认为它是《通志稿》；认为它是《历年图》的提纲；认为它是《通鉴》的初稿；认为它是司马光删改《通鉴》长编供给专司抄写的书吏用的一个提示；认为它是《通鉴》的提纲；认为它是《通鉴》的事目。作者认为这六种说法均有扞格难通之处，都不能圆满解释这件残稿与《通鉴》的联系。有鉴于此，作者参考《通鉴》的相关内容对残卷进行了对照复原，确证该手稿是《通鉴》成书后的删削提示稿。更有进者，作者判定这件残稿的最终目标如果不是《通鉴节文》，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通鉴举要历》。

邬国义的这篇文章，通过逐字核对残稿中所存与今本《通鉴》可资对照的内容，已经从内证的角度比较充分地证实了这件残稿是《通鉴》成书后的删削提示稿。近来，李全德将残稿中的范纯仁书信内容与被割裂而单独流传的所谓《轩驭帖》进行拼合复原，考订范纯仁写信的时间当为元丰七年九月十一日。这个时间，距《通鉴》全书告成，只有两个月。而《通鉴·晋纪》这一部分的撰进，早在熙宁四年九月至熙宁七年十一月间。因此，李全德也断定起草于范纯仁书信之上的司马光手稿，不可能是《通鉴》的初稿。我们认为，范纯仁书信起草时间的确定，又从外证的角度否定了上揭邬文中所列举的前人给出的六种可能性，证实这件残稿是《通鉴》成书后才由司马光起草。

残稿中有赵汝述所题跋文谓：“温公起《通鉴》草于范忠宣公尺牍，其末又 草也。幅纸之间，三绝具焉，诚可宝哉！岐国汝述明可识。”赵氏是将残稿的内容划分为司马光所起《通鉴》和《谢人惠物状》草稿以及范纯仁所写尺牍这三大部分，称之为“三绝”。通过前文的学术史梳理可知，截止目前，司马光所起《通鉴》草稿以及范纯仁所写尺牍这“二绝”已经得到了比较妥帖的解释。不过，《谢人惠物状》草稿这剩下的“一绝”，还未见有学者专门进行过探讨。实际上，这一部分内容之性质的确定，也可以帮助我们判断《通鉴》删削提示稿的起草时间。

据《谢人惠物状》草稿月日前保留空格等书式以及“具位厶”等表述，可知其内容应该是司马光所草的一件书仪，而非准备发给特定对象的书信的草稿。并且我们注意到，残稿中“照”字旁边有一个特殊符号。根据学者研究，这应该是用于提示抄手注意此前空格的界隔符号。也即是说，司马光起草的这件书仪，后面应该还需要进一步抄录整理。那么，其用途何在呢？

根据苏轼所撰《司马文正公行状》，司马光留下的著作中包括“《书仪》八卷”。由此不难推知，前件所谓《谢人惠物状》，实际就是司马光为写成《书仪》所起草稿的一部分。今本《司马氏书仪》“私书”部分，恰好保留有一篇《与平交平状》。两相对照，可知在最终成书时，司马光还进一步将原先所拟起居、陈贺、陈谢等书仪草稿加以了整合归纳。

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篇《与平交平状》前面即是《上尊官问候贺谢大状》，针对其中的“谨状”一语，司马光给出了一条注文，谓：“旧云‘谨录状上，牒件状如前，谨牒’，状末姓名下亦云牒。此盖唐末属寮上官长公牒，非私书之体。及元丰改式，士大夫亦相与改之。”也即是说，在司马光看来，“谨状”这样的表述用于私书，乃是“元丰改式”以后才逐渐流行起来的。

可与司马光上述说法相互补充的材料，出自庞元英的《文昌杂录》。其谓：

余昔知安州，见时丙推官言：“ 罗恺初及第，郑獬在翰林，以诗贺之。恺以公状为谢：‘ 具位。诗一篇。右，伏蒙尊慈，特有宠惠，感荷之至，但切下情。’ 郑云：‘ 赖此诗不是公用？’ 都下莫不传以为笑也。”

根据其墓志铭的记载，可知罗恺进士及第是在“嘉祐二年（1057）春”，且是宋仁宗临轩亲试擢为“第三”。也即是说，《书仪稿》中“伏蒙尊慈，特有颁赐”以及“感佩之至，但积下情”这样的表述，在仁宗嘉祐年间人们的常识中，一般还只适用于“公状”。其转入“私书”，很可能与前述的“谨状”同步，也是在“元丰改式”的背景下完成的。

