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向国家提出建议，发展自己的原子能事业。
1955年1月，
教员指出，我们国家已经知道有铀矿，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
在美国近年出版的著作中，对于中国核事业开始的大致时间，已经有了基本准确的记载。
这些著作还记录了中国核武器研究院、包头核燃料工厂、兰州气体扩散厂以及罗布泊试验基地建立的大致时间。
这些著作所根据的材料，基本是我国正式公布的。
然而在六十年代初，美国人对中国的核计划并不十分清楚。
例如，直到1959年的9月，美国才得到了兰州气体扩散厂的照片。
那时，他们对中国核武器研制的进度，很大程度上是靠推测。
直到1960年8月，美国间谍卫星才第一次得到中国的有效图像。
而因为航程的关系，U－2飞机也很难飞到罗布泊这样中国深远的内地。
当时美国的情报分析家们曾感叹到：我们对中国核计划所知道的东西，是那么零碎，就如同我们了解苏联在什么性质和多大程度上援助中国核计划一样，是那样破碎不堪。
直到1960年底，美国的情报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开采铀原料以及建立浓缩铀工厂，大约是用铀来生产钚。
同时，情报分析认为，中国第一个核反应堆大约能在1961年底接近完成，它会在1962年提供钚。
据此，情报专家极为肯定地认为，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如同其他核国家一样，其关键成分是钚而不是铀。
因为要把浓缩铀作为原子弹材料的过程是比较漫长和艰难的，而作为第一代的原子弹，只需要较少的钚。
至此，对中国原子弹的制造，总算有了一个明确的说法。
02
就在中国核计划被确认下来时，肯尼迪接替艾森豪威尔成为美国第35任总统。
肯尼迪的反共立场一点也不比他前任来得弱。
对于新中国，他抱着敌视态度。
正如他的一位幕僚所回忆：肯尼迪曾经把中国试图进行的核试验视为六十年代最糟糕的事情。但是，总统却不真正了解中国核计划非常有限的目标。
在肯尼迪入主白宫的头两年间，没人对中国的核计划进行全面分析。只是简单的作出结论说，北京如获得核能力，那将会危及美国以及自由世界的安全，特别会对亚洲造成极为显著的影响，
人们会对自己乃至美国的实力产生怀疑。
这种影响具有某种冲击力，它驱使许多国家接近中国，从而削弱美国的影响力，并使美国以盟国利益进行各种干预的行为遇到麻烦。
此外，美国还极为忧虑所谓核扩散问题。
美国官方认为，一旦有核国家的数量稍许增加，那么，世界的不稳定因素就会加大，非理性和孤注一掷的可能性都是有的。
于是，有人开始提出对策。
1961年9月，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主任乔治·麦吉向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建议说，一个有效消除中国原子弹造成心理影响的办法，就是鼓励甚至帮助印度发展核武器。
因为当时印度的第一个核装置已经接近爆炸试验。
这时，麦吉一点都没有顾虑印度拥有核武器之后会给亚洲带来的不稳定，而只是想利用印度“狠狠揍中国一拳”。
当时，曾经拟议由总统科学顾问杰罗姆·韦斯纳在访印期间，拜访印度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向他试探询问，中国的核计划将会对印度发生多大影响？
其用意在于，引出印度提出援助的要求。
但这个计划最终被否定。
因为，美国决策者还是害怕担当扩散核武器的名声。
也就在这时，国务院东亚问题专家罗伯特·约翰逊开始了他关于中国核试验意义和后果的研究。
正是约翰逊的这个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对中国核计划的政策。
03
为了更清晰地了解中国核计划，此时美国情报部门也在尽力改进他们的侦察手段。
其中一个较为有效的方法，就是由国民党空军飞行员驾驶U－2飞机，前往大陆的深远内地进行侦察。
虽然这种做法有相当危险，但它从1961年开始，还是覆盖了中国内地的很多目标。
另一项侦察手段，是使用间谍卫星。
从1961年起，美国情报部门开始进行代号为“科罗纳”的卫星侦察计划。
这种间谍卫星携带改进的高分辨率照相机，带有充足的胶片，从而能得到更清晰和更多数量的照片。
