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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代，大户人家是很注重文化教育的，多数都创办有自己的私塾，家中子弟或亲友家的孩子，到了该读书的年龄，一般都能进去念上几年，至少会背几句唐诗，吟颂几阙宋词，附庸附庸风雅。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江浙一带更是如此。
郁达夫所受的启蒙教育，就是在亲友罗氏家的私塾开始的。所不同的是，别人家的孩子到了念书的年龄，进私塾是水到渠成的事，而他的进私塾，母亲却是下了绝大决心，很费一番周折的，主要是经济原因所致。
那时候，他们家的经济真是到了低谷。
父亲去世不到三年，七口之家，只剩下住房三间，薄田六亩和纯收入锐减的一部半“庄书”。
春秋时节，母亲奔波于乡间，催种收租。农闲时，白天在住宅的小弄堂口摆个杂货摊，经营些针头线脑，得点蝇头微利；夜晚，在灯下为成衣铺和典当行做些手工活，赚点计件加工工钿，贴补家用。
一年一度的除夕之夜，别的人家都忙着燃放烟花爆竹，操持团圆宴，而母亲却马不停蹄地到各家各店去偿还赊欠或说情延期，往往要到夜半之后才能回来。他只能饿着等待，等得发慌，累得想睡而睡不着。
邻居家的小朋友吃完年夜饭来找他玩时，他正饿着肚子伏在桌上抱怨还是不要过节的好。
饥饿的恐怖，就像乌云一样，长期盘旋在不幸、多灾多难的郁家，挥之不去，不招自来。
生活如此困难，母亲还是坚持让三个儿子读书，走科举之路，特别是长子郁华补博士弟子员后，使她的意志和信念更加坚定不移。
为三个儿子的读书，母亲不惜把三间住房、六亩薄田和一部半的庄书，也就是全部的家业都抵押出去借债度日。不少好心的亲戚着实为她捏一把冷汗，奉劝她来日方长，犯不着冒如此大的风险，就连老祖母也喋喋不休地加以反对和阻挠。然而，无论是何人出面劝说，她都断然拒绝，并斩钉截铁地回答道：“我家无财产可守，不让他们外出读书立业，都蹲在富阳街上‘数石板’，将来怎么对得起祖宗！”
富阳城的街面是用大块石板铺成的，贯通全城的大街小巷究竟用了多少块石板，因没有官方文字记载，谁也说不清楚，而这些无聊的问题只有游手好闲，每天去茶馆酒店的人才会关注，他们真的一块一块地去数去计算。长此以往，“数石板”就成了没出息者的代名词。
郁达夫的母亲经常用“数石板”这句话大声训斥儿子，并且从小就不准他们去茶馆看什么西洋景，甚至不准一个人跑出大门外去玩耍。
大儿子有出息，十几岁就获取功名，光宗耀祖；二儿子在私塾里的学业也是日益精进，作文、写字常常得到先生的夸奖，说和他哥哥一样前途无量。
到小儿子该入学的年龄时，母亲更是不敢怠慢，筹划多时，请人隆重地为他举行了“开笔”仪式。
所谓的“开笔”，就是在年终之际，选择吉日，设案焚香，沐浴更衣，由德高望重的读书人带领孩童对孔子的像行三跪九叩之礼，算是取得了“孔孟之徒”的资格，这之后，再登堂入室念子曰诗云。
当时的私塾只分年次，没有后来“洋学堂”的秋季班之说，自春季到腊冬，“书包藏起过新年”为一年。因此，为配合私塾的入学时间，“开笔”仪式大都选在冬尽春来之前。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大年之夜，在母亲的精心安排下，全家人恭敬谦卑、庄严肃穆地迎接福神，拜求来年的好运气。所有的仪式都进行完后，不满七周岁的郁达夫已经有点困倦想入睡，尽在那里擦拭眼睛，不停地打哈欠。正在这时，随着一阵冷风的侵入，从门外来了一位提着灯笼的老先生，说是来替他开笔的。
老先生进屋来，母亲一方面端茶拿烟，一方面拉着郁达夫施礼。之后，先生正正衣冠，清清嗓子，神态严肃地拉开了“开笔”仪式的序幕。