《司马氏书仪》“表奏”目下说明文字云“元丰四年十一月十二日中书劄子据详定官制所修到《公式令》节文”，据此可知所谓“元丰改式”的时间就是元丰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换句话说，前揭《书仪稿》的起草时间，就不应当早于这个时间。考虑到“相与改之”还需要一个过程，则固定成新的书式的时间则应该更晚。

五代诸纪的完成，标志着《通鉴》全书的功毕。这个时间节点，应该是在元丰七年十一月。而通过唐、五代诸纪结衔分析，也可看出《通鉴》的最后部分确是“促修成书”的。在此种背景下，司马光再铺开新的写作项目，我们认为可能性非常之小。这也就意味着，前揭《书仪稿》的起草时间，还可以尝试着进一步推定在元丰七年十一月《通鉴》全书完成以后。自然地，将《书仪稿》裁剪裱糊以后进行二次利用的时间，几可认定不能早于元丰八年。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国家图书馆所藏这卷《资治通鉴残稿》，确实当如邬国义所判断的那样，是《通鉴》成书后司马光才起草的一份删削《通鉴》的提示稿。因此，将其定名为《资治通鉴残稿》，就不够确切。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对其进行定名呢？以下，我们试从目录学的角度入手加以剖析。

邬国义曾经在其论文中推测，这件所谓的《资治通鉴残稿》“如果不是《通鉴节文》，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通鉴举要历》”。正如邬先生已经注意到的那样，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既记载了“《通鉴举要历》八十卷”，又著录了“《通鉴节文》六十卷”，然而针对后者又特地注明：“右题司马温公自钞纂《通鉴》之要，然实非也。”《朱子语类》亦提到过胡安国父子的一段对话，谓：

明仲看《节通鉴》。文定问：“当是温公节否？”明仲云：“豫让好处。是不以死生二其心，故简子云：‘真义士也！’今节去之，是无见识，必非温公节也。”

如下文将会论及的那样，胡安国自己肯定知道所谓《节通鉴》是一部伪书。此处他对儿子胡寅发问，显然有考校之意。胡寅的回答，则是通过一个具体的例证，判定此书绝非司马光所节，而是“无见识”之人假温公之名以节《通鉴》而形成的一部伪书。当然，朱熹本人亦有自己的独立判断，称：“温公无自节《通鉴》。今所有者乃伪本，序亦伪作。”

论者或谓，胡安国、晁公武、朱熹等皆南宋时人，何以遽断北宋时司马光没有钞纂《通鉴》之要而成《通鉴节文》或是《节通鉴》一书呢？针对晁公武的判断，张煦侯在《通鉴学》一书中即称：“（《通鉴节文》）今既亡佚，遂无以判其然否。”邬国义亦表示：“《通鉴节要》一书今已失佚，因此现在无从判断晁氏的话。”

其实，晁公武之所以敢断言司马光没有钞纂《通鉴》之要而成《通鉴节文》一书，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自然就是他见到过司马光真正举《通鉴》之要而成的“《通鉴举要历》八十卷”。如晁公武所言，其所著录者主要是南阳公井度所贻以及自家旧藏，并且他本人“日夕躬以朱黄，雠校舛误”，“终篇，辄撮其大旨论之”。因此，晁公武对《通鉴节文》和《通鉴举要历》性质的判断，自有其权威性。

至于胡安国和朱熹二人，他们对出自司马光之手的《通鉴举要历》一书，肯定也了如指掌。胡寅在《先公行状》中云及：

（公）每患史传浩博，学者不知统要，而司马公编年《通鉴》正书叙述太详，《目录》首尾不备，晚年著《举要历》八十卷，将以趋详略之中矣，然尚有重复及遗缺者，意司马公方事笔削，入秉钧轴，寻薨于位，不得为成书也。 遂略用《春秋》条例，就三书修成一百卷，名曰《资治通鉴举要补遗》，自为之序，以广司马公愿忠君父、稽古图治之意。

其中对司马光著《通鉴举要历》八十卷以及胡安国修《资治通鉴举要补遗》一百卷的缘由进行了扼要介绍。据此可知，胡安国是在精读司马温公《通鉴》、《目录》及《举要历》三书的基础上，才修成了续补《举要历》的《补遗》一书。显然，胡安国断定《通鉴节要》为伪书的理由，是直接而充分的。

