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回放·文字纪要|袁艳领读《媒介与传播地理学》

4月11日下午，由清华大学媒介技术与社会研究小组和中国人民大学“海龙果读书会”合办的“媒介与技术经典”领读系列讲座举办了第二季第三讲领读讲座。本讲由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袁艳领读媒介地理学知名学者保罗·亚当斯（Paul Adams）的专著《媒介与传播地理学》（ Geographies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一书，福建师范大学教授王金礼担任主持人。今日推送此次讲座视频回放及文字纪要，以飨读者。

亚当斯书籍的出版和翻译应放在时代背景之下来理解其意义。袁艳老师介绍，受益于大量学者的投入和与地理、位置相关的媒介进入日常生活，媒介地理学从不为人知到渐受关注，于近年形成研究热潮。从学术到日常生活层面，地理意识都在增强和复苏，这些现象与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地理复兴形成耐人寻味的景观。

亚当斯的书于2009年已出版英文版，并非新书，也没有深奥的理论。其最大贡献是穿针引线，用一个精妙的结构，对零散、碎片化的地理学各领域的与传播媒介相关的研究进行整合、分类、串联，进行了一个集大成的工作。

由于亚当斯的理论来源来自于地理学，没有从传播学角度来写作；加之其书是英文专著，大量表达无法用中文精确传达，穿针引线的工作未必能通过译者来完全实现。着眼于两个缝隙的存在，袁艳老师的领读目标有二：弥合地理学和传播学的理解的空隙；弥合英文学界与中文表达之间的文化缝隙。

保罗·亚当斯（图1）师从人本主义地理学创始人段义孚（Yi-Fu Tuan），于1990年、1993年获得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地理学硕士和博士学位。自2003年起，他一直担任德州大学地理与环境学系城市研究项目主任。2005年创立美国地理学家协会的媒介与地理专业小组，现名“媒介与传播”（Media and Communication）。

重要专著有：《无边的自我》（ The Boundless Self ）（2005）、《媒介与传播地理学》（ Geographies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2009）、《媒介地理学》（ The Ashgate Research Companion to Media Geography ）(2014)、《传播/媒介/地理（ Communication/Media/Geography ） (2017)。在其代表作中，《媒介与传播地理学》是第一次全面总结媒介与传播地理学的主要研究思想的著作，将各种散落在传播学、城市研究、地理学的研究用一个框架串起来，首次提出了地理学的“传播转向”，指出地理学发展的结构性趋势。《传播/媒介/地理》是目前地理学者、传播学者之间最深度的合著之作。

图1 保罗·亚当斯

亚当斯的学术脉络可分为两部分。首先是地理学方面，他受到导师段义孚的强烈影响。一方面他继承了段的人本主义地理学；另一方面受到段经验主义思维方式的文化影响，他愿意站在模糊地带思考问题，尽管这种位置让一般的西方学者不舒服。

第二是传播学方面，他求学期间与费斯克有密切接触，但也受麦克卢汉的思想影响。也就是说，他未受传播学的分科方法影响，而是同时受到文化研究和媒介与技术两种角度的双重影响。

地理学有其独特的学科属性。华勒斯坦在《开放社会科学》中提出，地理学有其特殊性：不易像其他科学那样明确地知道自身属于何种科学，存在等量齐观的2个分支，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

袁艳老师回溯了地理学在科学和人文两个方向上的摇摆过程（详见论文《当地理学家谈论媒介与传播时,他们谈论什么?——兼评保罗·亚当斯的》）（图2）。19世纪初，地理学是“文理不分家”的。19世纪晚期，人文地理学诞生，但整体而言，地理学仍属于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融合状态。二战之后，地理学遭到自然科学质疑合法性，试图证明自身的科学性，量化革命盛行。1970年代，段义孚和索尔等人试图纠偏，从现象学、存在主义出发，强调文化记忆、文化身份、宗教、仪式等，以此来挽救地理学。1980年代起，受语言转向影响，地理学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等强调关注现实的研究领域结合，产生文化转向，新文化地理学应运而生，偏重文本、意义、话语研究。但很快，这一转型受到非表征主义挑战，后者质疑新文化地理学成了另一种文化研究。

