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纶事业传薪火 生生不息有斯人
——《马寅初先生诞辰一百四十周年纪念文集》弁言
丁建峰（中山大学法学院）
经济学是一门经邦济世之学，经济学家也常有经世济民之志。然而，能够经纶百代，引领群伦，虽阅尽沧桑，饱经磨难，却穷且益坚，不堕青云之志，保持知识分子的正直与良知的经济学家，并不多见。马寅初（1882-1982）就是这样一位真正的学者。他既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人口学家，也是大教育家，先后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等职。他学识渊博，思辨敏锐，既有西方经济学的深厚修为，又对中国经济问题有着深刻的体认，其著作等身，畅行海内，可谓“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他敢想、敢做、敢说、敢笑，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率真坦荡的人格魅力。2022年8月，在马寅初先生诞辰一百四十周年之际，中国经济学年会联合中共绍兴市委、绍兴市人民政府在绍兴市举办“人口、经济与共同富裕”主题研讨会，一时群贤毕至，佳作云集，足见薪火传承，代有斯人，亦可见新一代经济学人对事关天下苍生的大问题的关切。此次我们将本次研讨会的优秀论文，裒成一集，汇编出版。文集兹始，照例须有引言。笔者不揣固陋，从马寅初先生的学思历程、马寅初人口理论的现代意义、人的发展与理想社会之构建三个方面，略加勾勒阐释，以收抛砖引玉之效。
马寅初先生在他长达百年的生命历程中，跨越了晚清、民国、新中国三个时代，在每个时代，他都敢为天下先，走在时代前列。付出了自己的才智和努力，创造了他人难以替代的成就。
在学术上，马寅初教授深入研究经济学前沿理论，为中国播下了现代市场经济学的种子。他的《通货新论》《中华银行论》《中国关税问题》《财政学与中国财政》《中国经济改造》等一系列鸿篇巨制，是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的拓荒式的理论成就。¹新中国成立后，他转而研究人口与农业问题，《新人口论》开风气之先，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限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主张。这些著作所体现的研究方法、求实精神、爱国情怀，直至今日，依然是我们效法的楷模。
在教育工作上，马寅初老校长在北大主政期间，主持教学改革，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推行学年论文与毕业论文制度，提出既要学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也要吸收欧美进步文化科学，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更要不遗余力地整理传授。他说，“学校里最重要的就是读书上课，凡是有条件的人都应该到教学第一线去给学生们上课，并力求把课讲好。在社会上的诸种罪恶中，误人子弟是最大的罪过。”他倡导学术上的自由讨论，鼓励学生学好外语，吸收最新学术成果，锻炼身体，储备好“建设国家的本钱”。他常亲自去食堂视察，细致入微地关心学生的营养状况。他活力四射，坦诚待人，焕发出无穷的人格魅力。“听马校长演讲可以年轻十岁”是北大人对马老校长的衷心赞誉。²
在生活上，马老心胸宽广，随遇而安，他长期坚持锻炼身体，热爱爬山，洗冷水浴，即使在人生的逆境中，他也不灰心，不消沉，积极乐观，精神饱满，从不为不公正的处境牢骚郁闷。在他身上，一点也看不到那种“内卷”“躺平”和“精神内耗”的影子。马老经常说，“光明的信仰，钢铁的意志，大海的胸怀，是一个人生命力的基因。”“真诚、爽直的人，便极少有内疚、阴郁的折磨。” 据马先生长孙马思泽回忆：“在我们的记忆中，每天他都在精神饱满地读书看报、运动锻炼，晚上他有时会写作到很晚，而周末，则照例带着我们这些孩子到公园或郊外去爬山活动。在他的身上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颓唐的影子，在逆境中他始终是开朗安详的样子。”³孔夫子说：仁者寿。马老豁达的精神状态，乐观的生活态度，让他度过了人生中艰难岁月，活到了一百零一岁高龄，笑到了最后。