早已穿戴整齐的郁达夫，跟着老先生亦步亦趋，依葫芦画瓢。先生点三柱香，他也跟着点三柱；先生将点燃的香供奉在孔子的肖像前，他脚步紧跟，依然如故；先生在孔子的肖像前行三跪九叩大礼，他一点也不含糊，三跪是周吴郑王，九叩同样是有模有样。紧接着，先生在香案前的桌子上写一张“上大人”的红字帖，他也比着描摹了一张；先生高声念《三字经》的前四句“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他也以同样洪亮的声音重复一遍，再往后便是和家人恭送先生打道回府。
至此，一种新的生活——私塾时代已徐徐拉开帷幕。
浓厚的春节气息尚未散去，郁达夫便在母亲的引领下，夹着绿布书包，拖着红丝小辫，兴高采烈地到亲友罗氏家的私塾读书。
初入私塾读书的情景，很让郁达夫感到新奇。
塾师葛宝哉，带着瓶底般厚的圆眼睛，弯腰曲背，脑后是一根灰白相间的长辫子，一边手捧着水烟袋，端坐讲台，一边屏息静气地听学生背书，唯恐有什么遗漏。
站在先生面前的小孩子们，清一色的都是拖着扎红头绳的小辫子，摇头晃脑，高一声低一声地背诵《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之类的儿童读物。
因为要早晨坐起，一直坐到晚的缘故，可以助消化、健身体的运动，唯有身体的死劲摇摆与放大喉咙的高叫。
学生如此，先生亦然。
听到学生背书背到得意处时，先生有时是晃动着身子，轻声附合，有时则敲击桌面，表示赞赏；而对那些结结巴巴，或记住上句忘了下句的小孩，多是怒目而视，斥责不已，大有恨铁不成钢之意。
这些场景都深深地烙印在郁达夫的脑海里。
大概是嫌葛宝哉的学问不太精深吧，郁达夫在这里只读了一年，便转入奎星阁，师从张惠卿先生。
在奎星阁私塾期间，最让他记忆深刻的是同学陈方的所作所为。
陈方是县教谕陈善的儿子。
陈善，绍兴人氏，举人出身，长期在富阳县担任“教谕”之职。
奎星阁私塾就附设在学宫内，但塾师张惠卿却极不待见陈方，一点面子也不给他父亲。
私塾采用的是填鸭式的教学方法，一天到晚不是背书念书，就是练习毛笔字，或对对子，既没有课堂中间的休息，也没有课外的娱乐活动，一味地学习，完全忽略了小孩子好玩好动的天性。
为争取相对自由的活动空间，小孩子也有他们的招数和套路。
私塾大多都设在家中，空间极为狭小，“洋学堂”必备的操场和体育运动设施均为零。
附设在“学宫”里的奎星阁私塾，虽然比其它的私塾面积相对大些，房间也宽敞些，但留给学生活动的场所，还是极其有限。除厕所之外，所有的角落都是先生目光涉及的范围。于是，厕所就成了小孩子放松神经，活动筋骨的唯一场所，大小便，是学生们监禁中暂时的解放。
陈方在一班同学中年龄最大，也最淘气，每天的早晨，他总要大小便十二三次，出出进进，很招人注意，其他小一点的同学也跟着群起效仿。
厕所的后墙很矮，一窜就能过去，翻过墙去，就是一片花木草丛，这里才是孩子们真正想去和要去的地方。
到了这里，有的是忙着折枝腊梅花，细细观赏，有的急着在地上找蝉蜕，寻求收获的喜悦，也有的是捉了苍蝇喂蚂蚁，要的是感官的刺激。同学们到厕所去的人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会在书房里大声喊叫：“人都到哪里去了？”
每每听到这样的吼声，同学们就像战士接到命令一样，不约而同地收起手中的“小把戏”，有秩序地，一个一个地陆续回去。一同回去是不行的，容易被先生看穿，是要受到惩罚的。
先生面前有一条戒尺，竹制的，二尺有余，但是不轻易使用，也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普通的“方法”是瞪几眼，大声道：“读书！”于是，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真是人声鼎沸，气氛浓烈。
自然，先生自己也跟着念书。