朱熹在乾道壬辰（1172年）夏四月甲子所书《资治通鉴纲目序》中云：

先正温国司马文正公受诏编集《资治通鉴》，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语，别为《目录》三十卷并上之。晚病本书太详，《目录》太简，更著《举要历》八十卷以适厥中，而未成也。至绍兴初，故侍读南阳胡文定公始复因公遗稿修成《举要补遗》若干卷，则其文愈约而事愈备矣。然往者得于其家而伏读之，则犹窃自病记识之弗强，不能有以领其要而及其详也。故尝过不自料，辄与同志因两公四书别为义例，增损檃括，以就此编。

也即是说，朱熹又是在司马温公《通鉴》、《目录》、《举要历》三书以及胡安国《资治通鉴举要补遗》一书的基础上，和弟子一起“别为义例，增损檃括”，最终完成了《资治通鉴纲目》。显然，朱熹敢于遽断“温公无自节《通鉴》”并称“今所有者乃伪本，序亦伪作”的理由，同样是直接而充分的。

不止如此，在朱熹完成《资治通鉴纲目》后十年，司马光曾孙司马伋知泉州。在重刻曾祖所撰《资治通鉴举要历》后，还请朱熹写过一篇《后序》。接下来，我们就根据这篇《后序》提供的线索并结合相关史料，对《通鉴举要历》的撰写动机及流传刊刻等情况进行一番简要的梳理。

洪迈《容斋随笔》卷四“张浮休书”条提到：“温公尝曰：‘吾作此书，唯王胜之尝阅之终篇，自余君子求乞欲观，读未终纸，已欠伸思睡矣，书十九年方成，中间受了人多少语言陵藉。’”胡三省亦云：“公自言：‘修《通鉴》成，惟王胜之借一读，他人读未尽一纸，已欠伸思睡。’是正文二百九十四卷，有未能遍观者矣。”二者都提及《通鉴》修成以后，除王胜之外再无人通读，其他人甚至开卷展读即昏昏欲睡。面对这一现实，司马光不免感到失落。或许是受到类似说法的影响，晁公武在为“《通鉴举要历》八十卷”写解题时即称：“公尚患本书浩大，故为《举要》云。”

《容斋随笔》

晁公武的这个说法，并没有错，但稍嫌不够全面。根据前揭胡寅在《先公行状》中所言“而司马公编年《通鉴》正书叙述太详，《目录》首尾不备，晚年著《举要历》八十卷，将以趋详略之中矣”，以及朱熹在《资治通鉴纲目序》中所述“（温公）晚病本书太详，《目录》太简，更著《举要历》八十卷以适厥中”，可知司马光之所以在《通鉴》进上以后又撰修了《举要历》，不仅是因为考虑到《通鉴》本身规模过大，同时还虑及《目录》过分简略。朱熹在《资治通鉴举要历后序》中亦持此论，称：“然公之意犹惧夫本书之所以提其要者有未切也，于是乎有《目录》之作，以备检寻。既又惧夫《目》之所以周于事者有未尽也，于是乎有是书之作，以见本末。”

不过，正如胡寅在《先公行状》中所言，司马光“方事笔削”之际，却又不得不“入秉钧轴”。并且如前文所及，这一阶段他还要兼顾《书仪》等著作的整理定稿。因此，司马光在逝世之前仅一年多时间内所撰《通鉴举要历》八十卷，只是一部“不得为成书”或“未成”的未完稿。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加之如朱熹在《资治通鉴举要历后序》中所说“而党论继作，科禁日繁”，所以这部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既未及以闻于上”，“又不得以布于下”。《直斋书录解题》卷四著录“《通鉴举要历》八十卷”，解题则云：“司马光撰《通鉴》既成，尚患本书浩大难领略，而《目录》无首尾。晚著是书，以绝二累。其稿在晁说之以道家。绍兴初，谢克家任伯得而上之。”可知司马光这部《通鉴举要历》的手稿，后为晁说之所得，一直秘藏于家，外界无人得见。故朱熹在《资治通鉴举要历后序》中亦称“是以三十余年之间，学士大夫进而议于朝，退而语于家，皆不克以公书从事”。