从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科罗纳卫星计划一共进行了24次侦察飞行。
1961年12月，科罗纳首次辨认出罗布泊基地，尽管当时美国人并不知道这就是未来的原子弹试验场。
1962年4月，美国的情报分析再一次推测，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将以钚为原料。
分析人员认为，如果中国从1960年开始加速和成功的进行它的核计划，按照最快的时间表，它将在1963年初爆炸一颗以钚为原料的原子弹。
但是，他们对这种推断又不很肯定，并怀疑中国是否能实现这种速度。
因此，又提出中国的第一颗核弹只能在1963年以后的若干年才能爆炸的估计。
不过，不管怎样说，他们都认定，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只能以钚为原料。
1963年初，CIA感到越来越大的压力。
1月10日，美国国家安全助理邦迪会晤中情局局长麦科恩。
前者透露，有两件事情使最高方面最为关注，这就是中国和古巴的核计划。
麦科恩承认，对中国核计划目前仍所知不多，需要加大侦察力度。
一个月后，U－2侦察机拍摄到了包头的核工厂。
但当时根据照片资料，美国情报人员仍然错误地认为，这是一个钚的反应堆。
国务院情报研究局的乔治·丹尼告诉腊斯克，工厂规模表明，中国已经具备了每年进行核试验的充足的钚原料。
包头的发现可以确认，中国大约会在1963年底爆炸一个小的核装置。
但各方面的估计仍存在着差距。
一种情报分析认为，包头核工厂照片显示，它经过了“精心的安全掩饰”。
其设施包括一个小型的气冷钚反应堆，以及配套的化学分离和金属加工厂。
根据法国钚反应堆设施的先例，分析人员认为，这就是一个钚工厂。直到1964年，U－2飞机和间谍卫星才侦察到中国正在酒泉建立一个钚反应堆。
当时估计，它要到几年以后才能投入生产。
1963年3至6月间，U－2飞机拍摄到位于某水电工程旁的兰州气体扩散厂正在加紧施工。
原子能专家认为，兰州气体扩散厂可以容纳1800台压缩机，但仍少于生产核武器所需材料的4000台规模。
由于对中国生产核裂变材料的能力仍无法准确把握，美国情报人员此时还是很难回答出，中国究竟在什么时候爆炸它第一颗原子弹？
鉴于已经确认包头的核工厂是生产钚原料的，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将以钚为燃料也已被确定，那么最合理的判断是，中国将在1964年初爆炸它第一颗原子弹。
不过，情报人员解释说，如果遇见了“通常的困难”，爆炸日期也可能会被推迟，例如推迟到1964年底或1965年。
此外，如果还有其他钚反应堆未被发现，那甚至意味着，中国随时会爆炸它第一颗原子弹。
04
同情报人员专注于在技术上分析中国核能力的心态不同，美国最高决策者们想的是如何“搞掉”中国的核计划。
随着中苏摩擦的加剧，肯尼迪总统希望他能够谋取苏联人的支持，以摧毁中国的核计划。
在1963年1月22日举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肯尼迪十分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想法：我们关于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同苏联人谈判的基本目的，“就是制止或延迟中国的核进展。”
在这次会议之后，无任所大使艾夫里尔·哈里曼致信肯尼迪说，苏联人对西德的有核化非常反感。
他建议，美苏之间应就德国与中国问题达成“谅解”。
其关键部分就是非核扩散和禁止核试验。
在哈里曼同苏联外交官的谈话里，他们似乎得到了共同的看法：一个禁止核试验的条约，可以针对中国。
哈里曼认为，如果华盛顿能同莫斯科达成一致，那么，“我们就可以一起迫使中国停止核计划。在必要的情况下，要威胁中国，我们将搞掉它的核设施。”
在美国人眼里，同苏联联手对付中国的核计划，是有可靠基础的。
因为，苏联已经切断了对中国核计划的援助。
更重要的是，苏联支持禁止核试验和防止核扩散条约。
美苏联手的可能性，使美国高层有些按捺不住。
参谋长联席会议于1963年4月向国防部长提出长篇一份报告，拟定了间接与直接打击中国核计划的两种方案。
间接方案是使用外交和宣传攻势，直接的则就是使用强制手段。
两种方案既可由美国一家来干，也可以发动西方盟国。
美国希望能够得到苏联积极或心照不宣的支持。