先生读书入神，进入如痴如狂状态的时候，也是同学们放松、兴奋的拐点，可以放下书本，不动窝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有的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游戏，有的画画儿，用一种叫做“荆川纸”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像习字时候的影写一样。《荡寇志》和《西游记》里的绣像，是大伙竞相描摹的主要读物。
但这样的时光毕竟是很短暂的，瞬间即逝，一旦被先生发现，将是一番严厉的训斥。再之，在这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也玩不出什么花样，总不及去厕所后面的花木草丛里玩的时间长和痛快。
同学们去厕所的次数一天比一天频繁，有时三五个人一呆就是半天，更有甚的是，有时全屋只剩下先生和矮小瘦弱的郁达夫俩人在那里坚持。
每逢出现这样的场景，先生总是大怒，用戒尺狠狠将带头的陈方痛打一顿，只打得他的手掌心肿的象馒头一样方罢休，而倔强的陈方仍不认错，并曰：管天管地，管不住拉屎放屁。
后来弄得先生无伎可施，不得已，就设下一只“令签”，凡出塾上厕所的人，一定要领取到“令签”才放行，否则是不准出屋的，这样，俩人一同出去，在厕所里捣鬼的弊端算是革去，但这“令签”的争论，又成学生们的娱乐机缘。
陈方的年岁长，个头大，每次争夺“令签”，都是他获胜的机会多，渐渐地他成了一般同学的众矢之的。
生性顽劣，又有组织和领导能力的陈方，无疑是“私塾里的头脑”人物，像春季同学们逃课去郊游，或装病蒙骗先生去逛街之类的活动，总是先由他发起策划，后由许多虾兵蟹将来演出的。
真相一旦被先生识破，或被其他同学暗中告密，先生的挞伐，无疑，也以落在他一个人头上者居多。又因争夺“令签”的积怨，有几位狡猾的，诡计多端的同学，故意将自身的过错或莫须有的罪名栽赃陷害于他，使他冤枉被打的事情也着实不少。
他明明知道这些“冤枉”的制造者是谁，却不愿意费心劳神地去追究，而有些也实在是辨之不清的，就更不想去辩。诸种因素使然，他就一个人把所有的“罪过”都承担下来，甘愿吃这个哑吧亏，每次替人受过之后，只瞪大两眼，滴落几滴大眼泪，摸摸头上的痛处就了事。
后来，郁达夫由私塾转入春江书院，陈方也因父亲的离职而他迁，彼此再也没有见过面，在《书塾与学堂》一文里他不无遗憾地说到：“这机会大约是永也不会再来了，因为国共分家的当日，在香港仿佛曾听见人说起过他，说他的那一种惨死的样子，简直和杜格纳夫所描写的卢亭，完全是一样。”
从郁达夫“自传”中的这段表述里可知，陈方后来参加了共产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流血牺牲。
无论是在罗氏私塾跟着葛宝哉，或是在奎星阁就学于张惠卿，郁达夫一直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聪颖强记，文静好学，而且作业——每天一张的红字纸书写的很清楚，很工整，深得先生的器重。因此，“先生的挞伐”，“杀一儆百”的“戒尺”和教鞭，从没有光顾过他。
少年时代的郁达夫，学习生活并不轻松，在私塾里有严师的督教督学，半点也不敢马虎，否则，便是“戒尺”和教鞭的威严，回到家中，也同样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母亲的巴掌是只认先生的红圈红点，而不认人的。
母亲虽然没有读过书，但检查监督小孩子的学习还是有一套的。
丈夫生前在检查长子郁华的作业时，看的就是先生在作业本上的红圈红点，红圈多就说明字写的好，红点多说明作文字通语顺，先生满意，如若不然，就没有达到先生的要求，必须重写。这一点，是她长期观察后悟出来的。所以，她对小儿子的课外监督，也采用的是这一方法，而且很有成效。
初去罗氏私塾时，郁达夫每天放学回来，母亲必须在油灯下一页一页地检查他的作业，认认真真地数数有几个字是受先生画圈奖励的，红圈多，就喜笑颜开，点头示意，表示鼓励，红圈少，就眉头紧锁，严厉斥责，要他明天加倍努力，争取将更多的红圈带回来。