图2 地理学研究趋势（来源：袁艳）

在人文和科学之间的几次摇摆，导致地理学内部出现对媒介和传播出现二元对立的理解。

一方面，科学主义传统下的地理学，将“传播”（communication）理解成交通（transportation）、流通（circulation）。很长时间以来，地理学是“用时间消灭空间”的领军者，试图用技术克服空间障碍，体现明显的功能主义、实用主义倾向，只捕捉看得见的东西，认为看不见的意义不具备实证意义。即使是文化地理学家，索尔代表的伯克利学派，在其影响下也只将看得见摸得着的经验材料纳入研究范围。

另一方面，人文主义传统的地理学则主张传播即表征。符号学和文化研究的兴起带来“文化转向”，即前文提到的“新文化地理学”，重视研究媒介对地方、身份、文化的再现。这一派别被批评为过度文本化、去空间化。Thrift（2008）提出非表征理论，质疑新文化地理学带来去社会化、去物质化倾向和地理学的贫血。

面对这些纷争，亚当斯提出了他的解决之道——传播转向，希望回到地理学初心，谋求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传统的和解。在《媒介与传播地理学》导论中他说道，传播转向是要地理学从文化转向中走出来，但又不是回到科学主义，而是要走出新方向，既克服科学主义，也克服文化转向、脱离物质性的弊端。“一切与传播相关的东西普遍成为地理过程中的要素，并决定它们的样式和描述。”“过去，地理学因为坚信客观存在的地球表面和地方而得以自圆其说；而现在，整个地球表面正随着传播而不断变动。这成为地理学的根基。”

《媒介与传播地理学》全书的精华被亚当斯揉进一张类似知识地图的四象限图（图3）。但是袁艳老师提醒读者，要将其当做一张寻宝图而非疆域图，要用寻航（navigational）而非表征的方式（representational）来读解，要充分意识到这两种地图的区别。

图3 四象限图（来源：Paul Adams）

第一，表征式/疆域式地图。一般印象中，地图是科学表达空间的方式。我们熟悉的是世界地图、国家地图，它们固化了我们对地图的想象，但它们只是地图的一种，即疆域式地图。其特点是强调边界的清晰性，全局式地把所有事物都囊括其中，采用的是上帝之眼的表达方式。这种地图对于统治者控制疆域十分有用，可帮助其了解辖域、管理疆土、宣扬武功，帮助国民想象超出其认知方式的领土，增进对所谓想象的共同体的构建。但这种强大的地图有其局限性，通常会忽略地面的细节，不一定能够用来指导行动，难以告知人们通过何种路径到达何种地方。

第二，寻航式/GPS式地图。这种地图常被人忽视，但近年来引起人们的关注。很多时候，人们不需要国家地图，而只需要局部区域的俯视，告诉何处拐弯。这种地图常由GPS来导航。它与疆域式地图上帝之眼的居高临下相比，具有不同的观看方式，可称之为鼹鼠之眼，即贴着地面行走的眼睛。这种寻航图其实广泛用于各种领域，比如水手航海、汽车导航，只是不占据人们对于地图的主流想象。

两种地图代表不同的看世界的方式，一动一静，一全体一局部，一个控制疆域，一具体指导此时此刻的行为轨迹。当我们用这两种制图学的地图来看四象限图时，第一眼很容易把它当成疆域式地图，以为每个象限代表一块疆域，彼此隔离。这是极大的误解，这张地图将毫无功用。但如果作为导航图、寻宝图，就很容易读懂这张图。当我们将四象限理解为从媒介地理学中延伸出的4个方向、4条路径，这样就能够产生很多生产力和解释力。每个路线都有不同研究的做法，无所谓好坏，都有自身的思想资源、方法论、理论导向。寻航图的理解方式能把我们带到媒介地理学的复杂空间中去，使4个象限成为4条寻宝路线。