按照朱熹《资治通鉴举要历后序》所述，接下来北宋朝廷因为“谗谀得志，上下相蒙”，所以“驯致祸乱”，最终酿成了“靖康之变”。南渡以后，统治者认识到司马温公从前“所陈”，至此“符验章灼”，故要求官民将“出于煨烬之余”的司马光著述进呈朝廷，以“启迪天衷”而“助成皇家再造之业”。可能正是在这一“宣取”的背景之下，谢克家遂将自己所有的《通鉴举要历》手稿“投进”给了朝廷。故前引《直斋书录解题》中会言及“绍兴初，谢克家任伯得而上之”。王应麟在《玉海·艺文》的注文中亦谓：“绍兴初，资政学士臣克家上之。”是书甫一进上，朝廷即命令清源郡将司马光的文集和《通鉴举要历》八十卷一并刊刻。彼时参知政事谢克家还为《通鉴举要历》写了一篇序言，交待“其删述本指、传授次第以及宣取投进所以然者”。据此我们不难判断，胡安国撰《资治通鉴举要补遗》和朱熹修《资治通鉴纲目》时，参据的应该就是这个闽刻本。前揭胡寅和朱熹之所以对《通鉴举要历》创作动机的表述高度一致，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信息来源是一致的，都是来自于“绍兴参知政事谢公克家”为《通鉴举要历》闽刻本所写的序言。

朝廷最初刊刻《通鉴举要历》想要达到的目标为“而其摹印诵习，又得以垂法戒于无穷”，然而现实是世人并不买账。因此这个闽刻本《通鉴举要历》“传布未甚广”，其板片在转移的过程中还经历了一场“放失”的风波，即朱熹所说“而朝命以其版付学省，则下吏不谨，乃航海而没焉”。即在将闽刻本《通鉴举要历》的板片由泉州海运至临安的过程中，因为小吏不够谨慎，导致其漂没于海里。幸亏淳熙九年时，温公之曾孙司马伋知泉州，从一过客那里获得其所藏的《通鉴举要历》初刻本，得以镂板重刻。最终在淳熙十一年功成，形成了新的闽刻本《通鉴举要历》。

经过前述的梳理，则我们知道司马光所撰《通鉴举要历》（或称《资治通鉴举要》《举要历》《举要》）八十卷传承有序，可以确证是司马光晚年所撰。苏轼所撰《司马文正公行状》中总结司马光一生的著述，其中提到了“《通历》八十卷”。很显然这里的《通历》，也是《通鉴举要历》的一种省称。至于诸书所著录的《通鉴节要》（或称《通鉴节文》、《节通鉴》等）六十卷，则是他人假讬温公之名而撰的一部伪书。因此，国图所藏的这件司马光手书的所谓《资治通鉴残稿》，只可能是《通鉴举要历》的草稿，宜定名为《通鉴举要历稿》。

朱熹在《资治通鉴举要历后序》中曾提及：“熹窃闻之，《资治通鉴》之始奏篇也，神宗皇帝实亲序之，则既有‘博而得要，简而周事’之褒矣。”核神宗御制《资治通鉴序》，确实有“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之誉。尽管赐序是在治平四年十月，当时神宗能够看到的还只是《通鉴》周秦至汉魏部分的前70卷而已。但考虑到《资治通鉴》编修过程中“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我们认为即便神宗阅览书成后的整部《通鉴》，仍会不吝予其前述表彰。可资佐证的是，神宗在《通鉴》修成后的《奖谕诏书》中即谓：“史学之废久矣，纪次无法，议论不明，岂足以示惩劝，明久远哉！卿博学多闻，贯穿古今，上自晚周，下迄五代，发挥缀缉，成一家之书，褒贬去取，有所据依。省阅以还，良深嘉叹！”显然，对于《通鉴》的“纪次”和“去取”，神宗都是非常满意的。司马光也最终实现了“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的初心。

然而，我们愈是相信《通鉴》已经做到了“精粗不杂”或者是“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就不得不愈加担忧对其进行“笔削”或“删述”后形成的《通鉴举要历》，岂非很容易就成了“精粗不伦”或者“博而不得其要，简而不周于事”的面貌？朱熹的观感，似乎恰好就坐实了这种推测。

