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一些农村地区兴起攀比风、浪费风，既侵蚀社会风气，也给农民带来沉重负担。半月谈记者在河南、湖南等地农村采访发现，一些地方未富先奢，令人担忧。一方面，国家不断加大对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力度；另一方面，一些地区又流行不良风气，透支家庭财富，增加了脱贫的难度。广大农民群众期盼移风易俗，让节俭文明的新乡风早日吹入农村。
半月谈记者在一些乡村采访发现，贫困村在宴席上比排场、比阔气、比新鲜……攀比陋习让农民背负沉重负担。
豫北的一些农村宴席，近年来有两个变化：一是菜越来越多；二是客越来越多。
当地一贫困村村支书孙久道向记者介绍，办一桌酒席非常讲究，先上12盘凉菜，然后大家开始喝酒；再上鸡、鱼、肘子、大肉4道主菜，每一道主菜配4个“铃铛”，即4个炒菜；最后是12个蒸碗。这样下来，一桌宴席要44个菜。
“按照现在的行情，还得配每盒20元以上的烟、每瓶100元以上的酒，一桌成本在七八百元。”此外，在客人方面，以前只有亲戚坐席，现在稍微有一点沾亲带故关系、邻居等都要参加，并且参加的人员越多，主人就感到越有面子。
比排场不仅体现在餐桌上，如今各种新花样越来越多。
以丧事为例，在豫北，近年来兴起披全身孝布、万元棺材，一场白事要多花近万元。在湖南一些农村，丧事不仅请戏班子、军乐队，有的同时请上两家乐队，形成打擂态势，连唱数日。
而这股铺张浪费风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农村地区因各种名目举办的宴席也越来越多，诸如盖房子、买汽车、孩子满月、周岁、考上大学、参军等，都成为办宴席的理由。在鄂中一些贫困地区，刑满释放人员回村竟然也要办酒席。
酒席上的铺张带来的浪费显而易见。“在农村流行酒不喝醉不为喝好，饭菜不剩不为吃饱的习惯。”
河南一位专门承办农村宴席的厨师李浩伟告诉记者，农村没有打包的习惯，一桌菜吃下来，吃一半倒一半的现象比较常见。“按每桌浪费百元计算，10桌就是上千元。一个大村每年光餐桌上的浪费都有上百万元。”
“咱是土里刨食的庄稼人，一年辛苦钱，一天吃喝精光，咋个不心疼？”河南周口市沈丘县周营乡谢营村农民谢玉松说，农民也痛恨攀比陋习，但白事不铺张会被戳脊梁骨说不孝顺，红事不攀比觉得没面子。
受攀比之苦的是经济条件一般的村民，有的“宁穷一年，不穷一天”，东挪西凑借钱也要摆排场。
农村过年前后的一两个月，基本上家家户户隔三差五赶场子、送人情，有的一天要送三四家人情。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刘成良，老家在鄂中一个贫困县。
他返乡调查发现，普通人家每年人情开支在一两万元之间，而家庭经济状况稍好的人家，人情开支都在两万元以上，甚至贫困户、低保家庭的人情开支都达到每年五六千元。
记者采访了解到，农民对人情的看法和抱怨普遍较多。随着人情往来风气加重，收礼名目多、随礼金额高在部分农村地区越演越烈，有来必有回的人情债陷入恶性循环。
因此，农村还形成很多俗语：“人把人皮披上，不赶人情是不行的”“人情不是债，头顶锅来卖”。
在湘北一些农村，大多数家庭为了平衡收支，会隔三五年找一个人情名目办一场酒席。其中以祝寿收礼花样最多，36岁可以办寿宴，逢整五、整十也能办。
这就是说36岁能办、40岁能办，45岁能办、50岁还能办，这样一来10多年里仅此一项就可收礼4次，可谓“三年一小贺，五年一大祝，十年一隆庆”。