但参谋长联席会议代主席李梅将军坦言，公开使用武力来强制中国是不现实的。
此外，如果美国采取单边行动，不管是进行封锁还是使用武力，都不能不考虑到中国的反击。
至于如何使美国的行为在国际上合法化，就更困难了。
但是，如果有苏联的哪怕是默许的合作，情况就会不同。因为一旦美国采取行动，苏联就会在中美双方之间起缓冲作用。
事实上，军方的态度并不坚定，他们对能否与苏联联手对付中国表示怀疑。
但行政官员们对此却兴趣盎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邦迪事实上是第一个向苏方发出试探的高级官员。
5月中旬，邦迪会见了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
邦迪向后者提出，希望“私下认真地”就中国核计划“交换意见”。
但多勃雷宁对此不感兴趣。
05
1963年6月，赫鲁晓夫公开宣布，苏联同意美国派遣一位特使来莫斯科，讨论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问题。
这个消息再次刺激了美国决策层。
他们认为这是探讨美苏联手对华可能性的时机。
但由于已知苏联人更关心的是“多边核力量”，而“多边核力量”是美国欧洲政策的一个基点，它同防止核扩散协定又是矛盾的。
在这个复杂关系面前，要取得苏联同意联手对华，就必须在两者间进行选择：要么坚持“多边核力量”，要么取悦苏联。
最后，肯尼迪似乎下了决心，在哈里曼即将出使苏联前的一次内阁会议上，肯尼迪提出，应研究“放弃多边核力量政策”，以作为达成防止核扩散协定代价的可能性。
当时，有人同意，也有人反对。支持者认为“多边核力量”可以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
反对的人则提出，“多边核力量”已经把美国和欧洲的关系深深地绞在一起，现在根本没有放弃的可能。
肯尼迪没有过多坚持他的观点。
但他还是扔不掉美苏联手遏制中国核计划的念头。
当哈里曼刚刚抵达莫斯科，他就接到肯尼迪的指示，必须对赫鲁晓夫强调，一个有核中国，哪怕具有很小的核能力，“对我们所有人都是非常危险的”。
肯尼迪希望哈里曼去试探，赫鲁晓夫在“限制或制止中国核计划，以及如果要苏联采取行动，它是否认可美国按照这个思路去采取行动”上到底抱有什么想法。
虽然，哈里曼最后成功地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但他始终没有能引诱赫鲁晓夫就采取政治的或其他步骤来反对中国核计划问题，进行任何讨论。
只要法国坚持不参加禁止核试验条约，赫鲁晓夫感到，他也无法做到孤立中国。
此外，赫鲁晓夫还极力淡化中苏分歧。
他不同意哈里曼关于中国有了核武器将对苏联构成威胁的观点。
他对哈里曼说，中国的核计划没有那么厉害，有了核武器，中国会更加自我约束。
尽管肯尼迪没有获得赫鲁晓夫的承诺，但他并未放弃自己的想法。
在8月1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这位总统谈到了所谓具有“威胁的形势”。
虽然他承认，中国在核计划方面，要达到“羽翼丰满”的程度还需时日，但“我们现在就希望采取步骤，来减缓这种危险的前景”。
06
1963年9月，蒋经国访美，在同肯尼迪会谈之前，蒋经国造访了CIA。
在会谈中，双方涉及到使用空降部队袭击中国核设施的可能性问题。之后，蒋经国会见了邦迪，他们也谈到了打击中国大陆核设施的作战问题。
蒋经国劲头十足地提出，只要美国对突击行动提供运输和技术支援，打击大陆核设施就可以干。
邦迪支持这一想法，但顾虑军事行动会促使中苏重新结盟，并引起大的冲突。
因此，他认为打击行动还需要做慎重的计划。
9月11日，蒋经国同肯尼迪进行了一次长时间会晤。
谈话中肯尼迪直截了当地询问蒋经国：“是否有这种可能性，即将300到500人的突击队派到象包头这样远的地方，而飞机不被击落？”
根据谈话记录，蒋经国当时回答说：派遣突击队的建议“昨天已经同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讨论过了。他们认为这样的计划是可行的”。
对此，肯尼迪还是没有完全放心，他告诉蒋经国：“不管采取什么行动，它都要适合实际情况。”
几天后，蒋经国会晤麦克恩，双方同意建立一个计划小组，来研究派谴作战人员袭击中国大陆核设施的可行性问题。
双方约定，任何行动都必须经过两方面最高层的批准。但至今有关这个计划小组的工作情况，还未被透露出来。
