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蒋介石与刺杀陶成章事件
章太炎的口述称：陶成章收到孙中山复函，是在阴历十一月二十三日，即公元1912年1月11日，被刺则在1月14日。两者衔接如此紧密，人们不得不怀疑：陶成章被刺和孙中山有无关系？
答案是否定的。1943年7月2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承认陶成章为其所杀，“由余一人自任其责”，特别表示“余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这就说明，不管是刺陶前，还是刺陶后，蒋介石和孙中山之间都未曾谈及这一问题。前已指出，孙中山在处理“倒孙风潮”时，心胸有时狭隘，但是在被选举为临时大总统后，心胸却空前恢弘开阔。在研究内阁人选时，孙中山致函蔡元培称：“至于太炎君等，则不过偶于友谊小嫌”，“尊隆之迹，在所必讲，弟无世俗睚眦之见也”。章太炎是两次“倒孙风潮”的主力和健将，骂孙很厉害，但孙中山却以“友谊小嫌”淡淡视之，自然不会部署刺陶。
关于刺陶经过，蒋介石有多次回忆，但以《中正自述事略》为最完整。其中云：“及陶由南洋归日，又对孙先生诋毁不遗余情。英士告余曰：陶为少数经费问题，不顾大体，掀起党内风潮，是诚可憾。嘱余置之不理，不为其所动，免致纠纷。余乃知陶实为自私自利之小人，向之每月接济其经费者即停止，不与其往来也。”这里所指，当即1909年陶成章携《七省同盟会员公启》到东京要求开除孙中山总理职务一事。从蒋介石的叙述可知，他的消息来源是陈其美（英士）。蒋、陶原来同为革命者，关系密切，蒋甚至“每月接济其经费”，听了陈的叙述后，鄙视陶的为人，不仅断绝接济，而且不相往来。
至于刺陶理由，蒋介石叙述道：
当革命之初，陶成章亦□回国，即与英士相争，不但反对英士为沪军都督而颠覆之，且欲将同盟会之组织根本破坏，而以浙江之光复〈会〉代之为革命之正统，欲将同盟会领袖□□（孙、黄）之历史抹煞无遗，并谋推戴章炳麟以代孙先□（生），□（呜）呼革命未成，自起纷争。
蒋介石的这段话，有真有假，时间错乱，需要细致考察。
上海光复由同盟会中部总会的陈其美和光复会的李燮和分别筹划、领导。李燮和组织光复军，所联系的力量主要是驻沪清军和警察，陈其美参与同盟会中部总会，被选任庶务，联络的主要力量是上海商人、绅士及其掌控的商团以及学生敢死队和会党。最初，两会、两人之间各自为政。陈其美计划进攻当时清政府在上海的兵工厂——江南制造局，李燮和“不许”。直到11月2日，陈、李二人才在《民声报》社相会，决定于次日举事。当日，并未商及起义后的政权组织等其他问题。3日，陈其美以上海军政府名义照会李平书，请其出任上海民政总长。同日，陈率敢死队及商团进攻江南制造局，遭到抵抗，陈入局劝降被囚，陈部向李燮和“叩首”请援。李燮和召来同情革命的清巡逻队首领李汉钦商议。4日，两会所掌握的武装会攻制造局，救出陈其美。11月6日，陈其美被商绅及会党人士拥为沪军都督，成立沪军都督府，而仅以李燮和为参谋。光复会方面认为沪军都督一职应归李燮和，李一度大怒，准备进攻陈其美。9日，李燮和率兵北走吴淞，组织吴淞军政分府，同样称都督，经章太炎劝解，改称总司令，归设在苏州的江苏都督府领导。这样，巴掌之距的上海和吴淞就出现了两个不相统属的政府组织，同盟、光复两会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上文中，蒋介石所称陶成章反对陈其美出任沪军都督一事即指此。这是其一。
二是抹杀同盟会领袖孙中山、黄兴的历史，企图以光复会代替同盟会。在黄兴拒绝陶成章开除孙中山总理职务的要求后，陶成章决定开辟新局面，另行“组织新机关”。1910年2月，陶成章在东京重建光复会，以章太炎为会长，陶自任副会长，和同盟会分道扬镳。其事在辛亥革命前，蒋介石将之说成为辛亥革命爆发，陶成章自南洋归国之后，时间上是错的。上海于1911年11月4日光复后，章太炎即于12月24日和江苏都督程德全等人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以监督、补助政府为目的。他曾建议以陶成章出任浙江都督，但并未和陶继续合作，或有所合谋，因此，蒋介石所称陶成章在民国建立后仍然计划推戴章太炎，以之代替孙中山，并无根据。而且，应该指出的是，在“倒孙风潮”中，陶成章攻击孙中山，“抹杀”其革命历史是事实，但是，当时尚并未完全“抹杀”黄兴的革命历史。这一点，从他将《公启》交给黄兴处理可以证明。不过，由于黄兴坚决维护孙中山及其领导地位，陶成章对黄兴的印象转坏。