刚开始时，他对母亲的例行检查还是乐意接受的，并能积极配合，时间一长，就有点不耐烦，说白了，是“心里很有点不服气”。
有一次，母亲检查完他写的大字，见红圈比往日的少了几个，正要教训他几句，谁知，他理也没理，竟拿本书塞过来，自己背转过身，表示要背诵当天的课文给母亲听。这明明是奚落母亲没有文化，是多管闲事，是一种拒绝检查的消极方式，也可以说是示威吧！
让他绝对没有想到的是，母亲可不吃他这一套，劈头盖脸地将其臭骂一顿，顺手掂起一根棍棒，嚷嚷着要将他的腿打断，幸亏他机灵，一看事不妙，撒腿跑进祖母的房间，一头扎在她老人家的怀里，才算躲过一顿棍棒。而后，是乖乖地承认错误，继续接受检查。
这场“管束和反管束”的斗争，并没有使母亲抛弃“严家无败子”的信条，仍坚持既定方针不动摇。
树欲静而风不止。这边的硝烟尚未散去，那边火药味更浓烈的斗争又开始了。
肇事者是二儿子郁浩。
郁浩性情温和，做人做事都很低调，在私塾里也规规矩矩，学习用功，成绩优良，是大家公认的好学生。
越是这样的好学生，往往于不经意间能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来。
他就读的那个私塾里，有几个学生调皮捣蛋是出了名的，鬼点子也多，花样百出。在他们的引诱和唆使下，郁浩也动了“贪玩”的念头，并哄骗先生说，家中的祖母病了，要请几天假照顾病人。
学生请假照顾生病的老人，是亲情是孝道，天经地义，没有不准不允的道理。
后来先生在街上遇到他母亲时，很关心地问起祖母的病情，说，如果需要，可再让郁浩请几天假。
母亲一听，满头是雾水，只能唯唯诺诺，答非所问地支吾过去。途中碰到一个郁浩在街上游荡的同学，三问两不问全都明白了，原来他们几个结伴到郊外的山腰水畔疯狂地玩了几天，尽兴后才回去上课。
“望子成龙”心切的母亲，哪能承受住如此沉重的打击，断然决定，要采取非常手段，严厉措施，促使其醒悟，痛改前非。
这一回，母亲可真是下了“狠心”，拿出砧板和菜刀，一手揪着郁浩的耳朵，一手操刀，将砧板剁得咚咚响，声色俱厉地要宰了这个不肯读书的儿子。同时，也喝令郁达夫在刀旁跪下，说是包庇不揭同罪，非得一同剁了不可，他吓得急忙向祖母大声呼救，而祖母好像与母亲事先串通好似的，早已躲到别处去。
兄弟俩只好跪地求饶，发誓再也不逃学。
在内外严师的管束下，郁达夫读书好学的习惯是养成了，而他的少年个性也被压抑得越来越沉默孤僻。
从亲友罗氏的私塾，到奎星阁，又两年过去，书是越读越多，也越来越深奥，“四书五经”已开讲，文章也在试着作，起承转合，中规中矩，已有模样，同学中已无人能与其比肩。
为他的远大前程，也是为不影响其他同学的教学进度和情绪，张惠卿先生把他推荐给春江书院。
《富阳县志》记载，春江书院是由历任县令的“捐廉俸”、“劝输助”和拨了部分公地、公款筹建起来的，属于公办性质。起步虽然很早，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但因“司事不得其人”，办办停停，几兴几废，直到光绪二十几年后才始具规模，师资、学生、房舍、院产都属全县之冠，一年一度的“秀才”考试也是在这里举行的，因而东、西庑都建立了考棚。
通俗地说，书院是高一级的私塾，“经馆”之谓也。
在春江书院期间，他开始接触古典文学，特别是对旧体诗和韵文发生兴趣。《自述诗》第六首云：
九岁题诗四座惊，阿连少小便聪明。
谁知早慧终非福，碌碌瑚琏器不成。
诗后的自注语是：“九岁作韵语，阿母抚余肩曰：‘此儿早慧，恐非大器。’”
母亲的感慨是依据民间的“小时聪明非聪明，老来大器事完成”的经验而来的。
这期间，他究竟作了什么样的韵语，是诗是词是赋，还是其它的形式，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是在春江书院诱发了他作“韵语”的激情，而且曾经一语惊四座。
春江书院期间，最让郁达夫激动不已的事是送长兄郁华出国留学。