马寅初先生一生直道而行，坦荡为人，不畏逆境，宠辱不惊，不说假话、套话，主张实事求是的学风，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粉身碎骨浑不怕，留得清白在人间”的精神，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为后世留下了光辉的表率。
在马寅初先生广博繁富的著作中，最有影响力的应当是他关于人口与经济发展的理论。马寅初对人口问题关注很早，1920年代即发表过关于人口和生育问题的文章。⁴ 1953年，中国人口突破6亿，马寅初敏锐地意识到人口增量的巨大及其带来的经济问题的严重性。1953年抽样调查，人口每年增长2%，每年增加1200万到1300万，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由于人口过多，消费大，积累小，难以进行扩大再生产。新增人口中在工业中可以安插的不足十分之一，而大规模的机械化、自动化之后，吸纳的新增人口比例更少。如果将新增人口主要安置在农业部门，那么平均劳动生产率将会低得可怜，而要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则需要进一步的机械化、电气化，但迅速的人口增长势必无法带来丰厚的积累，从而使得农业技术的更新换代遥遥无期。“资金积累如此之慢，而人口增殖如此之速，要解决‘资金少，人口多’的矛盾，不亦难矣哉？” ⁵ 从保障工业原料的供给出发，从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出发，也必须降低生育率。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很少，当时全国六亿人口，平均每人不到三亩地，而这一问题是无法通过垦荒等手段解决的。“在一穷二白的中国，资金少，人口多，把人民组织起来，利用它作为一种资源，不是没有好处的，但不要忘记亦有人多的坏处。人多固是一个极大的资源，但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⁶“我国人口太多，本来有限的国民收入，被六亿多人口吃掉了一大半，以致影响积累，影响工业化。因此，中国人口如继续这样无限制发展下去，就一定要成为生产发展的阻碍。”⁷
马寅初还敏锐地注意到：要促进科技发展，必须控制人口。在当时的中国，资金积累有限，技术不发达，同时又人口过多，这就导致劳动力的密集投入，人们普遍相信“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这一形势是劳动力价格相对低廉的结果，但由此引致的政策惯性会导致体力劳动的比例长期偏高，这将极大地不利于科技事业的发展。“在科学技术愈发达的条件下工人的人数要愈少，科学家、设计师、工程师要愈多。这是社会发展必然的趋势。反过来说，在科学技术愈不发达的条件下，工人的人数就愈要多，科学家、设计师、工程师就一定不会多，也不可能会很多。”“手工劳动的人多，科学家、工程师、设计师少，就拖住了科学向前发展的后腿。”⁸如果限制人口，资金积累会更加迅速，技术水平的提升也会更快，更主要的是，新增人口中会有更多比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当然，科学研究工作的成效，不仅在于从事科研的人口比例，而与科研体制和市场化机制密切相关，这却是马寅初未及讨论到的。但马老在六十多年之前，就考虑到了劳动力密集的“比较优势”和“后发劣势”，不得不说具有相当的预见性——这与他对现代经济学的熟稔有着密切关系。
基于以上原因，马寅初提出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口号，并不遗余力地倡导计划生育，“实行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最好最有效的办法”。但他所倡导的计划生育措施不是强制性的。在《新人口论》的“几点建议”中，马寅初着重强调了三点：第一，做好人口普查和调查工作，建立人口的动态统计，在此基础上确定人口政策。第二，依靠普遍宣传，让广大群众知道节育的重要性，并实际运用节育方法。倡导晚婚，“大概男子二十五岁，女子二十三岁结婚是比较适当的。”第三，普遍宣传避孕，切忌人工流产。因为胎儿有其生命权，人工流产是杀生，且对妇女健康影响甚大。男子应当负起认真避孕的责任。⁹在另一篇演讲中，马寅初谈到了行政控制的手段，但也不是强制性的，而是以经济杠杆加以调控。“由国家制定法律，认为生、教两个子弟最为合宜。