武昌起义之后，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上海开会，推举大元帅，部分革命党人推举黄兴，本已定议，但由于陶成章、李燮和影响下的浙军将领反对，“诸军汹汹，浙司令朱瑞尤愤”于是又于12月17日改推黎元洪为大元帅，而以黄兴为副。长期留学欧洲，从未参加同盟、光复之争的马君武看不惯，在《民立报》上撰文批评：“今见反对孙君之人大肆旗鼓，煽惑军队，此事与革命前途关系至大。又孙君于数日内将归国，故不能已于言。”可见，在辛亥革命成功，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陶成章等并未能因应形势，顾全大局，消释和孙中山、黄兴以及同盟会之间的矛盾，共同将革命推向前进，相反，却继续坚持派别立场，制造新的矛盾。这无论如何都是错误的、说不过去的。
三是陶成章动员蒋介石支持章太炎和光复会，并计划刺杀陈其美问题。蒋回忆称：“陶亲来运动余反对同盟会，推章炳麟为领袖，并欲置英士于死地，余闻之甚骇，且怨陶之丧心病狂，已无救药，若不除之，无以保革命之精神，而全当时之大局也。盖陶已派定刺客，以谋英士。”这一段话，有两大疑点。一是蒋介石是陈其美的亲信，这一点应该为陶成章所深知，而且据蒋自称，二人早就不相往来，陶成章怎么会轻易“亲来运动余反对同盟会”呢？二是陶成章“派定刺客”刺杀陈其美，这是绝密大事，蒋介石何从得知？陶成章绝不会向蒋透露半分。推想起来，可能是陈其美动员蒋介石刺陶时所言，其目的显然在于激励蒋介石，为刺陶找寻正当理由。
上海归入革命党人掌控后，为了进攻清政府两江总督所在地南京，陶成章在上海设立驻沪浙江光复军练兵筹饷办公处，计划在闵行练兵。其后，李燮和因上海都督一事与陈其美不和，愤而到吴淞另立军政分府，继续编练光复军，扩大招兵。对此，陶成章支持，章太炎劝阻。章的理由是南京既克，“江南军事已定，招募为无名。丈夫当有远志，不宜与人争权于蜗角间。”武昌当时正处于袁世凯所率北洋军的进攻中，形势危殆，章太炎因此劝陶与浙江都督汤寿潜商量，“乞千余人上援”，这是“大义所在”，汤寿潜不可能拒绝。章认为这样做，既可避免和同盟会系统的竞争，又可以为挽救革命立功（“既以避逼，且可有功”）。他警告陶成章说：“恋此不去，必危其身。”但是，陶成章不听章太炎的话，于是，迅速就有了近代史学人普遍熟悉的上海广慈院的刺陶一幕。多年后，章太炎回忆往事，在《自定年谱》中写下“焕卿不从，果被刺死”八字，其手稿本则称“或言英士为之也”。
章太炎和陶成章二人关系亲密，他的这段回忆应该是最接近事实真相的记载。试想，陶成章鄙视、反对孙中山，长期以“倒孙”为目标，也反对陈其美担任上海都督。当他手上有了一支军队，其矛头会指向谁，自然是使陈其美、蒋介石等人难以安寝的问题。蒋介石在《中正自述事略》中称：“如其计得行，则沪军无主，长江下游必扰乱不知所之；而当时军官又皆为满清所遗，反复无常，其象甚危，长江下游，人心未定，甚易为满清与袁贼所收复，如此则辛亥革命功败垂成，故再三思索，公私相权，不能不除陶而全革命之局。”陶成章是否有掌握武装，用以反对陈其美、孙中山的计划，或是否已“派定”刺陈之人，没有证据，蒋介石也只说是“如其计得行”，但是，他的话却道出了陈其美等人对陶成章的警惕与恐慌心理。
章太炎看出了陶成章、李燮和继续练兵的危险，劝陶停止行动；光复会成员王文庆在南京也已经得到消息，急急忙忙赶到上海报讯。陶成章立即做了退避的准备，先是通告浙江旧日同事，“勿以仆一人名义号召四方”，继而发表声明，辞谢出任浙江都督的推荐，并且躲入医院，然而已经晚了。
可以看出，蒋介石刺陶，和孙中山就任大总统之后所谓“骗取总统”的新纠纷没有直接关联，但是和此前“倒孙风潮”的旧矛盾、和辛亥革命后同盟、光复两会以及陈其美、陶成章之间的新矛盾紧密相联。
革命党人之间，大目标相同，但是，在思想、理论、策略、人事以及个人性格上总会有差异，有差异就会有矛盾，有冲突，甚至会出现分离、分裂现象。这种情况，屡见不鲜，古今中外，一概如此。解决之道只有沟通、交流、讨论、协商，妥协，再交流，再协商，以求统一。轻易主观判断，凭“想当然”决断，一定偾事；动辄批判、斗争，常常批错、斗错。至于以暗杀手段消灭不同意见者的肉体，则绝对错误，以法律的眼光考察，则是犯罪。
五、 陶成章的优点和缺点
陶成章是革命者，这一点毫无问题。他脚踏实地、艰苦朴素、坚毅果敢，注重联系下层会党，这些是其突出优点，但是，他在思想、性格上也有严重缺点，对此不应该讳言，也不应曲为辩解。
首先是“独行主义”。这是陶成章在致吴稚晖函中给自己戴的帽子，其意为喜欢单干，不愿意也不善于和别人合作。在《浙案纪略》中，陶自称“浙人素多个人性质，少团体性质，其行事也，喜独不喜群，既不问人，亦愿人之不彼问”。
