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站在一个公共历史学家的立场，呼吁走出帝王史观和英雄史观，进入一场历史观的启蒙。他在文中提到的或许是一些常见的历史认知上的谬误，然而我们缺乏的从来都不是高深的知识，而是正视问题的勇气。在这个意义上，他提出的对史料的批判、对帝王史观和英雄史观的批判、对权力的批判、对过去历史写作的批判以及对当下历史教育的忧思和启蒙的呼吁，值得认真地对待和回应。
文 ｜ 王笛
（《读书》2025年2期新刊）
五四时期是一个启蒙的年代，引导时代潮流的中国知识分子，拥抱民主与科学，却始终没有对历史观进行一次深刻的反思。实际上，中国急需一个历史观的启蒙，这个启蒙的重要性，不亚于对民主与科学的追求。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主宰民众对历史的认识的，一直都是帝王史观和英雄史观。迄今为止，历史学家所撰写的几乎所有的中国通史，以及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中国历史教材，都是以王朝和帝王为中心的。这种以王朝和政治权力为核心的历史观，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对历史认识的最主要的教育资源。这种历史观不仅简化了历史的复杂性，也导致了人们对历史的片面理解，甚至造成对今天社会和文化的腐蚀。因此，重新审视历史观的问题，在今天就显得尤为重要。
帝王史观主要关注国家和统治者的历史，强调帝王将相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它往往以政治权力的更迭、王朝的兴衰为中心，认为历史的进程主要是由统治者的决策和行为所推动的。梁启超在一九〇二年的《新史学》中指出，由于以帝王为中心的历史写作，国民“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这里“国家”的意思，是梁启超最早介绍进入中国的现代概念的民族国家
（nation）
，而不是作为统治机器的“国家”
（state）
。而中国人引以为傲的没有间断的历史，即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这种历史观使得历史成为权力斗争和帝王业绩的记录，也是皇族和权贵的家族谱系，而非人民的历史、国家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全景。在这种历史观下，国家的概念被简化为朝廷的存在，历史书写不能真实反映人民的命运，导致世代相传的历史缺乏民众的角色。梁启超其实是指出，要重新审视历史写作，为现代史学的发展铺平道路。可惜，一百多年过去了，这个设想并没有付诸实践。
《新史学》（节选），刊于《新民丛报》1902年第1号（来源：chinawriter.com.cn）
的确，对历史的歪曲和误导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普通人从历史中消失了。尼采在《善恶的彼岸》中提到：“伟大的历史并不是由少数英雄所创造，而是由无数的平凡人共同构成的。”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哈耶克强调：“历史的发展是由人类的多样性和自由选择所驱动的，而非单一领导者的决策。”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革命的年代》中指出：“历史的转折点往往是民众的集体行动，而不是个别英雄的决定。”米歇尔·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探讨了权力和知识的关系，认为历史的叙述往往反映了特定的权力结构。他提到：“历史的书写往往是权力斗争的结果，许多普通人的声音被排除在外。”
而且，历史的记载经常与历史的真实相差遥远。大卫·温格罗和大卫·格雷伯在《万物的黎明》
（
The Dawn of Everything
，中文版翻译为《人类新史》）
中强调了权力如何通过叙事来塑造公众的认知，这使得历史成为权力斗争的工具，服务于特定的政治目的。“帝国纪念碑上篆刻的豪言壮语”是统治者自我塑造的结果。权力通过叙事和象征性表现来影响社会意识，从而构建出与实际权力动态相脱节的“历史”。詹姆斯·斯科特在《六论自发性：自主、尊严，以及有意义的工作和游戏》中，进一步指出帝王的形象是他们精心打造的，“象征性秩序造就的盛大场面不仅在公共典礼”，如国王加冕的游行中表现出来，还能在公共空间中的建筑中看到，包括广场、雕塑、拱门和宽阔的大街。有的时候“建筑本身的设计意图就是用它们的高大与雄伟激发民众的敬畏之心。它们常常充当一种图腾，为一点也称不上有序的现实补充一点虚幻的秩序”。