此外，袁艳老师还交给读者3把钥匙来开启图中宝藏。

第一把钥匙：间于空间和地方的地理（如何理解地理的问题）

此处，空间和地方是地理学专用术语。为了把同一个地理单元中的客观属性、主观属性分别进行分析，地理学创造出了空间和地方这一对分析性概念。当我们说一个地理单元是空间时，指代其相对客观、科学的存在方式，当我们说这个地理单元是地方时，指代其意义的、主观的、人文的侧面。

对这对概念用得最早、最透彻的是段义孚《空间与地方》。段将地方定义为“空间+意义”。牛顿物理学中绝对意义上的空间，加上人类创造的空间中的记忆、文化身份、历史记忆、宗教信仰等人文色彩，那么它就成为地方。空间与地方的相对性只存在于地理学的抽象分类中，在日常生活中是不存在的。

很多社会科学研究者也经常使用这对概念来说明自己的理论。比如德塞都，说明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何为空间、何为地方。曼纽尔·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中也使用空间和地方来说明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和地方空间，前者具有可塑性，后者相对固定。

虽然不同学者使用时的用法不同，但他们存在一个共同点：强调从主观、客观两方面分析真实现象，从不同侧面分析同一对象，同时又把不同侧面置于一处来说明其相互关系。我们要看到，任何一个地理空间都是“in between”的状态，处在客观与主观、空间与地方的之间的地带。这是亚当斯讨论媒介地理学时要面对的第一个也是核心概念，即空间和地方的关系。如果说科学主义传统下，地理学更强调绝对意义上的空间、地理现象的客观性存在，人本主义地理学用地方概念更强调地理现象的主观性和文化属性，那么亚当斯的四象限图用空间和地方表达了一种相对融合、间于空间和地方、科学与人文、客观与主观之间的地理。但在分析过程中，亚当斯要遵循传统人文地理学的方法，所以他既承认空间和地方2个概念的并存，又承认2个概念观察视角的不同，故而四象限图的左边讨论的是物理空间、自然资源相关的地理，四象限图的右边讨论人类记忆、文化身份、话语意义层面的地理现象。

第二把钥匙：兼顾内容和管道的媒介（如何理解媒介与传播）

这一把钥匙回到传播学的本行。我们理解媒介时，也存在两种方式。一种以麦克卢汉为代表，更加专注技术，把媒介作为观察的通道、载体，通过载体的构成和属性来理解媒介。另一种以文化研究为代表，重视载体传达的内容，如文本分析、话语分析。亚当斯要讨论不是任何一种，而是两者兼并。他还要整合作为内容和作为管道的媒介。与空间相关时，媒介更多强调物质性的一面；与地方相关时，媒介更多指代内容。

第三把钥匙：多元等级结构（如何理解地理和媒介的关系）

多元等级结构（heterarchy）最早来自生物学，既不是严格的等级结构（hierarchy），也不是混乱的、零散的无政府状态（anarchy）。多元等级结构存在等级，但这种等级方式会因为观察视角、事件变化而发生转变，是多元、可变的等级关系。这样的组织方式听起来有些另类，但其实无处不在，比如珊瑚礁，由海洋生物化石构成，但一旦珊瑚礁形成后，就成为海洋生物的家园，所以可以说海洋生物处于珊瑚礁之内，也可以说海洋生物包括珊瑚礁。卞之琳的“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也表明人与事物的关系可以根据观察角度不同而变化。亚当斯也是用这种视角来看待地理和媒介传播的关系，有时媒介传播在空间、地方之中，有时则反之。

接下来，袁艳老师讲解了如何用三把钥匙解开四条寻宝路线，带领读者发现媒介地理学的研究议题和研究方法。

（一）传播中的空间

第一条路线传播中的空间（spaces in communication）研究媒介、传播如何通过技术、制度、各种媒介实践来改变现实和想象空间中的距离和边界，重塑人的移动和联结。传播学对这条路线的风景十分熟悉，即媒介技术如何让“时间消灭或改变空间”，原本存在的边界如何被打破，原本不存在的墙如何被筑起。这条路线对我们有以下启示。