其次是猜忌、多疑，心胸狭窄，将主观设想当成客观事实。他和徐锡麟合作，徐投身官场，企图打入清朝内部，陶成章久不见徐的动静，就怀疑徐的志节有变。赵声于黄花岗起义后在香港病逝，陶成章却怀疑为被毒。他对孙中山的许多攻击，很多也是出于猜测和怀疑。
第三是不能正确认识自己和别人。他常常高估自己，低估合作者。例如，他以自己能布衣草鞋深入浙东、联络会党自傲，却无视其他革命党人在其他地区、其他方面的活动。在致吴稚晖函中，他曾说：“吾且不必论其谁是而谁非，但问其谁在内地往来运动而已。”这就是以自己的强项傲视侪辈了。因此，在《布告同志书》中，他之所以用首要篇幅细述本人革命经历及其在浙东内地的活动，正是为了将孙中山及同盟会诸人比下去。为此，在致吴稚晖函中，他特别强调说：“孙、汪、胡诸人，未尝一往内地。惠州之役，孙文又居台湾。”这里，蔑视孙中山和同盟会等人的情绪跃然纸上。在重建光复会时，他对章太炎说：“逸仙难与图事。吾辈主张光复，本在江上，事亦在同盟会先，曷分设光复会？”其中“逸仙难与图事”一语，可见他对于孙中山的轻视和鄙视，这是严重背离事实的。
就全面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大革命纲领这一点来说，近代中国不能不首推孙中山为第一人。陶成章的理想是在中国实行无政府主义。在致吴稚晖函中，他表示：“下流社会，更不识无政府主义之为何物，而其间涉以财产、土地公有之说，为日后预备渐变为无政府主义之地步而已。”这就说明，实现无政府主义是陶成章的最高革命理想。这种理想，在他所草拟的《龙华会章程》中有比较充分的表达。例如，陶成章表示：“成功以后，或是因为万不得已，暂时设立一总统，由大家公举，或五年一任，或八年一任，年限虽不定，然而不能传子孙呢！或者用市民政体，或者竟定为无政府，也未可知。”陶成章同情贫民，主张“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财产，也不准富豪们霸占”，“不生出贫富的阶级”。这些思想，显然受到当时流行于日本的社会党左派如幸德秋水等人的影响，有其深刻和高明之处，但是，陶成章的“无政府”等主张大部分超越现实，流入空想，远不如孙中山思想接近中国实际。再如，就首揭“反清”的民族、民主革命之旗的先后来说，人们不能不首推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的兴中会，而不是1904年才在上海成立的光复会。陶成章所称“事亦在同盟会先”，显然与历史真实不符。陶成章研究过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浙案纪略》列举励志会、中夏亡国纪念会、青年会等团体或会议，就是绝口不提最早的兴中会，这不会是偶然的疏忽。
第四是思想偏激，感情用事，在判断事物性质时易于夸大其词，上纲过高。例如，1907年，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驱逐孙中山，西园寺内阁改为赠款劝离，这是从长远眼光出发，对孙中山和中国革命党人的友好表示。孙当时无权无势，在此前后，西园寺内阁也并未对孙提出任何利益要求，因此，双方关系并非“贿赂”与“受贿”关系。张继、刘师培、陶成章当时都是无政府主义者，章太炎也正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后来很快改变了）。他们将孙中山接受赠款视为“受贿”，在东京游行、抗议，激烈反对，这是无政府主义的“左倾”激进病，自然是不妥的、错误的。由于思想偏激，在见之于行动时，就常常不顾大局，鲁莽行事，动辄决裂、散伙，这并不奇怪。由于陶成章自视高明，黄兴怀疑陶之所以对孙中山“极力排击”，是“欲自为同盟会总理”，不是毫无原因的。
当然，乱世英雄起四方，晚清时期，群雄并起，陶成章自立组织，在参加同盟会后要求更换同盟会总理，甚至在要求被拒后，恢复原组织，都是正常的、可以允许的，不应过加责备。但是，在同盟会已建，迫切需要巩固、发展的情况下，陶成章没有过硬事实和确凿资料，就轻易发布《七省同盟会员公启》，历数孙中山的“罪状”，诬蔑孙骗取总理。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已经被推为临时大总统之后，陶成章仍然重提南洋旧事，诬孙“骗取总统”，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