07
蒋经国走后，肯尼迪政府继续研究如何扼杀中国核计划的各种可行性。
其中，由美国飞机空投破坏小组，仍是中情局最看重的方案。
参谋长联会议也曾提出所谓“布拉沃”计划，即非常规作战计划。
其性质是准军事的，即由一个跨部门的小组来“考虑如何阻断中国核计划的方法和手段”。
此外，参谋长联席会议还应助理国防部长威廉·邦迪之邀，考虑了一个应急性的常规攻击中国核设施的方案。
该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以多批次打击来毁坏和瘫痪中国核设施。
就在这时，美国驻印度大使切斯特·鲍尔斯提出一个警告。
他声称，如果美国不采取行动，那么印度就会因为惧怕中国的原子弹，而寻求研制自己的核武器，从而使南亚大陆上发生核扩散。
1963年秋，腊斯克在联合国会晤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两人讨论了防止核扩散问题。
当葛提到多边核力量时，腊斯克故意刺激葛说，由于苏联曾经对中国核计划进行过援助，因而它已丢失了“自己处女的纯洁”。
然而苏联人对防止核扩散协定仍然有兴趣。
在10月10日同肯尼迪的会面中，葛罗米柯表示愿意间接地对中国施加压力。
葛承认，一个防止核扩散协定会使中国政治形势更加困难和脆弱。
当肯尼迪考虑采取什么行动对付中国的核计划时，一个不同声调出现了。
这时罗伯特·约翰逊已经完成了他的研究报告。
这个报告有200多页长，题为《中国的核爆炸和核能力》。
约翰逊研究的最有可取之处，是它没有危言耸听。
报告指出，中国的核能力“在未来一个不能确定的时间里，不会改变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真正的力量关系，也不会影响亚洲军事力量的平衡。”在约翰逊看来，中美之间巨大的力量差异，以及中国核能力的脆弱性，使中国的核威胁减小到了最低的程度。
一个有核的中国，处在美国可攻击的范围之内，而中国对美国却做不到这一点。
因此，中国就不得不考虑，在它进行侵略时，会受到美国核武器或常规武器的反击。
这种情况使中国决不可能首先使用核武器，除非中国处于严重的攻击之下。
约翰逊认为，中国制造核武器的目的，是以此来震慑敌人对其的攻击，它不可能改变自己谨慎的、后发制人的军事政策。
据此，约翰逊建议，对中国的核计划，美国目前做的已经足够了，不必再更多地做什么。
一旦中国的核试验成功，美国应向所有友好国家再次承诺，美国将帮助他们。
这种重新承诺，既可以对抗中国的压力，也能防止其他亚洲国家单独发展自己的核武器。
约翰逊报告的两个版本都没有经过官方批准，但它仍可认为是代表国务院的立场。
而且在1964年4月，它还以纲要式的形式提交给了约翰逊总统。
约翰逊的报告在美国的官员中还是产生了影响。
正如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罗伯特·科默所说，如果真象约翰逊估计的那样，我们阻止中国核计划的行动，便离题太远了。
他对邦迪说，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中国仍坚持其谨慎政策，那么我们攻击中国核设施的动力就极大地失去了。
08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遇刺身亡。
林登·约翰逊就任美国第36任总统。
约翰逊承认，美国需要对中国采取更灵活的政策。
他在上任几星期后即打电话给理查德·拉塞尔参议员，告诉他美国或早或迟要承认中国，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约翰逊仍然把中国在东亚的影响，看作是对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巨大威胁。
事实上，此时的约翰逊同时在顾虑两件事情，
A、即将到来的大选；
B、中国的核能力。
他在接受《时代》周刊记者休·赛迪的采访时说，我们不能让戈德华特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和中国同时得到原子弹。
然而不管怎么说，约翰逊与他的前任不同。
他没有公开评论中国的核计划，也极少提到要采取步骤打击它。
1964年4月中旬，罗伯特·约翰逊完成了他的新报告。
报告题为《对打击中国核设施可能性的探讨》。
这篇报告当时被列为“绝密”。
它至今还未被解密。