11岁那年，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浙江选派100名师范学校毕业生赴日本留学，长兄名列其中，被派送到早稻田大学深造。
东渡的前夕，长兄从杭州返回故里与家人道别。
翌日，骄阳似火，晴空万里。兄弟三人联袂走出城门，闲庭信步般地来到江边，说不尽的家乡风情，道不完的离别之意，登上颧山之顶，指点隔岸的村庄，欣赏江中若隐若现的沙渚小岛，青山红树尽收眼底，不知不觉已身临钓台，进入春江第一楼。
作为长兄，郁华的心情最复杂、矛盾。能到日本留学，是他的梦想，学成归国，前程不可限量，光大门庭，封妻荫子，是弹指一挥间的事，怎能不令人激动，充满喜悦。
稍顷，另一种情怀又充塞他的胸间，远离家乡，异国求学，一别就是数年，母亲兄弟天各一方，难通音讯，思念之苦不言而喻，想到此，眼睛湿润了，一把将小弟搂在怀中，声音凄楚地说到：“三弟，我这次去日本读书，家山万里，天水一方，数年后方能回来，你一定要听母亲的话，努力用功读书，争取早日取得功名，兄弟相见之日，必是为你弹冠相庆之时。”
11岁的郁达夫，似乎明白了长兄的教诲，点了点头。
看着二弟期盼的眼神，郁华上前紧紧抓住他的手，千叮咛万嘱咐：“祖母和母亲年纪大了，就全靠你来照顾了，别使她们伤心，多体谅她们的辛劳。母亲爱唠叨就让她唠叨吧！唠叨唠叨心情会舒畅些，没有了父亲，母亲太苦了……”
郁浩庄重地表示接受长兄的重托。
烟水浩渺的富春江横贯在面前，苍翠欲滴的颧山仰卧在脚下。山水灵秀，满眼诗画。三兄弟当场吟诗联句，抒发豪情壮志。郁浩、郁达夫的联诗散佚，郁华的《晓发别诸弟》尚在。
思深不成寐，倚枕听鸡鸣。
启户辨行色，残星照水明。
轻装过狭巷，好梦满重城。
弱弟偏怜我，依依为送行。
三天之后，天还是那样的晴朗，风依然是那样的凉爽，同样的江边口岸，迎来送往的却是不一样的情怀。这一次，长兄去的不是百里之外的省会杭州，而是大洋彼岸的岛国日本；一去也不是三个月五个月，而是数年之久。想到这里，郁达夫的眼睛有点模糊。
从长兄免于县试、府试，直接参加院试而中举，再由国家派往日本留学的经历中，他仿佛看到自己的未来。今后，乃至今后的今后，都要发愤读书，皇榜高中，一样的到资本主义世界求学问道，丰富人生。
郁华赶上中国科举制度的末班车，三年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王朝，为国内外的大势所迫，不得不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式下诏废除八股取士制度，勒令地方政府筹建新式学堂。明令“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著名省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设小学堂，多设蒙养学堂。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
由于层层反对、阻挠、拖延，诏书下达到富阳县时，已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的八月。喜忧参半的县令，一脸苦样地宣布：“奉谕停止科举，春江书院改为富阳县学堂。”
当时的富阳一隅，反对学堂，看不惯新学的顽固派，老学究并非少数。他们认为，八股应试才是正路，学堂充其量是“讲艺”之所，是舍本求末，说穿了，进学堂就等于将灵魂卖给洋鬼。
经过多番议论、商讨，又拖延了一年，县令才张榜告示：春江书院正式更名为“富阳县高等小学堂”。
学堂比起书院来确实新了许多。首先，撤掉旧考棚，换作宽敞明亮的“洋房”；其次是学生一律穿制服，整齐划一，面目一新；再一点，学习课程也增加英文、算学、地理、图画及体操等新课目。办这样的新式学堂，读比较有用的书毕竟是时代的潮流，是大势之所趋，民心之所向。