尽管朱子碍于司马伋的情面，在《后序》中并没有对《通鉴举要历》提出批评，相反还对温公“反复再三而不能自已之心”提出了表扬，称：“盖公之所以爱君忠国、稽古陈谟之意，丁宁反复，至于再三而不能已者，尤于此书见之。”不过究其实者，他对于司马光所撰《通鉴举要历》以及胡安国接续该书而成的《资治通鉴举要补遗》都不满意，所以才亲自“别为义例，增损檃括”，最终在弟子的协助下完成了《资治通鉴纲目》。其批评之意，在《资治通鉴纲目序》中已有较为明确的表示，谓：“绍兴初，故侍读南阳胡文定公始复因公遗稿修成《举要补遗》若干卷，则其文愈约而事愈备矣。然往者得于其家而伏读之，则犹窃自病记识之弗强，不能有以领其要而及其详也。”胡安国之书“补遗”的性质以及序言中这一个“犹”字，足证朱熹对《通鉴举要历》的评价与《资治通鉴举要补遗》一样，认为它们都容易导致读者“不能有以领其要而及其详”。更为明显者，是朱熹在《答潘恭叔》这种私人书信中，则毫不留情地批评“《通鉴举要》详不能备首尾，略不可供检阅”。

在今天已经见不到《通鉴举要历》原书的情况下，我们如果偏信朱熹的上述评价，对司马光而言不免有失公允。幸运的是，天壤之间幸存下来一纸温公亲自手写的《通鉴举要历稿》，给了后人窥一斑而知全豹的机会。以下，我们首先将《通鉴目录》《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和复原的《通鉴举要历》中永昌元年各政权相关史事所占篇幅作一粗略统计，以便分析。

诸书记述永昌元年史事所用字数统计表

根据上表并参照《资治通鉴》的卷数来推测，则司马光本人如果按照一以贯之的“举要”原则完成《通鉴举要历》，其最终篇幅可能约为一百七十余卷。这个数字，比较接近于司马光实际完成的《通鉴举要历》八十卷和胡安国续补的《资治通鉴举要补遗》一百卷之和。据此，似可进一步得出两点推论：其一司马光所撰八十卷本《通鉴举要历》的下限很可能止于南北朝；其二胡安国《资治通鉴举要补遗》基本上还是遵循了司马光原先确定的“举要”原则。

接下来的问题是，司马光所确定的“举要”原则，究竟应该如何加以认识呢？我们认为，司马光的“举要”原则其实可以简单概括为“详则略之，略则仍之”。换句话说，就是《通鉴》原先叙述非常详尽的部分，在《通鉴举要历》中则尽可能地予以删略；《通鉴》原本叙述就较为简略的部分，在《通鉴举要历》中则基本维持原貌。

我们首先对“略则仍之”这一方面的情况稍作分析。从前列统计表可以看出，《通鉴》记永昌元年史事一共用了5582字，然而其中直接描写前凉与前燕者分别仅用了19字与24 字，占比均不足0.5%。其文为：

张茂使将军韩璞帅众取陇西、南安之地，置秦州。

慕容廆遣其世子皝袭段末柸，入令支，掠其居民千余家而还。

在“举要”以成《通鉴举要历》时，司马光就一字未易地保持了相关叙述的原貌。从这个角度讲，《通鉴举要历》显然并未达到“趋详略之中”和“以适厥中”的效果。与之相对的是，朱熹在《资治通鉴纲目》中则删去了有关前燕的这一条，关于前凉的这段话，也缩写成了“纲”中的一句“张茂取陇西、南安，置秦州”。当然，鉴于《通鉴》此处记载本身已经极为简略，即便是在“撮其精要之语”而撰成的《通鉴目录》中，仍不得不保持如下的叙述：

韩璞取陇西、南安，置秦州。

世子皝袭段末柸，入令支。

如果非要将之与《通鉴》的记载进行对照改写“以适厥中”，每条也不过五七字的差别而已，几可忽略不计。因此，仅凭前述两条记载即欲证明“略则仍之”这一原则的存在，说服力还稍嫌不足。

又如前表所示，《通鉴》所载永昌元年有关后赵的史事，共计166字。经过缩改及删略，相较于《通鉴》原文，《通鉴举要历》中关于后赵的叙述一共也就节省出20字的篇幅，能够比较典型地反映出司马光在对《通鉴》进行“举要”时“略则仍之”的特点。

