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领导者到员工心往一处想,的确能够决定企业的命运。既然我们已经注意到意愿如此重要,就应该在工作中时刻铭记。
众所周知,在信息通信自由化之际,我创办了第二电信公司。大家都说我像堂吉诃德一样:“那家伙自不量力,净干荒唐事。”NTT(日本电话电报公司)是一家大型企业,营业额超过 5 万亿日元,仅资本金就高达 7000 多亿日元。连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的高层领导都不想介入电信事业去跟 NTT 竞争,京瓷公司却向 NTT 发起挑战,这实在是太荒唐了。
我刚表示想跻身电信事业,日本国铁立即开始行动,他们认为“那家伙要是能干成的话,我们肯定会干得更好”,于是他们创办了日本电信,准备在新干线沿线铺设光缆。以日本道路公团为主体的建设省也考虑:“我们要是在东名高速公路铺设光缆,不是马上就能干成吗?”于是他们也加入竞争行列。这两家都认为:“京瓷那样的企业都能干成的话,我们应该比它干得更快、更好。”于是就在三四年前,电信事业开始了自由竞争。
刚才谈到,日本国铁只要沿着新干线铺设光缆,这项事业很快就能成功,道路公团也可以在东名高速公路的中央隔离带铺设光缆。可是我们第二电信的现有基础设施为零,唯一的选择是在一座座山上架设抛物面微波天线,进行无线传输。
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在山上架设抛物面微波天线还要跟林野厅交涉,因为有些山上种植的是防护林。在没有公路的地方我们还需要出动飞机。另外,无线电波经由空中传输,为避免干扰,还要避开其他无线电波经过的地方。我们提前调查哪些地方没有无线电波,只能从这些地方经过,整个过程真是历尽艰辛。
大家都认为我们终归是干不成的,没想到我们首先架设好了从东京到大阪的线路。从1986 年10 月开始,我们投入到专线的运营中,1987 年 9 月 4 日开通了公用线路。报社记者最关心的是我们在 9 月4 日之前能赢得多少客户。截至 9 月4 日,第二电信签署了45 万份合同,而向 NTT 提出开通申请的为 25 万户。另外一家是日本国铁,他们投入了巨额资金,在国铁车站大量发放日本电信的宣传单,共获得 14 万份合同。我们远远超过了其他两家公司合同数的总和。
实际上我做的事情确实类似于堂吉诃德,那么当时我是怎么想的呢?的确,我是制作陶瓷的,可我想的是:“软件的时代一定会到来。对软件而言,最重要的是信息。
考虑到员工的未来,我们公司也要开展软件事业。”总之,我最初投入电信事业的理由是为企业的未来着想。
我从事电信事业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为普通百姓着想。如今,日本的通信网被 NTT 垄断,在东京和大阪之间通话 3 分钟需要 400 日元的话费。今后如果开展正当的自由竞争,通话费应该能降低不少。我们把话费标准设定在 300 日元。
在独家垄断的情况下话费是不会降低的。即便是那些在经济团体联合会中平起平坐的大企业联手创办一家公司,与 NTT 也不会有多大差别,是不会降低普通百姓的话费的。只有由我这个一直经营风险企业的人来做这件事,话费才能降低。无论如何这件事不能交给现有的大型企业,就应该由我这种不成器的经营者来干。
在决定加入通信行业之前,我曾经邀请 NTT 的工程师千本幸生一起干,他欣然应允。我又分别说服了牛尾电机的牛尾治朗、西科姆的饭田亮、索尼的盛田昭夫。我像明治维新时代的志士一样向他们表明自己幼稚的理想:“我对日本电信事业的未来感到非常忧虑。为了使电信事业真正受到大众的欢迎,现在我们必须挺身而出。”
我的说法乍听起来过于荒谬,大家一时间哑口无言,可是继续听下去,他们就表示赞同了:“你说得没错。”不过他们也提出:“事情并不容易,对方也是大型企业。如果你能承担责任,我们就支持你。”总之,他们的意思是:“我们支持你,但所有责任都要由你一个人来承担。” 接下来我又为另一件事感到烦恼。我首先考虑的是“动机至善”。考虑到员工的未来,我必须加入电信事业,给员工留下可继承的产业,而且无论如何也要降低普通百姓的电信费。那么,我的想法是否仅此而已呢?我有没有渴望功成名就赚到钱的念头呢?我用“动机至善”这几个字自问自答。
我是不是为了个人出风头而哗众取宠呢?我是不是盼望着出名后被媒体大肆宣传呢?我念叨着“动机至善”这几个字,反复追问自己。
我还很看重另外一件事,就是在开展事业的过程中要做到“过程至善”,也就是说为了取得成功不能采取卑劣的手段。
我追问自己能否做到“动机至善、过程至善”,直到自己坚信“我的确是这样想的”,之后才宣布开展事业。只要“动机至善、过程至善”,就不必追问结果。我正是坚信意愿的力量而投身到电信事业中的。
迄今为止,我们孜孜不倦地投入了大约 400 亿日元,今后打算再投入至少 400 亿日元,在 4 年时间里实现 1000 亿日元的投资。这项事业的风险很高,到目前为止我们始终保持着美好而强烈的意愿,事业的发展也随心所愿。
坚信意愿的力量,让这种力量在事业中发挥作用,就定能成就伟大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