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京城不太平。因为一场大火事故，北京市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整治专项行动”，驱赶京城的“低端人口”。驱逐通知预留时间极短，数以千百计的租户和人员只能非常狼狈的被迫搬移。这件事，引爆了互联网和微信朋友圈。
实际上，在北京、上海等内地主要城市，一直都存在所谓“低端人口”的问题。作为一个人口总量巨大而同时资源分布极不均的国家，中国的人口流动必然会在大城市造成无限集聚的趋势，以致发生城市资源与环境承载的问题。
今天北京爆发的驱除“低端人口”事件，应该只是一个开始。今后，类似的情况很可能会在北上广等一系列城市爆发。
问题接着来了：到底谁是低端人口呢？所谓的低端人口和中国的经济有什么联系呢？“清除”这些人，经济就会变好吗？
一，“低端人口”的演变：从农民工到低端服务业者
一般来说，低端人口通常是指中国大陆的低收入、低学历或从事低端产业的人群。这个词，显然是市场经济带来的产物之一。
近二十年来，中国的经济依靠地产金融业平地崛起，房地产业的膨胀带来了大城市第一波对于“低端劳动者”的需要。
大量的新建住房需要人来搬砖、架梁、砌墙、刷漆，在建筑工地周边，还得修建路修人行道等等。
于是，遍地而起的建筑工地和城市基建工程产生了大量的体力劳动者需求。这一群来到城市搞建设的所谓低端劳动者，就是我们常说的农民工。
根据官方统计，截至2016年末，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82亿人，主要分布在东部的一二线城市群。从历史数据看：在2000年，全国农民工大约有1亿人，到2008年，农民工已经增加到约2.2亿人，这八年时间，农民工至少增加了一亿人以上。而在2008年至2016年这八年，农民工数量增加了只有六千万左右，增速明显少于八年前。
造成此现象的一方面原因在于，2008年金融危机造成的制造业的倒闭裁员潮，使得很多在制造业打工的农民工失去了工作。另一方面，之前高速的地产开发使得一线城市的城市化率迅速达到饱和（北上在今年已达到80%以上），建筑类的相关岗位近几年需求萎缩，造成农民工回流现象。
毫不夸张的说，中国的城市建设中，农民工这类“低端劳动者”起到了“降低总体成本”的作用，这非常重要。据统计，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农民工的合同工工资相当于城镇职工工资的72%，个体经营者相当于同等条件下城镇居民收入的67%。
如果不是这些“低端”的人出售其低廉的劳动力，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不可能发展如此顺利，如果不是因为这些人出卖其廉价劳动，中国的房地产业也不会发展如此蓬勃。
但是，事到如今，当食利阶层坐收出口导向经济和金融地产业的巨大利益之后，却让用双手缔造了这两个行业繁荣奇迹的“低端劳动者”负担了全部的社会成本。高企的生活成本、飙升的物价、难以融入的新城市生活，这些种种因素将所谓的“低端劳动人口”驱赶回他们原先所在的地方——已经荒芜的农村和城乡结合部。
显然，故乡是回不去的，即使回去了也生活不下去。金融危机后，内地一项百村调查显示，在被调查村农民家庭纯收入来源结构中，外出就业比重最大，农业早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于是，被逼无奈，为了谋生，农民工的“2.0版”只能再次踏上去往大城市打工求生的虐心之路。这就产生了第二波的“低端劳动者”。
第二波低端劳动者群体，产生于一线城市基本完成城市化建设之后。偌大的城市总不能只有楼盘、道路、政府大楼，却没有其他的服务设施吧。
于是，随着洗浴中心、购物中心等等配套服务设施的兴建，大量的“低端人口”进入一线城市谋生
，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已经不是搬砖修房子，一线城市其实已经没多少房子给他们修了。
这群人从事的行业主要是低端服务业，换言之，也可以称之为可替代性较强的服务性体力劳动
。
但这一拨人过去的“第一代”农民工并不一样。作为80、90后，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上一辈农民工的子女，比父辈受到了更好的教育，很显然，更好的教育使得他们对于事业与生活有更高的要求和期许。
据统计，
过去十年间，进城务工者每增加工作年限一年，其工资就要上涨约2.7%，而其受教育的总年数每增加一年，小时工资就会提高4.25%。
这个收入递增的现象是由于劳动法的修订推广以及社会货币总量不断增加的结果。
但尽管如此，低端劳动力的收入增加依然是远远赶不上社会总收入，尤其是富裕阶层的财富增加，这造成他们陷入越工作越穷的状态，结果只能越吃越差、越搬越远，越省越贫。最后终于被当成是低端人口扫地出门。
二，“低端人口”帮所有人垫付了产业转型的社会成本