（1）它让我们意识到空间的可塑性。空间不再是牛顿物理学中的绝对空间，只是一个有固定边界的空盒子，静态承载各种社会过程。当我们看到媒介的影响时，就意味着时空是可塑的，人类利用信息的流通、交通技术等对时空进行了改变。时空在不同程度上被聚合、缩小、放大、折叠。所以地理学家时常讨论时空聚合、时空操纵，把媒介作为一种空间操控技术来研究，理解人们的时空成本存在何种互换关系。

（2）挑战传统的绝对空间观。它带来完全不同的几何学——拓扑学。拓扑学是指事物的形状和距离可无限制拉伸而不改变事物关系的几何学，属于非欧几何。欧几里得几何学有明确的长度和面积，所以距离或形状是衡量连接的唯一指标，比如我们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就是用距离衡量人与人的关系，这符合常识中的几何想象。这种空间想象在人类传播史上的很长时间处于统领地位。尽管传播技术或大或小影响到人际关系，但物理距离仍是衡量人的关系的最核心元素。比如有报纸、书籍的年代，它们仍然需要车辆运送，底层逻辑仍然是欧几里得几何学。而随着电子媒介的到来，接近性造就连接性这一常理第一次被打破，电报、互联网可以瞬间送达，空间距离对传播速度几乎没有影响，这时产生了接近性和连接性的分离，连接性成为几乎可以独立观察的指标。所以拓扑学是关于关系的学问，不再考察距离、角度、形状，而考虑节点。是否处于某个网络以及与某节点的关系，成为至关重要的因素。在电子媒介之后的媒介技术条件下，是拓扑关系而非欧几里得的几何关系在影响空间。

（3）传播在语言、制度、技术上会对不同人群进行分类，表达包容或排斥。

（4）媒介特别是互联网技术可以从无到有创造某种空间体验，比如赛博空间。

（二）空间中的传播

第二条路线“空间中的传播”（communication in spaces）考察地理环境如何决定媒介与传播的物理分布和运行机制，与传播相关的自然和社会资源如何分配。

这也是传播学十分熟悉的领域，比如媒介近用和数字鸿沟。不同社会阶层、经济制度等环境决定了人们是否有能力、有资源使用媒介技术。

这一领域中人们不太熟悉的领域是媒介基础设施研究。传播学常将媒介作为单独的技术设备、设备的信息传播来理解媒介行为，很少将技术放在来自地表空间的自然资源和人类社会的技术资源的视角下考察媒介技术。Nick Couldry将其形容为“媒介的空间暴力”，对应布迪厄所说的媒介的“符号暴力”。媒介有隐形的天性，倾向于掩盖自身的空间存在，使人注意到其丰富的内容或单一的媒介技术，而忽视物理空间中的真实存在和它所勾连的物理空间中包含的物质性的、基础设施的、市场关系的存在。为了揭示空间暴力，学者要从绚烂的内容中摆脱出来，看到媒介也是物质性的存在。近年来有大量学者投身基础设施研究。比如Tubes: A Journey to the Center of the Internet关注互联网光缆。万维网似乎超越空间和地方而存在，但实际依托埋在海底地底的光缆，光缆分布与西方地理扩张时期建立起来的航海线路存在高度一致（图4）。

图4 2007年全球海底光缆分布（来源：狼头军事）

本领域中的媒介生态学也是传播学者不太熟悉的方向，它关注媒介的生态和环境后果。媒体经常关注环境议题的报道，我们却忘记媒介本身就是重要污染源。比如，近年来学界有不少学者研究数字垃圾（digital rubbish）。各种媒介产品更新换代速度迅速，更换掉的媒介垃圾去向何方，如何处理，全球有哪些地方成为媒介垃圾的重灾区，其间存在何种新的地理学。再如云计算往往成为产业升级新路径，说“云”时人们以为纯洁、环保、无害，但“云”的背后是巨大的云计算中心，其实巨耗能、巨占地、巨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