斯科特提到的“象征性秩序”，是指通过特定的活动和仪式来营造出一种有序的社会氛围。帝王通过精心安排的场面展现自己的权力和威严，这种象征性的展示不仅是对统治地位的确认，也是一种政治宣传。通过这些公共典礼，民众被引导去感受和认同这种权威，从而增强了对统治者的忠诚与服从。斯科特进一步指出，公共空间中的建筑结构，都是权力象征的重要体现。这些建筑的高大与雄伟不仅是物质层面的表现，更是心理层面的影响。建筑设计的意图在于通过视觉上的冲击来激发民众的敬畏之心，使他们在潜意识中接受并认同统治者的权威。这种建筑的象征性作用可以追溯到历史上的许多帝国与国家。比如，古罗马的凯旋门和古埃及的金字塔，都是通过宏伟的建筑向民众传达统治者的伟大与不朽。这些建筑不仅是物理空间的占领，更是在文化和心理层面的统治。
提图斯凯旋门，摄于1880年左右（来源：wikipedia.org）
斯科特提到的“虚幻的秩序”，反映了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在现实中，社会往往是复杂和混乱的，但是通过象征性的表现，统治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这种混乱，营造出一种看似有序的社会状态。建筑、庆典和仪式等元素共同构成了一种虚幻的秩序，这种秩序为真实的社会现实提供了一种美化的外衣。统治者不仅在政治上巩固自己的地位，也在文化上规训民众的服从。民众在参与这些仪式时，逐渐内化了对统治者的崇拜和忠诚，使得统治者的权力得以持续和合法化。
为了让统治变得合法化，统治者还会用种种的假象来粉饰太平，欺骗百姓。他们沉醉于万方来朝的虚幻梦境，例如中国历代王朝都画有“职供图”或者“万方来朝图”。在明清两代的朝贡史上，假贡使事件层出不穷。有的是自行捏造一个不存在的国家，自任使节，或者冒充那些真实存在的国家使节。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荒谬的现象，主要归因于当权者喜欢万邦来拜的虚荣景象。《利玛窦中国札记》中留下了这样一段观察：“所谓的使臣便以据称是派遣他们来的各国国王的名义仿造文书，其中满是对中国皇帝的极度奉承……中国人知道整个事情是一个骗局，但他们不在乎欺骗。”所谓的朝贡使团绝大多数都是商队。明朝是禁止正常的贸易往来的，但允许外国以进贡的方式进行朝贡贸易。朝贡者一进入中国，所有的开支都由朝廷支付，沿途所有的给养也是由各地的地方官提供。每到一个地方，当地的官员还要为他们举办极为豪华的酒席，带来的给皇帝的礼品和他们的货物，都要由沿途的老百姓出牛马运输。其实朝廷知道大部分朝贡者是骗子，但是就此给老百姓营造出万国宾服、天下太平的错觉，以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以及维持所谓的面子。朝廷甚至派使节到海外，招来邦国或者部落来朝贡，大量的礼物发放，造成国库空虚。当无数的老百姓还在忍饥受饿的时候，巨量的民脂民膏就以这样愚蠢的方式流进了外人的腰包。
《万国来朝图》（局部），故宫博物院藏（来源：dpm.org.cn）
因为许多历史记录可能被美化或扭曲，所以，今天阅读历史，我想强调四个批判：对史料的批判，对帝王史观和英雄史观的批判，对权力的批判，对过去历史写作的批判。
第一，对史料的批判。当我们在阅读历史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很多正史的记录，不是扭曲的，就是有选择的，其实是不可信的历史。因为掌握政治权力的帝王可以任意销毁、篡改和歪曲历史。乾隆组织编纂《四库全书》，销毁了大量他认为对大清不利的书籍，据统计有一万三千六百卷，总计十五万多册；焚毁版片一百七十多种，八万多块；除此之外，还系统地对明代档案进行了销毁。对专制统治者来说，历史事实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按照他们所认可的内容去记载和解释。以帝王史观所撰写的几乎所有的历史，都存在大量的歪曲。历史记载中的明君贤相很多都是不真实的，不是被美化，就是被肆无忌惮地臆造出来的，历史成为统治工具的一部分。
第二，阅读历史，必须对帝王史观进行批判。不要崇拜权力，不要崇拜帝王，历史不是帝王或英雄创造的。如果说他们对历史有影响的话，那么他们对文化和文明的摧毁远远多于建设，而文化和文明的建设者则是广大的普通人。所以我明确地指出过：“历史学家要为百姓写史，哪怕是凡夫俗子每天坐茶铺的‘毫无意义’的日常行为，也远胜于一代枭雄所谱写的横尸遍野的血泪史。”我们要敬畏历史，对于那种试图创造历史的人，要抱着极高的警惕：“当我想到所谓整体历史的时候，在我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出这样一个画面：帝王或者英雄站在高高的山巅上，俯瞰整个大地，为自己马上要创造历史，而心潮澎湃，豪情万丈。极目望去，在他的眼中，是乌泱泱的人海，芸芸众生，小如蝼蚁。对他来说，面对这样的人海，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也不少，个体在这里已经失去了意义；个体的命运，在这里是无关大局的；芸芸众生之间，是没有区别的，甚至看不清他们的面孔。他们变成了一种我们称之为的‘群体’‘群众’或者‘人民’这样的概念。他们没有自己的故事，也没有自己的历史，当然也就没有自己的未来。如果芸芸众生为了帝王或者英雄所谓的‘宏大事业’而死去，就无声无息地化为了尘土。”