主张生育两人有奖，三人有税，用收税做奖金，二者收支相抵，取得平衡，国家既不需要增加负担，又可达到节制生育的目的。”¹⁰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发表之后，由于与当时的主流立场和社会氛围相冲突，有人说他是借此为名发泄对国家的不满、有人说他谈论失学、失业问题造成了帝国主义和敌对势力攻击国家的口实。他本人遭到了多轮批判，其中全国性的大批判就有两次，其问题从学术问题上升为严重的政治问题、阶级斗争问题。¹¹但马寅初并不畏惧，他光明磊落，襟怀坦荡。面对周恩来、陈云和一众亲朋好友让他做几句检讨“过关”的善意劝告，马寅初说，“我是为了国家民族利益提出控制人口问题的，如果只为我个人着想，我完全可以什么事情都不管，在家享享清福就是了。”“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不敢言，就更难。我就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敢言。”¹²马老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对待“千夫所指”的批判，以有理有节的态度，站在学术的立场上对政治批判加以澄清。他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¹³在一个善恶颠倒、斯文扫地的荒诞岁月里，马老最大限度地守护了学人的良知。
1960年代以来，新中国的人口迅速增长，1962-1970年，人口净增长为1.57亿，1971-1980年，人口净增长为1.35亿。¹⁴如此庞大的人口规模和人口的爆炸式增长，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沉重压力。中共中央、国务院多次出台政策，逐渐推行计划生育。1982年月，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马寅初也被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担任全国人大常委、北京大学名誉校长、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等职，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称马寅初为“中国节制生育之父”，可谓桑榆晚景，为霞满天，百年未曾虚度，此生了无遗憾。
然而，几十年后，中国的人口形势又有了新的变化，1990年代中国的生育率已经明显低于2.1的更替水平。进入21世纪，中国的总和生育率降至1.5-1.6，开始逼近国际上的“低生育率警戒红线”。2015年开放二孩生育政策后，出生率仅在2016年、2017年有所上升，随后就迅速下降。2021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降至1.15左右，2022年生育率低于1.1,低于日本的1.3，这意味着未来中国将进入迅速的老龄化。¹⁵2023年全国人口减少208万人。¹⁶时至今日，很多学者开始反思马寅初的人口理论，认为人口存在“蓄洪”和“泄洪”的过程，如果“蓄洪”阶段人口不足，则经济发展将会面临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而将来也会更早地进入老龄化，“将马寅初理论抬上神龛，意味着否定5亿多生命的生存合法性！”¹⁷
应当指出，目前我国生育率的大幅下降，其成因十分复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矫枉过正”的强制节育政策或许是重要原因。在随后的三十多年中，这一政策取向迟迟得不到纠正。“控制人口”无形中变为了束缚人们思想的另一种教条，由此导致了人口出生率的迅速下降。但另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缺乏一个“生育友好型”的育儿环境，导致年轻夫妇视生育如畏途，在当下的环境下，这一原因更加不容忽视。无论是八十年代以来的强制计划生育，还是当下的育儿压力陡增，在当年马老撰写《新人口论》时都是无法预料到的，而在八十年代初为马老恢复名誉时，他已年近百岁，无法继续完善自己的理论了。将中国的低生育率问题归咎于马寅初当年的《新人口论》，无疑是不客观也不公允的。认为马寅初的理论否定了五亿人生命合法性的说法，也是不准确的。马老认为要通过避孕和晚婚控制人口，但妇女一旦怀孕，即应优生优育，而不应进行人工流产。¹⁸试问一个连人工流产都反对的人，又怎能否定五亿人生命的合法性呢？