“最怕的是看病人，病大病小没法说，人家张罗着请桌，听说了就得去随礼，礼钱虽然一般只有50元或100元，但扛不住次数多。”一位村民说，近些年农民收入提高了，但农民的存款和发展方面的支出并没有增多，相反在人情上的开支越来越大。
刘成良表示，大多数农村家庭的经济收入并不高，都要到外地打工赚钱，但这些家庭财富大多转化为人情以及房子等固定资产，并没有进入财富再生产环节。
他认为，农民因为攀比而贫困，本质是一种精神上的贫困、文明的贫困。
随着彩礼价格不断上涨，娶妻难成为困扰贫困地区农村家庭的头号难题。天价彩礼既让农村老人负债累累，失去晚年尊严，也牺牲了年轻人的创业基础。
在河南一些农村地区娶媳妇流行这样一张彩礼单：“万紫千红一点绿”“一动一不动”。即5元人民币1万张，100元1000张，50元若干，总计约合15万多元，外加一辆小汽车和一套房子。此外还有“换手绢”、三金三银等，娶媳妇得花费三四十万元。
在江西农村，同样流行关于彩礼的一些说法，如“三斤一响”，三斤100元人民币和汽车；“前四后八，一动一不动”，见面礼4万、结婚8万、一辆轿车、一栋楼房……
高额的结婚彩礼成为不少农村家庭沉重的经济负担。据河南台前县文明办调查，农村结婚有80%得向亲戚借钱或借高利贷。
“农民一年也就三、四万元收入，为了给一个儿子娶媳妇，需要省吃俭用积攒一二十年。”台前县文明办主任蒋坤说，“辛辛苦苦一辈子脱了贫，一夜之间又返贫。”
刘成良说，天价彩礼不仅影响社会风气，更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
大量存在的农村离婚纠纷、民间借贷纠纷，背后都有高价彩礼的影子。而那些被彩礼透支的农村老人也重新返贫，陷入老无所依、病无可医的困境。
天价彩礼超出大部分农村家庭的承受能力，农民对此意见很大。
采访中，有村干部谈到，现在农村的男婚女嫁，双方父母坐在一起讨价还价，像买卖猪牛一样，婚姻变成赤裸裸的金钱交易。
河南焦作市武陟县北贾村党支部书记肖银运说：“在攀比的风气中，农民有苦难言，心里都盼着有个台阶下。”
治病必先究因。乡风异变有性别比例失调、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等客观原因，也有爱慕虚荣、互相攀比等主观因素，再加上部分农村长期存在的自治乏力、引导缺位等，要想打赢这场乡风保卫战，绝非一时之功。
农村适婚男女比例失调，是彩礼节节攀升的重要原因。根据国家卫计委统计，我国已持续30多年出生性别比偏高。
外出务工又加剧了这一比例失衡。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樊明说，很多农村女孩因求学和打工，大量离开农村，并且不愿意再回来，这使得农村男性可选择余地进一步缩小，即使那些没有能力留在城市的农村女孩，也希望寻找条件好一些的家庭，而彩礼钱，就是男方家庭实力的一个象征。
相比彩礼攀升，农村人情异化的原因更为复杂。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曾对此进行过专门调查。他认为，农村人情异化的核心是人情工具化，利用人情赚钱，或利用人情进行恶性攀比。
贺雪峰说，在当前农村经济社会快速转型、村庄边界开放、农民社会交往增多的背景下，人情回报的预期普遍变短，人情短期内的不平衡引起多收人情家庭还回人情的压力，和多送人情家庭收回人情的动力.