新学堂开办不久，过去一向反对者也开始认识到，今后功名的依靠，唯有接受新学，读学堂里设置的课程才是正道，很多人不但不再反对，反而积极地将自家的子弟送来入学就读。
旧书院原有一些好不容易中过秀才，准备再考举人，又博得官费伙食待遇者，也很识时时务的随之一并转了过来，其中几个已是儿女双全的中年人。
当时的学堂，是一般人的崇拜和惊异的目标。将书院的旧考棚撤去几排，一间像鸟笼似的中国式洋房造成功的时候，甚至离城有五十六里路远的乡下人，都成群结队，带了饭包雨伞，走进城来挤看新鲜。在校舍改造成功的半年之中，“洋学堂”三个字，成了茶店酒馆，乡村城市里谈话的中心；而穿着奇形怪状黑斜纹布制服的学堂生，似乎都是万能的张天师，人家侧目而视，自家也在暗鸣得意。
“学生”们尚且如此的气宇轩昂，无限风光，作为全县唯一的县立高等小学堂的堂长，则更是了不得的一位大人物，进进出出，用的是蓝呢小轿，知县请客，总少不了他作陪。
经过“甲午风云”，经过“戊戌变法”，经过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一次次的国耻国难，使众多的“仁人志士”已清醒地认识到教育在拯救民族存亡、国家振兴中的重要作用。
清政府颁发诏书，严令各级政府都要办学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地方的主官们也视教育为兴国之大计，为官之首要。所以在麾下的“学堂”发韧阶段，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和关注。富阳县的知县也不例外。如“学堂”里，每个月的第四个礼拜六下午上作文课的时候，知县大人若是没有特殊的政务要事，是一定要到场进行监督的，顺便也会奖赏每个学生两个肉馒头，以示恩典。
生活水平普遍低下，肉食短缺的那个时代，肉馒头——当然是最好的食物之一，所以，多数学生领到肉馒头，当场就饱了口福，但也有些例外，特别是住在离城十余里的乡下学生，他们无论如何舍不得吃掉，珍惜宝贝似的，将这两个肉馒头包得好好的带回家去。有的是送给邻里尊长，也“并非想学颖考叔的纯孝”；也有的是留给呀呀学语的孩童，这也非是善心大发，慈爱如母，“却因为这肉馒头是学堂里的东西，而又出于知县官之所赐，吃了是可以驱邪启智的”。
两个小小的肉馒头，包含着诸多的大学问哩。
书院改成学堂，年龄大的，年龄小的，有功名的，或什么也没有的初学者，都一律改穿制服。
年龄小的，没有功名的，对这一举措倒很乐意接受，但一些年龄较大者，又曾经考中过秀才的，心里是老大的不高兴。
长年伏案苦读，又没有科学的坐姿，30岁左右的人已开始有点曲背，他们穿起制服来，因为背形微驼，样子有点不大雅观，实在是难为情。
为显示“威仪”、“尊严”和与众不同，在学堂里，他们将象征“秀才”身份的长袍马褂收起，放学回乡时，则是新颜换旧貌，“穿了袍子马褂，摇摇摆摆走回乡下去的态度，却另有着一种堂皇严肃的威仪。”
是在“洋学堂”里，郁达夫开始与英语结下一生的不解之缘。
中国传统的教育里，是没有外文科目的。鸦片战争之后，西学传入，国人才逐渐认识到日不落帝国的语言——英语，在世界贸易往来，文化交流中的特殊地位，凡是有条件的“洋学堂”，都是必开这门课的。
大伙儿曲着背，耸着肩，摇摆着身体，用读《古文辞类纂》的腔调，高声朗诵着皮衣啤，皮哀排的精神，却真是一点儿含糊苟且之处都没有的。初学会写字母之后，大家所急于想一试的，是自己名字的外国写法；于是教英文的先生，在课余之暇就又多了一门专门为学生拼英文名字的工作。有几位想走捷径的同学，并且还去问过先生，外国的百家姓和三字经，有没有卖的？在那里能买到。先生笑着回答说，外国百家姓和三字经，在你们读的那一本泼刺码里面就有，不用花钱去买。同学们于失望之余，反更是皮哀排，皮衣啤地叫得起劲。
学英文还没有到一个礼拜，几本当教科书用的《十三经注疏》，御批《通鉴辑览》的黄封面上，大家都各自用墨水笔题上英文拼的歪斜的名字。又进一步，用异样的发音，操英文说着“你是一只狗”、“我是你的父亲”之类的话，大家互讨便宜。