马寅初的人口思想并不主张强制节育，也不提倡“一胎化”，而是主张采用温和的手段，倡导人们自觉控制生育。如果按照他的思路来制定人口政策，我们的人口变化趋势很可能会更加和缓，不太可能有猛烈的增长和下降。同时，马寅初指出，人口政策需要审慎的调查研究，随时进行调整，并非一成不变。“搞我们这一行的经济理论研究工作的，最重要的是深入调查研究，发现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同时还要分析研究未来，要有远见，防患于未然。”¹⁹可见，我们传承马寅初先生的思想，并非拘泥于他的个别结论，而是要继承他严谨务实的学风。站在今天人口形势转变的关口，我们有必要实事求是地考察马寅初先生的人口理论及其意义。
按现代经济学的思路，人口过多时，生育具有负外部性；而人口过少时，生育具有正外部性，但生育带来的外部性无论是正或负，均不能根据科斯定理，由私人之间的自愿协调来解决。这是因为生育外部性的受损者和受益者过于分散和不确定，在孩子长大以前，我们不可能预先知道谁会因为新生儿而受益或受损，损益的额度也难以估计，通过私人之间的讨价还价和金钱转移来影响生育决策，与人类的道德伦理也是冲突的，不切实际。于是，如果要在政策上对人口发展的趋势予以干预，只能通过庇古税或接近于庇古税的方法——对生育的奖惩机制——来影响生育行为。
人的行为有动物性的一面，但也有灵性的、自由的一面。不可否认，即使在艰难困苦之中，也有人性的闪光，但是，越是在艰困的条件下，大多数人越是缺乏选择空间，终日汲汲皇皇，为五斗米而折腰，那种个性化的、自己做主的自由意志往往发挥不出来。他们的多数选择都不是自由意志的结晶，而是出于生活的惯性，或出于对外在激励的反应，亦即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决策——其中的约束条件是外在施加的，而其中的目标函数也不是自主选择的结果。于是，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通过政策激励调整人口结构，从而改善积累，加速工业化进程，是客观有效的。但限制生育的政策只能推行于一时，不能长期持续。这是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本积累的提升，市场的发达，消费的繁荣，对于劳动的需求自然会越来越迫切；而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丰裕，文化教育水平的提升，人们更加追求自主权利与心灵空间，希望拥有一个“自己说了算的人生”。于是，政策或法令对于生育行为的调整，具有鲜明的不对称性。通过惩罚来抑制生育可以立竿见影，但通过奖励或惩罚措施来鼓励生育，往往很难取得预期效果。
例如，韩国、日本学者都曾有“单身税”的建议，但遭到民众的强烈反对，并未执行。²⁰实际上，对有子女家庭的高额补贴，相当于对单身人士征税。我们也可以推想，如果补贴的数额足够大，必然会扭转生育率下降的趋势，但在现实中巨额补贴受到约束，政府一般不能采取超发货币、放任通胀或增加财政赤字的方式鼓励生育，对多子女家庭的奖励政策必然是有限的。²¹新加坡等国的实践表明，即使大幅度的补贴也无法“买”到婴儿——本质上，在生育决策中，金钱考量只是次要因素。²²总体而言，单纯的奖惩机制可以解决人口过多、生育率过高的问题，但难以解决生育率下降、“少子化”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另辟蹊径。
从世界人口、地球生态环境发展的综合趋势来看，对于我国的计划生育，似乎也不能完全否定。目前世界平均总和生育率为2.3，超过更替水平，人口依然在增长之中。由于基数巨大，全球人口压力仍然不容小觑。2022年11月15日世界人口突破80亿，被联合国命名为“80亿人口日”。即使按照降低后的人口增长速度，增加至90亿也仅需15年时间。人类的人口峰值可能在104亿左右。²³尽管世界人口也正在经历着如中国人口一样的先增后减的过程，然而相对于环境问题的紧迫性，这一过程就显得过于缓慢了。人类拥挤在地球这一狭小的家园之内，脆弱的生态系统已经不堪重负。巨大的人口首先威胁到粮食安全；其次，生产粮食所排放的温室气体，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1/4到1/3左右；同时，人口增长还将带来更多的环境污染，对生物多样性也构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²⁴在这一背景下，回看中国的计划生育，就会真切感知到这一政策对人类乃至对地球生态的贡献。万千生灵，沉默无言，但若天地有知，将铭记我们的文明为节制人口所作的艰辛付出。