至于“详则略之”的原则，可以通过比较《通鉴》和《通鉴举要历》对陈安叛赵之事的叙述加以理解。《通鉴》记载此事共用267字。而据《通鉴举要历稿》中有关此事的文字，可以复原《通鉴举要历》记载为：“安求见不得。安怒，以为曜已卒，大掠而归。曜疾甚，乘马舆而还。使其将呼延寔监辎重于后。安邀击，获寔，欲用之，又以寔长史鲁凭为参军。二人不从，安皆杀之。曜闻之，恸哭曰：贤人，民之望也。陈安于求贤之秋而多杀贤者，吾知其无所为也。”《通鉴目录》中关于此事的记载，则为：“会（曜）有疾，陈安求见不得，以为已死，遂叛。呼延寔、鲁凭骂安而死。”可见，相对于《通鉴目录》中的寥寥24 字，《举要历》的叙述还是要饱满充实得多，大体可以“见本末”。从这个例子，的确可以看出《通鉴举要历》基本达到了“趋详略之中”或者说“以适厥中”的效果。

当然，亦如前表所统计的那样，《通鉴》所载永昌元年史事中，关于东晋以外诸政权的描述所费笔墨甚少。不论对其如何删减，对于压缩《通鉴》之篇幅影响都非常有限。因此要想真正实现“举要”，就必须在关于东晋政权的描写中进行删削改述。司马光也正是主要朝着这一方面发力。

最为典型的例证，是关于王敦杀周顗和邓渊一事。《通鉴举要历》中叙述此事仅用区区8字，谓“丙子，敦收顗、渊杀之”。然而在《通鉴》原文中，却是洋洋洒洒238字的记载。《通鉴纪事本末》中的相关叙述，较之于《通鉴》则一字不差。当然这跟是书作者袁枢撰述时全据《通鉴》现成文字整辑排比，几无任何增补改动的原则密切相关，可置不论。不过我们注意到，即便在整体篇幅更小的《资治通鉴纲目》中，也还保留了周顗死前大骂王敦的记载，仅将最末一句“并戴渊杀之于石头南门之外”删削成了“并渊杀之”而已。这就意味着，司马光为了压缩篇幅而大举删略有关“王敦之乱”的记载时，可能存在用力过甚的情况。最为明显的证据，就是《通鉴目录》中尚存的关于“王峤谏敦，敦欲杀之，谢鲲救解得免”的记述，在《通鉴举要历》中最终都删付阙如。

司马光

其实，《通鉴目录》尚存相关记载，然而至《通鉴举要历》中却删除殆尽者为数不少。根据邬国义的统计，可知《通鉴目录》中作为事目列出，然而《通鉴举要历》中却付诸阙如者竟然就达到了16条。实际上，阙如者还远不止此，譬如“杜弘劝敦先攻札”这一条就见于《通鉴目录》，但《通鉴举要历稿》却没有为其留下一席之地。这样一来，确实容易导致朱熹所批评的“详不能备首尾，略不可供检阅”的毛病。

关于“略不可供检阅”，如《通鉴》记载：“二月，甲午，封皇子昱为琅琊王。”司马光在《通鉴目录》中尚且举出“封琅琊王昱”这一“事目”以备检寻。很明显，这是在为司马昱后来入朝辅政乃至即位为帝张本。故朱熹在《资治通鉴纲目》中，尚且将“封子昱为琅琊王”列入“纲”中。但在《通鉴举要历》中，此事却被删除，读者显然也就失去了一个“检阅”司马昱早年事迹的机会。

至于“详不能备首尾”，如《通鉴举要历》中关于周顗之死的描写，从字数角度计较倒也不少，叙述还算详细，尤其是关于王导求救于周顗以及王彬哭顗的记载，与《通鉴》原文几无二致。不过，尚且保留在《通鉴目录》中的一些内容，譬如：

周顗谓：“人主非尧舜，皆有过，人臣安得以兵协之。”

周顗曰：“王旅奔败，以此负公！”

周顗谓：“二宫自如明诏，臣等尚未可知。”

顗曰：“吾大臣宁可草间求活，外投胡、越！”

与之相对应的《通鉴》中的文字，在《通鉴举要历》中却被悉数删去。这就导致王敦何以坚决要杀周顗以及周顗何不奔逃避祸等叙述，因果链条不够完整，即所谓“详不能备首尾”是也。