人们只是从国务院所编《外交关系》中知道了它的结论。
约翰逊在报告中总结了四种对中国核设施实施打击的方式：
A、由美国公开进行空中打击；
B、空袭；
C、在中国内部雇佣特工进行破坏；
D、空投行动小组。
约翰逊认为，由美国实施空中打击，事实上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只有派很多波次的飞行，才能完全摧毁目标。
而在大陆内部雇佣特工进行破坏的方式，也是极不现实的。
因为你根本就雇不到这样的人。
国民党事际上也无能力单独实施空中打击。
约翰逊还总结了用武力打击中国核设施的弊端：首先，情报的出入太大，以致华盛顿根本不能精确地锁定所有目标；其次，实施打击只是延缓了时间。
最长也就是4到5年，中国又会再次启动它们的核计划。
第三，进行武力对抗，美国会付出沉重的外交代价。
约翰逊提到，有一种说法认为，如果要赢得世界舆论对美国做法的支持，唯一可行的是，在世界范围订立防止核扩散和对核材料生产进行的核查协议。
一旦这类协议进入到谈判中，中国再公开无视它，就给了打击它的口实。
然而约翰逊相信，当这类协议能够进入谈判时，中国大约已经完成了核试验，像法国一样成为一个“现存”的核力量。
在任何情况下，法国是不可能支持这样的协议的。
此外，约翰逊还认为，要苏联默认美国对中国的打击，是“绝对不可能的”。
总的说，约翰逊的看法是，阻断中国核计划的行动是危险的，它很可能失败；它会损害美国的形象，削弱美国的地位，使世界力量格局变得难以捉摸。
这些结论，同1963年肯尼迪总统的想法是大异其曲的。
09
正在美国人欲罢还休之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制造，在1964年前8个月里又有了长足的进展。
兰州气体扩散厂在1月间已经生产出第一份浓缩铀，并开始了试验；
4月，酒泉基地生产出了第一个核部件；
六月，第九研究院进行了同比例的爆炸试验；
8月，酒泉厂装配出第一个核爆炸装置。
这一切，使美国人又一次紧张起来。
1964年初，美国从秘密渠道得知，中国在1964年将“肯定”爆炸原子弹。
前国务院情报研究室的艾伦·怀廷回忆说，他是从一份关于周恩来总理访问马里的情报中了解到，中国即将进行核试验。
当时，周总理告诉马里总理莫贝多·基塔，中国将在10月进行核试验。
可当时不知为什么，人们对这条消息的价值却未加充分注意。
当时美国对中国核情报的获取，主要是通过空中侦察。
从1964年春起，U－2间谍飞机从印度东部的查帕迪亚起飞，已经可以飞到罗布泊上空。
从1963年7月起，美国共发射了10颗“加贝特”卫星。
这些卫星携带有高分辨率照相机，可以清晰辨别地面18英寸的物体。1964年8月初，间谍卫星发现，在罗布泊试验场，已经树立起铁塔和其他设备。
据此，情报分析得出结论：“罗布泊地区明显的可疑物体表明，那里是一个试验场。它在为两个月后的使用做准备。”
但对于中国究竟在何时爆炸原子弹，美国人还是没有把握。
7月24日，麦克恩告诉约翰逊总统，还不能预知中国何时引爆它的核装置。
中情局则认为，在1964年底之前，核试验不会进行。
他们的根据是，中国在此后数月中，还不可能得到足够的核裂变材料来爆炸它的原子弹。
原因就是，中国的核原料是钚而不是铀。
而包头核工厂生产的钚，至少在1965年前还不能填装一颗原子弹。按照这样的推测，美国情报人员认为，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应在1965年中爆炸。
另外，美国情报人员还怀疑到法国是否供给了中国核裂变材料。
不过，他们没有肯定的证据。
今天看来，只有国务院专家艾伦·怀廷的判断最明智，他当时就肯定，中国的核试验发生在即。
如果不进行核试验，就没有必要在罗布泊试验场树立起铁塔。
10
中国核试验已经迫在眉睫。
这使得“核危险”这个话题成为总统星期四午餐会的重要内容。
参加聚餐会的，是约翰逊班底的核心人物。
他们是：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克恩、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国务卿腊斯克和国家安全顾问邦迪
。
在9月15日的聚餐会上，这一小群人最后的看法是：如果加以权衡，在中国按自己时间表爆炸原子弹，与美国采取单边不宣而战的打击两者之间，还是后者更有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