目前中国的生育政策已经开始转型，2013年，国家首先放开了“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10月又推行“全面二孩”政策，2021年，又推出三孩政策及一系列配套措施，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但是，这些政策除使得2016-2017年生育率有所上升，其他年份的效果均不显著。如前所述，采用单纯的奖惩机制来提升生育率，几乎是无效的。我们需要转变思路，而马寅初先生当年的人口思想，可以给我们以新的启示。1970年代起我国开始强制推行计划生育，马寅初就对此持保留态度，认为生育不宜强制。如果早做宣传，完全可以不必如此严格控制。《新人口论》中的建议，是通过宣传避孕知识、免费发放避孕药品用具、倡导晚婚晚育等方式，辅之以必要的经济和行政手段，使人们自觉节育。马寅初所倡导的这种非强制的柔性策略，当代行为经济学称之为“助推”（nudge）。²⁵目前我们如果要提升生育率，正需要借鉴马寅初先生当年的智慧，倡导各方合作、群策群力的“助推”思路。笔者以为，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以应对人口危机为契机，为年轻人营造一个自由成长、自由发展、心情舒畅的宽松环境。让人们觉得活着是有意思、有趣味、有意义的，是值得把一个新生命带到这个人间的，养育下一代在这个环境中对父母、对孩子都是“天伦之乐”而不是痛苦的负担，不是无休无止的“教育军备竞赛”。总之，只有让人们“乐生”（自己体验到生活的乐趣），人们才能“乐生”（乐于生儿育女，与之共享生命之欣趣）。我们要给下一代一个更为优越的、自由舒展的成长空间。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即蕴含在此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传承历程之中。
然而，目前我们面临的形势并非如此。从2010年到2020年，我国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呈现逐年上升之势，睡眠问题占25.2%，抑郁占14.6%， 焦虑占12.3%。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又明显高于小学生，其中焦虑、抑郁的检出率在24%-28%之间，中学生中还有7%左右属于重度抑郁。²⁶由此可见，我们虽然达到了马寅初当年期待的“控制人口数量”的目标，但离“提高人口质量”的目标还相距较远。年轻一代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处在一个忧心忡忡、竞争激烈、压力巨大的环境下，这对我们解决人口问题相当不利。马寅初的绍兴同乡鲁迅先生曾这样期许中国的家长——“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²⁷鲁迅面对的是旧文化旧礼教的压迫，而我们现在面临的则是全新的挑战，必须帮助年轻人——包括育龄夫妇和青少年，卸下重担，轻装前行，在宽阔、光明、宽松、舒展的环境中，基于自由意志，做出自由、自觉、自主、自律的选择。
生育行为基于人的自愿，带有利他动机，同时又与生物学上所谓的基因繁衍规律相吻合，本是人的天性。近年来的研究也表明，在那些社会福利比较完善、生育支持比较到位的北欧国家，已经出现了生育率回升的现象。²⁸对于如何提高中国的生育率，人口专家们也提出了林林总总的建议，但笔者认为，如果仅仅把人当作生育工具，不尊重人的自愿自主的权能，那么这些政策的效果终将是有限的——甚至适得其反。马克思强调资本和私有财产对人的异化，马克斯·韦伯则认为官僚制使社会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机器，使每个人都不由自主地在激烈竞争中争相成为一个合格的、优质的零件。²⁹然而，人毕竟是渴求自主的，他们希望的是发挥个性和自由，拥有人格上的自尊，探索更深入的精神世界。对于非人化的管理方式，人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厌恶和抵触。“不生娃”可以看作是“零件”对“机器”的最后反抗。诚然，这种反抗是消极无奈的，但同时也是最强有力的。要想消解这种反抗，我们必须幡然变计，从尊重人性、以人为本的大观念出发，在现有的水平上，结合我国实际，为人的全面发展、可行能力的提升提供更为优越的条件，相信我国的生育率也能出现类似欧洲国家那样的回升。在此，笔者谨提出三个建议：