此外，《通鉴举要历》或存在删削不当导致的“硬伤”。即以前文列举过的陈安叛赵之事而论，《通鉴举要历》中对陈安叛乱起因的描述为：“安求见不得。安怒，以为曜已卒，大掠而归。”这就不免让人感到疑惑，何以陈安“求见不得”就“以为曜已卒”呢？参看《通鉴》原文，原来是因为“秦州刺史陈安求朝于曜，曜辞以疾”。可见，“曜辞以疾”是一个不可省略的要素，故《资治通鉴纲目》中仍对其予以保留。即便是在《通鉴目录》中，也还将此事表述为：“会（曜）有疾，陈安求见不得，以为已死，遂叛。”可见，尽管《通鉴举要历》叙述陈安叛赵之事还算详细，但仍存在删削不当的问题。

导致上述问题出现的最主要原因，应该是司马光的精力确实已经有所不逮。他在《进书表》中描述了毕《资治通鉴》后的状态，已谓“臣今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况且如前文所及，这种情况下他还要兼顾《书仪》等多种著作的整理定稿，同时不得不“入秉钧轴”。因此，他在编撰《通鉴举要历》的过程中，难免因精力实在不济生出一些瑕疵来。

在进上《资治通鉴》《目录》和《考异》后，司马光本来还打算删略出一部篇幅在前二者之间的《通鉴举要历》来，然而可能只完成了八十卷草稿后他就赍志以殁了。尽管后来胡安国大体依循司马光的“举要”原则进行了续补，修成一百卷本的《资治通鉴举要补遗》，但从前文所引胡寅《先公行状》中的相关表述（“然尚有重复及遗缺者”及“遂略用《春秋》条例，就三书修成一百卷”）以及朱熹的评述（“则其文愈约而事愈备矣”）来看，二者还是具有明显的区别。因此，时人也就缺乏将之合刊的热情。这样，二书相当于各自以残缺不全的状态流传，自然难以满足人们对“贯穿今古”的需要。这恐怕是导致《通鉴举要历》流传不广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假如温公本人亲自完成《通鉴举要历》一书，它是否就一定能够大行于世呢？我们认为，答案恐怕也是否定的。

前文所引史料曾提及，温公自言《通鉴》修成以后，除王胜之通读一过，其他人读未终纸即昏昏欲睡。这提醒我们，实际上有阅读《资治通鉴》的需求以掌握“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史事的人，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比较纯粹地好学之人，如能通读《资治通鉴》的王胜之；另一类则是不甚计较学问的急功近利之人，比如那些“欲求观读”《资治通鉴》却“未终一纸，已欠伸思睡”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应该就是准备参加科考的士子。对于前者而言，在有《资治通鉴》可供检读的情况下，《通鉴举要历》这样的缩编本可以说毫无价值。因此，司马光在编纂《通鉴举要历》时潜意识里所设定的受众，其实是后者。

不过，从留下来的《通鉴举要历稿》来推测，《通鉴举要历》恐怕也并不能很好地满足他们的需要。其实，这些人之所以读《通鉴》时“未终一纸，已欠伸思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编年体史书的固有缺陷所致，正如学者所言：“观其记事，虽则简明，然流水割裂之弊，一如左氏荀袁，未之能改。且因积断代而为通史，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多少治乱兴亡事，分割杂陈，欲窥始末，较之断代，更觉功繁。此非《通鉴》记事不明，实乃编年分载所致。”显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克服此弊，将会直接影响到《通鉴举要历》的最终命运。

稍感遗憾的是，司马光编撰《通鉴举要历》时没能改变编年记事的方式，反因“举要”时将原先叙述详尽的部分压缩过甚，更易导致史事的前因后果不够清晰，让人难以“领其要而及其详”。因此，尽管南宋时该书曾两次镂板刊刻，但很快即湮没无闻。承接《通鉴举要历》历史使命者，是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与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无独有偶，二者都开创了新的史学体裁，较好地满足了那些不甚计较学问而只求快速获取功名者的迫切需要，即“编类条目”或“撮载纲要”以便阅读记诵。因而《通鉴纪事本末》首印后迅即销售一空，不到一年就要重印。《资治通鉴纲目》成书后也受到广泛欢迎，在明清时期乃至与四书五经一道，被列为科举考试的标准读本，地位甚至一度在《资治通鉴》之上。即就今日而言，即便发现了《通鉴举要历》的刻本，恐怕更多的也只有史学史研究的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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