“洋学堂”里的英语教学，虽然浅薄得很，甚至有点幼稚可笑，但它毕竟是将门外汉引进门里边，培养初学者的兴趣，为以后的“深入”打下基础。郁达夫即是如此的典范。
富阳高等小学堂，培养了郁达夫学英语的兴趣，打开了他心灵里一扇通往外部世界的窗户，开阔视野，增长见识，这是第一收获。其次，中国古典文学的基础，也是在这期间奠定的。他是一个品行方正的模范学生，学校的功课，做得很勤，空下来的时候，只读前四史和唐诗古文，当时正在流行的礼拜六派的那些肉麻小说和林畏庐的翻译说部，一本也没有读过。
毕业时，学堂奖给他一部《吴梅村诗集》，更增添了他对古典文学的兴趣。《自述诗》第十二首云：
吾生十五无他嗜，只爱兰台令史书；
忽遇江南吴祭酒，梅花雪里学诗初。
诗后的原注是：“十五岁冬去小学，奖得吴梅村诗集读之，是予平生专心研求韵律之始，前此唯爱读两汉书耳。”
正确的爱国主义信念，也是在富阳高等小学堂确立的。
忠君爱国，是传统的道德观念，书上都是这么写的，私塾里的先生和家中的大人也是这样讲的。
是在“洋学堂”里，郁达夫懂得了君是君，国是国，二者是两个不能混淆的概念，也没有必然的联系。有些“君”能“忠”，值得去“忠”，必须“忠”，而有些“君”确是“忠”不得的，一定要“反”，要废掉。
爱国不一定要从“忠君”那里去体现。因为国是人民的国，大众共有的国，并非皇家所独有。
是从“洋学堂”的先生口中，他认识到，清王朝是腐败无能的，丧权辱国的，应该推翻，只有重新恢复大汉民族的统治地位，国家才能摆脱困境，走向繁荣富强，人民才能安居乐业。
光绪三十四年，皇帝死了，小小的富阳县里也来了哀诏，发生许多议论。熊成基的安徽起义，无知幼弱的溥仪入嗣，帝室的荒淫，种族的歧异等等，先由几位喜欢看报教员的口传，再入学生的耳朵。记得一位国文教员拿着报纸上的一张青年军官的半身肖像对同学们说，这一位革命义士，在哈尔滨被捕，在吉林被满清的大员及汉族的卖国奴等生生地杀掉了，要复仇，要努力用功。所谓种族，所谓革命，所谓国家等等的概念，到这时候，才隐约地在他的脑里生了一点儿根。
拿报纸给同学们看的“国文教员”，系指本地教师李问渠先生，时年当在30余岁，中过秀才，他在经、史、子、集方面都很有造诣，特别难得的是他能化古为今，接受新思想，是小学堂里最富有影响力的教师之一，桃李满天下。而后，又过若干年，他成了郁家侍婢兼养女翠花的丈夫。
“几位看报的教员”，大多都已淡出历史的视野，唯王沛文尚留下片言只语可考。
王沛文，字子明，本地人，考取过秀才，又上过两级师范学堂。革故鼎新，图谋变法自强，是教师中的激进一派。郁达夫与他的关系甚为密切，毕业后还时有来往。1913年到日本留学后还曾写诗相赠。1915年7月18日发表在上海《神州日报》上的《寄王子明业师居富阳》云：
海外难通尺素书，病慵容易故人疏。
况当少小离乡日，更苦娵隅学语初。
客里浮生同野马，浙西佳味忆鲥鱼。
何能花月春江夜，重过黄公旧酒垆。
此诗的立意有二。一是向“业师”通报自己在日本留学的境况；二是表达对故乡师友的想念之情。
三年的“洋学堂”生活，紧张而有秩序；三年的“洋学堂”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洋的科学技术融汇交织。总之，这三年，是他人生旅途的一个重要驿站：爱国主义的信念是在这里树立的，英语和古典文学的基础是在这里打下来的，甚至于朴素的阶级感情和金钱观，也是在这里酝酿，直至成熟的。
按理说，十二三岁的年纪，正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黄金时段，那里会产生阶级感情，更不会妄谈什么金钱观之类。可发生在郁达夫身上的“皮鞋风波”，却完全打破了这片宁静，影响了他一生。
郁达夫在“洋学堂”读书时，长兄已中过举，被公派到日本留学，次兄也有幸考取杭州陆军小学堂。
一门出了一文一武两个人物，这在富阳是“头号”新闻，令人羡慕不已。
