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福克勒斯一生写过上百部剧本,流传下来的却只有七部。在中世纪的欧洲,它们通过拜占庭的手抄本得以保留,最初仅是当作学校的语文教材,而不是戏剧或文学作品。
文艺复兴时代,《俄狄浦斯王》和索福克勒斯终于开始受到重视,然而直到浪漫主义时代的1804年,才在德国人手里,由诗人荷尔德林的翻译、黑格尔的阐释、尼采的重视等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
荷尔德林将《俄狄浦斯王》和《安提戈涅》视为古今悲剧的最高典范;黑格尔认为俄狄浦斯是自我反思的例证,是历史上第一位哲学家;尼采从中看出智慧是一种危害自然的罪行,并认为索福克勒斯的英雄人物的语言都有一种日神式的确定性和明朗性。
而这次,在另一个德国艺术家——罗密欧·卡斯特鲁奇——导演的舞台上,我们有幸看到他所理解的俄狄浦斯。
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中借主人公的话表达:“在我看来,艺术中最令人感兴趣的就是艺术家的个性,如果艺术家赋有独特的性格,尽管他有一千个缺点,我也可以原谅。”罗密欧·卡斯特鲁奇的作品——就我能看到的剧目和介绍——无一不显示着他的强烈的个性。
纵横捭阖的想象力,肆无忌惮的舞台表达,善于抓住原著的精神核心,进行非凡极致的演绎……
他挑战观众,用他残酷的,石破天惊的构思。
在西方,古希腊文化和犹太基督教文化,好比是哺育西方文化的两个乳房。而古希腊思想又是基督教文化的源泉之一。这次导演把古希腊故事引入中世纪的天主教女子修道院。真是壮哉其想!
这种联系不是并置,不是互文,也不是牵强附会。有一种牺牲感,对上天的缺席的敬畏……联系了它们。俄狄浦斯勇敢地承担命运的重负,如同耶稣基督无罪却被钉在十字架上。
况且,故事进入的虽然是中世纪的修道院,一个特殊场所,但是这比它把希腊悲剧挪进现代生活中去讲述,更加有力。在幕开启的那一刻,古希腊悲剧故事就和宗教产生了联系。忒拜城像一座害怕瘟疫的修道院,我们的现代城市,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修道院。这是它的二次映照。
一面镜子的光照在另一面镜子上,它得到了折射。我们也同时看到两面镜子的光。
“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那折射的光下,是芸芸众生今天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