《拿破仑翻越阿尔卑斯山》，法国新古典主义画家雅克-路易·大卫 作（来源：wikipedia.org）
每一次改朝换代，每一次大的战争，其实都是文明的倒退，然后经过许多年无数的普通人的辛勤劳动，一代又一代的努力，当一个稳定的社会创建起来后，往往不是长治久安，而是新一轮的动乱又开始了。当帝王或英雄指挥千军万马纵横驰骋的时候，就是腥风血雨笼罩、尸骨遍野，无数生命灰飞烟灭的时候。因此，当我们在读史过程中被帝王的“大事业”激发出豪情的时候，一定要认真想一想，如果你是千军万马中的一员，或者你是被铁蹄所征服的人，从这样的战争中，你和你的家庭会得到什么，或者会失去什么？
第三，今天读历史，要对权力进行批判。历史的记录和历史的写作，经常被统治者用作了一种有效的统治工具。他们一直操控话语霸权，利用权力的工具来美化他们的统治，对于人民的痛苦避而不谈。一代又一代帝王将相们，企图利用历史的编撰来告诉老百姓，要逆来顺受地接受他们的统治；老百姓要感到自己的卑微，要对帝王和权力顶礼膜拜；要让老百姓都相信，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伟大”而“慈悲”的君王所赐予的。其实，任何给老百姓造成灾难的统治者，都应该受到历史的审判，而不是被肆意地赞美。
第四，阅读历史，还要对过去的历史写作进行批判。历史写作长期以来受到政治权力的影响，忽视普通人的声音，只强调帝王、英雄等少数人的功绩。这样的叙述方式不仅扭曲了历史的真实面貌，也影响了社会对历史的理解和认知。历史写作往往体现了一种选择性记忆，这种选择性记忆使得我们所知的历史多是片面的，甚至是被篡改过的。批判过去的历史写作，就是要揭示这种选择性记忆背后的政治动机，恢复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过去的历史写作过于集中于少数人物的作用，而忽视了普通人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性。历史不应只是关于统治者、征服和战争的叙事，而应是广泛涵盖社会各个层面的多元故事。普通人的生活、奋斗和经历同样应该构成历史写作的核心部分。重新审视历史写作，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些被忽略的声音和贡献，从而获得更全面的历史视角。这样才能让每个普通人认识到自己的价值，我们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传宗接代等等这样的日常行为，就是文化和文明世代传承的主要推动力量。普通人地位不应该卑微，在这个世界上不应该没有他们的声音。哪怕普通人的声音是微弱的，但是当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发出自己声音的时候，一定会被这个世界听到。当我们阅读历史的时候，一定要牢记这一点：在任何一个文明和任何一个国家，权力没有那么神圣，帝王和帝国也没有那么崇高，真正神圣和崇高的就是组成这个国家99%的普通人，以及他们的诉求，他们的幸福，和他们的美好未来。
《清明上河图》（局部）描绘了北宋汴京城中的市井生活（来源：dpm.org.cn）
帝王史观和英雄史观之所以在中国盛行，就是由于这样的历史观影响下的历史写作，对我们的历史教育以及对历史认识的侵蚀。而历史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是培养多元化思维和批判性思维的重要途径。
中国的历史教育常常以王朝、帝王和政治事件为中心，忽视普通人的经历和对历史的贡献。这种教育模式导致了学生乃至大众对历史理解非常局限，缺乏多元视角。我有个切身的体会，在美国，历史教育内容涵盖广泛，包括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等，关注的不仅仅是历史上像华盛顿、林肯那些伟人和独立战争、南北战争那些重大事件，还包括普通人的生活、社会运动以及文化发展。美国历史教科书探讨土著人口、移民、女性、少数族裔的历史和贡献，而且教师通过引导学生讨论和辩论，帮助学生对美国政治和社会进行批判。例如《不同的镜子：多元文化的美国历史》
（Ronald Takaki,
A Different Mirror: A History of Multicultural America