低端人口过得这么惨，其他类型人口日子过得如何呢？根据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一篇论文，
过去十年，中国收入排名前1%的人收入每年增加18.8%，为所有阶层中最高。收入前10%和前40%的阶层，年收入分别增加7.4%和6%。收入排名后50%的人，年收入增加只有4.5%。
而在这排名后50%的低收入阶层中，也呈现出二八定律的分布，农民工二代的收入在“低收入者”这一档当中又是最低的。如此一比较，其收入赶不上生活成本的增加，也是必然的结果了。
更悲哀的是，当这些新一代的“低端劳动者”还在为生活苦苦奋斗的时候，中国也同时开始了去工业化的过程，
第二产业占据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萎缩，第三产业占比显著上升，服务业在2013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
中国貌似已经在四年前就进入了“服务业大国”的行业。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实际上，中国的去工业化是一种被动的进程，并非主动的探索，是陈旧的工业体系在经济滞胀冲击下不得已的选择。由于事先并无长期准备和计划，胡乱去工业化的结果只能是产生大量的没有技术含量的第三产业。
表面上看，貌似是转变了增长方式，但实际上仍然是低端重复，没有太多的创新价值和技术含量。
在前几年，有一份关于第三产业的低端从业者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他们最大的两个诉求在于：工资涨不上去；没有晋升机会。不过，稍作思考就不难理解这种困局。
中国的低端劳动力市场转型，说穿了无非是把过去在民营工厂做工的女工变成了洗浴中心按脚的技师。谁能告诉我这里边能有多少创新和技术含量？
今天，那些被逼迫、被驱赶的所谓低端人口，当中有多少人在从事摊煎饼、卖烤串、洗头、按摩这一类的低端服务？目前并无任何客观的调查统计，但是我们通过宏观面的分析不难推知大致的结果。但这个世界真的需要如此多的煎饼摊、烤串摊、洗头房、按脚店吗？如果我们不需要这些，那么大量剩余的劳动力应该如何安排？
对中国而言，去工业化无疑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它意味着巨大的社会成本需要人来买单。
在过去近二十年来为城市化建设卖力，为了产业转型而转换职业技能的“低端劳动者”，便成为了垫付经济发展社会成本的人群
。扛下这笔巨额成本之后，他们也被巨大的负担压垮，成了整个社会当中最弱势的群体。
但这个去工业化的过程至今还没有结束，而是换了一个面貌，以绿色经济、智能化、互联网化为新的噱头，持续进行。
实际上，这背后的潜台词就是要使得下岗失业成为天经地义的事，而且还有欧美发达国家去工业化的前车之鉴在先。社会的无情现实告诉你：你自己跟不上形势，没能预先提升知识技能，让自己适应中国的新经济，那么被社会淘汰、被城市清扫也是应得下场。
最后的原因竟然被归结为这些为城市的发展作出过直接贡献的劳动者太“低端”，讲真，这实在难以让人接受。
美国、英国、德国等等发达国家在去工业化过程中都无可避免出现了大量失业。据统计，在制造业被服务业取代的过程中，美国二十年时间内下岗了500万劳动力，英国减少了264万劳动力，德国减少404万劳动力……如果按这个比例来推算，中国又该清除多少低端劳动力？真是想都不敢想。
并且，人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良好的社会福利和高效率的再就业培训打底，转型期间罩得住，不会出大乱子，也就是说，发达国家把人从“低端”转变为“高端”的社会成本较低。但试问中国从福利到教育再到社会成熟度，有哪一样能和别人比？
在万事都不具备的情况下，被国际市场倒逼开始搞去工业化，其中蕴含的风险不言而喻。
这样强搞下来的结果，就是这个社会上需要被“清除”的人越来越多，“低端”的人越来越多。恕笔者直言，按照目前中国经济的这种低端玩法，请问谁又是“高端人才”？现实点吧，其实大家都低端，无非是有些人是有钱的低端人，另一些是没钱的低端人。如此而已。大城市越是清除低端人口，越是说明中国经济陷入了非常麻烦的困境。
实际上，产业转型的失败，等于是去工业化之后不但没有新兴产业能够及时续接增长，反而还直接造成了不充分就业的激增、国民经济活力的进一步衰减。这将意味着社会经济的空心化进一步加剧。
如果这个趋势不幸被笔者言中，那么随着产业结构调整持续带来的失业潮，未来所谓“低端人口”的群体还会进一步扩大。
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包括你我在内的每个人都有可能因某种原因而掉入所谓低端的群体当中。
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人是孤岛，一切都刚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