郁达夫在以兄长为自豪的同时，也以他们为榜样，更加刻苦学习，拼命读书，再加上天资聪颖，“初进县立高等小学堂的那一年年底”，各门功课的平均成绩都超出80分以上。
学堂规定，各门功课都达到80分者，可跳过一班，升入高两年的级里。
受堂长和知县的亲自点名提拔，并张榜公布，郁达夫和另外四位年终各门成绩都超过80分的同学，跳过一班，升入高两个年级的班里。
这本是学堂照章办事的一件极平常的事情，但在小县城里也居然耸动了视听，并且在他们家里，也引起一场很不小的风波。
人都是有虚荣心的，尤其是十多岁的少年。正处于生理和知识蓬勃发育期的郁达夫也未能例外。他以为，自己小小的年纪，竟能比年龄大好多的同学考的还好，又得到堂长和知县的格外垂青，令其跳过一班，升入高两年的级里，开始想若非非。在他那无邪的眼里，觉得在黑呢子斜纹制服下，穿上一双明光铮亮的小皮鞋，挺胸伸脚，得得得得地在石板路上走去，就是世界上最荣耀的事情，也非得如此打扮，方能压服住许多比他“大一半年龄的同学的心”。
春节前夕，这种想法就已萌生，但碍于大家正欢欢喜喜过大年，就没有张口提出。第二年春天开学以后，守寡的母亲，辛辛苦苦调集几块大洋的学费书籍费缴给学堂之后，他便提出这个貌似合理，又难于实现的要求，硬要母亲给他买一双皮鞋穿。
对小儿子提出的买一双皮鞋的事，母亲并没有表示拒绝。原因有二：
一是这时的家境已与以前大不相同。经济收入没有明显增加，但支出却减少了。大儿子出国留学是公费，二儿子上杭州陆军小学堂吃的是军饷，俩人都不要家庭再负担，唯一花钱的主就是小儿子，有钱不花在他身上，还能花给谁呢？
二是母亲的心态发生了变化。随着小儿子学业的日益精深，她老人家再也没有红字的圆圈可查，特别是在他“九岁题诗四座惊”之后，已慢慢地从家庭的严师完全恢复到慈母的本色。在这位母亲的身上，“严”正是“慈”的特殊形态。严慈合一，不仅充满着母亲对于幼子的分外宠爱，而且浓缩着寡母对于孤儿的特别操心。这双皮鞋的要求，在她眼里，说什么也是合理的。
然而，为筹集学费之类，已将家底罗掘了个精光，无论如何，母亲是没有能力再拿出两块大洋去替他买皮鞋。没有“钱”就是“赊”，也得满足小儿子的要求，母亲如是想。
一家、二家、三家，他跟了母亲，从下街走起，一直走到上街尽处的那一家隆兴字号。店里的人，看见他们进去，先都非常客气，摸摸他的头，夸赞他几句学问好，将来有大出息，尔后一双一双的皮鞋拿出来让他试穿，但一听到要赊欠的时候，却同样地都白了眼，作一脸苦笑，说是要去问账房先生的。而各个账房先生，又都一样地板起脸，放大喉咙，说是赊欠不来。到了最后那一家隆兴里，惨遭拒绝赊欠的一瞬间，母亲非但涨红了脸，连眼睛也红了起来。
不得已，母子俩默默地旋转身走出店，回到家里，老人家掀着鼻涕，上楼去了半天，后来终于带一大包衣服，走下楼来。
郁达夫见此情此景，已经明白，母亲将要从后门走出，“上当铺去以衣服抵押现钱的”。这时候，他心酸极了，哭着喊着，赶上后门，把她拖住并绝命的叫说：“娘，娘！您别去吧！我不要了，我不要皮鞋穿了！那些店家！那些可恶的店家！”
郁达夫是一边哭叫一边拖住母亲的腿，跪下苦苦哀求，不要去当铺。
母亲也跟着呜呜地放声哭了起来。
俩人的放声大哭，惊动了周围的邻居，大家都以为是他得罪了母亲，纷纷前来指责批评他，劝母亲不要跟小儿子一般见识，大人有大量，大人不计小人过吗！
不知实情的邻居，劝说的越动情，母子俩哭的越厉害，结果是儿子当众向母亲磕头认错，由隔壁的大伯伯将他带走，方才平息风波。
自从这次买皮鞋的风波发生以后，他不但皮鞋没穿上，就是衣服用具，也都不想用新的。拼命的读书，拼命的和同学中的贫穷者相往来，同时，对有钱人、经商人仇视的种子，也是从这时候埋下的。
本文摘自《郁达夫的青少年时代》，请以纸质版为准，感谢作者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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