）
被广泛用于美国的中学和大学课堂上，提供了关于美国历史的多文化视角，重新审视美国历史，重点描述了不同族群在美国的发展历程及其对国家历史进程的影响，各个族群如何在美国社会中争取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包括他们所面临的挑战、歧视和斗争，揭示了种族主义和排他性政策对这些群体的影响，并讨论了他们的反应和抵抗，探讨了美国社会中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与冲突，以及这些互动如何塑造了现代美国的文化和社会结构。另外，两卷本历史教科书《美国人民：民族国家和社会的创立》
（Gary B. Nash,
The American People: Creating a Nation and a Society
）
，到目前为止已经出了第八版，从普通人的角度重新审视美国历史，涵盖了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主题，从人民而不是从国家
（state）
来认识历史。
《不同的镜子：多元文化的美国历史》与《美国人民：民族国家和社会的创立》（来源：amazon.com）
这里，我想呼吁，抛弃王朝、帝王、英雄以及那种只关心权力、战争、征服的僵尸历史，而撰写出中国人民的经历和他们奋斗的有血有肉的生活史。没有普通人的历史，历史就是不完整的，就是偏颇的、谬误的、被歪曲的历史。大历史固然重要，但它绝不是历史的全部，甚至不是历史的大部分，在任何时代，普通人都是绝大多数。所谓的“大历史”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历史，其实关心中国人民命运的历史才是真正的大历史。历史是一面镜子，它应该照见我们寻常百姓的日常与人生。我们这个时代，更需要有人文关怀的、普通人的历史。只关注宏大叙事，人们就只会从国家大视角去看问题。似乎只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则无论采取怎样的方法、个体付出怎样的牺牲，都是可以接受的，这是非常有害的历史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和日本的战争发动者得到其国家民众普遍的支持，就是统治者利用历史煽动极端民族主义，就是历史被误用的最典型的例子。在这种历史观之下的政治，也只会损害普通人乃至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
还应该认识到，任何历史问题都没有所谓的唯一或者标准的答案。历史变化多端，经常并不是按帝王或者权贵的愿望来演化的，它是千千万万个无法预测的因素在特定的时间、地点以及各种机缘巧合下，对人类社会施加有形乃至无形的影响而成的。历史不是只有一种解释，这是因为历史研究是主观活动，不同的历史研究者，会写出不同的历史，对历史提出不同的看法。对一个历史问题的认识，是随着时间和空间的改变而改变的，我们经常说要把历史放到历史的语境中去理解，就是这个意思。抽开了具体语境，把一段历史与其具体语境分离开来讨论，经常是没有意义的。对一个历史问题的争论，多数情况下不在于看到了不同的资料，而在于历史观的不同所造成的对历史和资料本身的不同理解。
除了多元视角，历史教育也要重视批判性思维。对历史写作的批判性反思有助于打破对权力的盲目崇拜，培养对社会变革的开放态度，而不是沉浸在过去帝国、王朝的所谓的“辉煌”之中。对历史写作的批判是理解历史的重要手段，通过揭示历史叙述中的偏见和误导，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历史的真实面貌，才能够更好地理解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发展独立的思考能力。
总的来说，历史教育在塑造公众历史观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因此，应该将中国人民的历史作为中国历史教育的主要内容，而不应充斥着王朝、帝王将相以及统治人民的各种权术。通过对历史的深入研究，能够更好地理解社会变革的动力，增强对当代问题的敏感性和批判性思维。通过多元化和批判性的历史教育，学生才能够更好地理解历史的复杂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历史的意义和深刻内涵，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才能建设公正、自由、包容和尊重人民权利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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