第一，降低各个领域的内卷化竞争。目前教育领域的内卷化竞争，推高了育儿成本；而职场上的内卷化竞争，则使很多年轻人缺乏闲暇，让恋爱、育儿，乃至正常的家庭生活都成了奢望。目前这种从幼儿园、小学开始层层加压的教育，不仅使家长承担了沉重压力，也剥夺了一代孩子的童年，使之心理问题频发，创造力受到压抑。对教培行业的整顿，虽然不能根本性地解决问题（它会导致教育军备竞赛隐蔽化），也不失为救时之策，暂时的推行是必要之举。然而要彻底解决此问题，必须促进基础教育的均等化。³⁰此外，还要大幅度地放开高等教育的供给，让适龄的青少年享受到充足供应的高质量教育，降低“高考指挥棒”的影响力。同时，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适当降低公务员待遇，使之与企业员工待遇相当。严格执行《劳动法》和与之相关联的一系列关于保障休息时间、带薪休假的权利。³¹让人们有充分的闲暇去享受生活，有充分时间和资源去创造新生命。
第二，社会对有孩子的家庭予以系统性支持。当下低生育率的重要原因，源于高昂的养育成本对人们的生育本能、天伦之乐的压制。根据2019年的数据估算，中国平均养育一个孩子至17岁的成本为48.5万元，如孩子上大学，平均还要支出14.2万元，其中上海、北京的养育成本在100万元左右。中国家庭抚养孩子的成本相对于人均GDP的倍数为6.9倍，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几乎是最高的（仅低于韩国）。³²2023年，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已经攀升到53.8万元。而这些数字只是养育孩子的直接成本，如果考虑到闲暇时间的耗费、家务劳动的增加、工作机会的减少等机会成本，养育孩子的成本将更为巨大。³³尽管各级政府对生育有所支持，但支持力度可谓杯水车薪。³⁴社会的“支持”与“拖累”的力道不成比例。大约有一分之支持，即有两分之拖累。目前，连“孩子下课要到操场上去玩”“孩子放学后能成群结队到处去玩”这些天经地义的正常活动都成了“奢望”。³⁵如此要想使年轻人乐于生育，为国生娃，难矣哉！当下，如要提高生育率，不但要有相对充足的教育供给，教育的质量也必须进一步提高，还需要建设一个“儿童友好型”的社会，提供一个让孩子们无忧无虑地成长的大环境。显然，这需要更高的资源投入，但这种投入是值得的。而且，我国的极为高昂的养育成本，实质上是由家庭承担了本该由政府承担的投入，如果人们的决策是理性的，必然会选择少生或不生。时至今日，应当是由各级政府给家庭卸下重担的时候了。
第三，对盛行于世的“攀比文化”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法则”进行反思，倡导罗尔斯式的、优先考虑社会弱势群体的公平正义观，尊重富于个性的不同选择。尽管我们在大力弘扬提倡中华文化，并号召吸收世界一切先进文明的成果，但国人现在的文化氛围，却是高度单调、极度实利取向的。很多人平时谈话的内容集中于汽车、房子、吃喝等物质享受，追名逐利，相互攀比。如萧功秦教授所言，“中国人在人生价值方面，确实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一元化、板块化、同质化现象，中国人的价值观分化程度很低。”³⁶世俗化、同质性、重攀比的文化氛围，在传统社会有利于生育，这是因为传统社会是等级社会，信息又相对闭塞，普通人能够攀比的对象十分有限，而且孩子的数量也是传统社会攀比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在现代社会，这种氛围对于生育的作用就完全是负面的了。多子女家庭的物质生活必然比不上同等条件的少子化家庭，而在一个激烈竞争的社会里，家长的工作表现更会受养育子女的拖累。而且，现代人可攀比的对象比传统社会更多了。在单一维度的成功观之下，大多数人都是失败者。人们的挫败感越强，也就越是不愿意把孩子带到这个单调、乏味、虚伪、世俗、功利的世界上来。即使他们有了孩子，孩子们在这种扭曲的教育与文化环境之下，也很难健康成长。我们需要有一个文化上的转向，在当下的中国，我们应当倡导一种更加多元、开放的价值观与成功观，这需要主流媒体率先做出表率。同时，须知人们之所以攀比物质财富，忧心忡忡，汲汲皇皇，乃是因为社会的分配机制不畅，让人稍有放松就有落入社会底层之虞。故而，我们要特别重视社会公平正义，对弱势群体加以关怀和保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直接补贴弱势群体的生育，而是通过社会扶助项目的实施（包括在适当时机进行“全民基本收入”的尝试），廉价、优质、均等化教育的供给，改善收入分配，促进机会均等。这不仅仅是对弱势群体的扶助，也可让其他各个阶层安心生活，使全社会看到未来的希望。