于是，新的人情名目被开发出来，导致其在短时间内极度膨胀，五花八门。
农村一旦形成这样的风气，势必造成盲目攀比、铺张浪费。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辉县市张村乡裴寨社区党总支书记裴春亮说，当办红白事收人情可以赚钱时，酒席上的浪费也就越来越大。即使所有随礼金额收支平衡，但因为办酒太多，大量人情礼金变成酒席费用，农民手中的钱就被白白吃掉或者扔掉了。
贺雪峰调查发现，南方一些宗族力量较强的村庄，因为存在强有力的公共规范，面对社会转型时，人情可以保持相对稳定，而中部地区很多宗族力量较弱，或者已不存在的村庄，因为缺少强有力公共力量的保护，人情很容易发生变异。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雷望红发现，一些村党支部、村委会缺乏制定规则的动力和权威，导致老百姓只能被异变潮流牵着鼻子走，无力脱身。
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此前在遏制乡风异变过程中也存在缺位现象。一些人认为婚丧嫁娶、摆席设宴属于老百姓自己的事，政府出面管理这些事情，属于越俎代庖。
栾川县文明办主任段秀玲认为，村民自治不力，不完全因为基层党组织、村委会软弱涣散，而是因为上级不出面引导，很多基层党组织、村委会就会认为彩礼、人情等都是群众私事，他们不便出面干预，最终致使乡风异变愈演愈烈，积重难返。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通许县大岗李乡村医马文芳对乡风异变也深有体会。他认为，在一些人情规则异变的农村地区，如果没有政府介入引导，老百姓将长期陷入人情债中。
樊明也认为，移风易俗，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属于政府应尽的职责范围，当然也不能滥用行政之手乱作为。应该一方面通过宣传倡议，痛陈陋习之弊端；另一方面，通过完善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等，充分发挥基层自治组织的力量，引导社会风气自我净化。
2016年11月28日，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召开关于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的电视电话会议，要求把反对铺张浪费、婚丧大操大办作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出，要培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适应的优良家风、文明乡风和新乡贤文化。提升农民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加强农村移风易俗工作，引导群众抵制婚丧嫁娶大操大办、人情债等陈规陋习。
地方积极响应，移风易俗工作迅速展开。作为全国移风易俗试点省份，山东、陕西积极推行喜事新办、厚养薄葬、丧事简办，普遍将移风易俗纳入村规民约，普遍建立起红白理事会并切实发挥作用，全面提升农村社会文明程度。
采访中，记者发现，河南、湖南、湖北等多个省份正着手治理农村铺张风。
不过，一些地方政府过于激进的做法也引发舆论争议。
裴春亮认为，移风易俗绝非一时一力之功，对普通群众采取行政手段进行直接干预，可能适得其反，从而引发舆论对移风易俗必要性、正当性的质疑。对基层政府来说，移风易俗的难点，在于如何处理好行政干预和村民自治之间的关系。
移风易俗关键在发挥村民自治作用。“通过行政引导培育‘软环境’，通过村民自治制定‘硬杠杠’。”裴春亮说，树立新乡风、划定新标准要尊重公序良俗，不宜过于僵化越位、或用强制方式。
如一些地方在出台措施时，要求“复婚、再婚不得操办酒席”等不符合农民真实意愿的应当避免。
河南省台前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李传军表示：“要发挥好村民自治、村规民约的作用，治理铺张浪费关键在引导红白理事会、民间媒人发挥积极作用，让农民更好地自我服务、自我管理。”
此外，社会风气的养成需要舆论大环境的支持。裴春亮、马文芳等全国人大代表建议：
名目繁多的宴席、五花八门的礼金、节节攀升的彩礼……近年来部分农村地区出现一种不好的风气，导致随礼返贫、因婚致贫屡见不鲜。热衷“穷讲究”，最终“讲究穷”。乡风异变不仅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违背，甚至成为农民“小康路”上的沉重负担。
事实上，农民群众对此早有意见，然而为什么一个大家都不乐意的事却有了“集体行动”的土壤和基础呢？表面上看，是农民攀比心理、性别失衡等因素，但深层次折射的是乡村治理在某些方面的缺位。
一方面，基层党委政府觉得，红白事铺张是农民自发形成的“风俗”，天价彩礼是“市场行为”，所以管不了；另一方面，随着农村经济社会转型、尤其是集体经济的式微，农民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自治作用未能充分发挥。
在缺乏引导和自我纠正的环境中，一些不好的风气放任自流，而作为个体的农民是无力的，大都只能是被裹挟着有苦难言。
在扭转乡风异变上，必须要有强大的外力介入推一把。
我们在采访中看到，一旦地方党委政府释放出引导新乡风的信号，一旦基层组织主动作为、行动起来，农民会很快响应、积极拥护。农民的话很朴实——“心里就盼着有个台阶下”。
这也说明，乡风异变看似愈演愈烈，但早已不得民心。扭转乡风，其实只隔着一层窗户纸。
移风易俗，事关民生疾苦，亦是民心所向。
在树立文明新乡风方面，地方党委政府、基层组织也应压实主体责任。通过主动作为，运用好、发挥好红白理事会、民间媒人等各种力量作用，尤其是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一定能让移风易俗的新风尚进入农村，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营造积极向上的氛围。
来源：《半月谈内部版》，原题目《部分农村乡风观察》（原文有删节，查看原文请点击“阅读原文”）
记者：孙志平 李亚楠 王林园 孙清清
主编：孙爱东
编辑：魏春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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