实施以上改革的确颇有难度，但如此的“助推”是否一定会提高生育率？答案仍然是不确定的。因为此时人的选择依然是多样化的、自由的。即使一个较宽松的环境也未必会带来“婴儿潮”，但“超低生育率”的现状大概率会得到缓解。也许，我们的出生率仍然会维持在更替水平以下，但此时，教育体制的改革、文化氛围的变化会带来有益的副产品——市场经济的发展、生活方式的自由与多元、创新水准的提高，将会极大程度地弥补劳动力减少的缺陷，减轻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压力。
为此，我们必须改革教育体系，建立一个相对廉价，收费低廉，但却能鼓励自由思考、自由创造的教育体系。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学龄青少年的锐减（2022年出生人口为900万，仅为2016年的一半），我们的人均教育资源会大为宽裕——这提供了一个彻底变革教育体系的天赐良机。此时一定不能采取关闭学校的手段，而是让原来的大班（40-60人）变为小班（10-20人），并引入当代的新手段、新理念。或许，重温马寅初先生的教育思想，也会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马寅初强调学生不能“营养不良”，也不能“消化不良”。所谓“营养不良”，指的是缺乏基础知识，不读第一手资料；所谓“消化不良”，指的是囫囵吞枣，人云亦云，浅尝辄止。³⁷这两者恰恰点明了我国当下教育体系的弊病——学生不读书，尤其不读原著；不思考，特别是不善于创新性的思考。马寅初认为“社会是一个大实习室，学校是一个小训练所。”强调基础知识的教育必须与实践结合起来，使学生大量参与社会实践活动，他亲自指导学生在北大开办学生银行，发行股票，经营存款放款及汇兑业务，其后又促进成立“消费合作社”，他亲自兼任学生银行的顾问。³⁸在浙江大学，他倡导教育教学与劳动实践结合，为学生安排了大量的社会实践活动。³⁹这正与当代芬兰等国提倡的打破课程束缚，倡导学以致用，以问题为中心的教学理念不谋而合。
以上笔者略述了马寅初先生的一生行实，特别涉及马老对人口与发展问题的启示。本书系在绍兴举行的马寅初诞辰一百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之纪念文集。绍兴与北京大学的缘分是深厚的，北京大学的二十九任校长中，有四位来自绍兴，在这四位校长之中，马寅初老校长在北京大学工作的时间最长，早在1916年，马寅初就到北京大学任教，1919年又被选为北大第一任教务长，他又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首任北大校长，改革开放后又担任北京大学名誉校长。在绍兴举行纪念马先生一百四十周年的研讨会，是一件难得的盛举，也是让所有北大人感到光荣的盛事。在此次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就马寅初先生的学术思想、马寅初人口理论的更新与发展，生育问题与老龄化问题，教育、婚姻、劳动保障与收入分配问题，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学者们继承了马寅初先生的坦诚直率，求真务实的精神，踊跃发言，激扬文字，其间既有对前贤的继承，又有思想的争鸣与交锋。马寅初先生若泉下有知，当欣喜吾道不孤，传承有人！
此次我们将纪念马寅初先生诞辰一百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的文章加以编次，出版发行，以广流布。谨以此学术文集，馨香默祝马先生之浩气长存，精神永驻。流芳百世，心心相印而不断；辉光日新，代代相承而不绝。
——丁建峰（中山大学法学院） 2024年5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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