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4丨柏悦：《兰普莱希特的普遍史思想与实践》

兰普莱希特

兰普莱希特的普遍史思想与实践

柏   悦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24年第4期】

19世纪末，德国文化史家卡尔·兰普莱希特（Karl Lamprecht，1856—1915年）反对兰克为代表的政治史学派，以文化史角度书写德意志民族历史，在世纪之交的德国学界掀起了一场大争论。20世纪初这场争论几近偃旗息鼓，兰普莱希特在传统史学家的排挤之下几乎沦为德国学界的边缘人物，但他并没有就此消沉，反而逆流而上，尝试将文化史的研究路径进一步扩展，提出与普遍史结合的新方向。20世纪20年代起，我国学界已经敏锐地注意到了兰普莱希特的普遍史思想：史学家朱希祖受其影响，加大了对世界其他各国历史的研究，从而进一步形成中国自身的历史学体系建构。哲学家朱谦之更多地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出发，他认为兰普莱希特扩大了历史学研究领域，提倡写作“世界史或普世史” ，“能够融会贯通，给历史哲学以相当的地位，可算是最有价值的了。”

当今学界热切关照变动中的世界，以超越民族国家、书写不属于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为目标，诸如宏大叙事、世界史、全球史、新全球史、国际史、跨国史、大历史等新理念层出不穷，以续写普遍史的姿态成为当下的热门之学。普遍史是西方传统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普遍史的回归谕示着传统的复活。而在19-20世纪之交，兰普莱希特倡导普遍史的研究与教学可谓上述各种人类世界历史书写的先声，故而对兰普莱希特普遍史研究的考察不仅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20世纪初德国史学的新动向，从长时段视角出发，本文也为更加精确地梳理百年以来世界历史研究的发展脉络提供一些参考。

普遍史以时间为经，重点在共时性的空间之纬。 刘家和先生认为Universal history指的是普遍史或普世史，他指出：“universal来源于拉丁文之universus（unus +versus），unus的意思是‘一’、‘同一’，versus（由verto变来）的意思是‘转动' ，一同转动的当然只能是一个整体，所以它的意思是‘全体的’ 、‘普遍的’‘共同的’等，因此这种史重在空间之同一。” 追溯西方史学历史的演变，从古希腊时代到20 世纪上半叶之前，普遍史大致经历了政治的、宗教的和理性的三种形态。希腊古典时期还没有出现普遍史，一般认为普遍史观念在希腊化时期产生，例如波利比乌斯的《编年史》注重空间的变化，以“政治的普遍史”为标志，狄奥多罗斯的《史集》以文化取向见长，攸西比乌斯的《教会史》试图将世界历史基督教化。进入中世纪以后，普遍史观念受到基督教神学观念的改造而表现出与古典史学时期有同有异的新内涵，开始重视纵向的历史变化，以博舒哀的《论普世史》为代表。启蒙运动时期开启之后，普遍史基本脱离了中世纪的神学观，一度充当起历史学家整合异域知识所建构的世界形象。其中较为人所知的是18世纪英国多位学者集体编纂的《萨尔普遍史》系列。他们以英国为中心，拓展开来描述周围的世界，划分出自身与他者，文明与蛮夷。这类普遍史著作在文人雅士中广受欢迎，成为他们了解世界的一种渠道，而这股风潮逐渐由英国遍传至欧洲各国。普遍史过去所具有的明确的道德垂训功效转变为隐含的实用主义。

众所周知，兰克以欧洲各国的国别史见长，写作过德国、意大利、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国的历史著述。但实际上兰克的研究视野不拘囿于民族国家的范畴内，“在当时史家中，兰克对全新的普遍历史概念非但有清晰的认识，亦将此付诸治史实践。”早在1831年夏，在兰克思想中即可见普遍历史观念的发端。兰克“在私授讲座中论及16世纪初以来的新史学，其中非但对普遍历史之观念与研究并不讳言，甚至这些字眼亦刊现于讲座公告之中” ，这部分手稿经后人整理题为《论普遍历史》。兰克在19世纪40年代的手稿中亦写道：讲师进入（或意欲进入）普遍思想的领域，这对讲座的相互理解当极有助益。兰克曾言：“普世史是对整个人类过去的解读，它的意义并不在某些特定的关系和趋势，而在于它的丰富性和完整性。普世史与专门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在对个体进行考察时从不忽略对整体的观瞻，前者的进行须仰赖后者。”在《教息史》中兰克认为“脱离了普世史，任何历史都是写不成的。”

但兰克对当时已有的普遍史书写颇有微词，他认为英国的普遍史充其量是各民族历史的汇编，缺乏内在的联系性与系统性；而德国哲学家的普遍史则是“奇幻或哲思” ，只是依据少数历史事实创建起自我意识下的概念体系，德国哲学家常常只挑选符合自己体系的事实，对那些不符合其体系的事实视而不见。兰克反对当时甚嚣尘上的思辨倾向，认为如果按照费希特、黑格尔等哲学家的理路，“史学将失去一切自主性，又不具备内在的独特旨趣，将永受哲学定律的宰制，并随哲学的真理起舞，研究历史只是探求哲学原理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于史学之中” ，历史皆可从由自上而下的哲学概念中推导而得，“治史艰辛，却注定收获寥寥”，甚至会导致史学研究无用论，兰克笃定德国哲学家的普遍史完全不能代替专业历史学家的普遍史。

1876年兰克以81岁的高龄开启了撰写世界史的新计划，改援普遍的视角考量世界史。从1881-1888年，兰克和他的弟子们推出了9卷本《世界史》（Weltgeschichte）。兰克在序言中声称“我们不应在民族历史面前驻足不前。即使在或大或小的范围内的各民族史之集合也不足以构成任何一部世界史，因为它并不能体现各自之间的关系性（Zusammunghang），而世界史学的任务恰恰是认识这一关系性，并展示出能够将各民族联系起来的占统治地位的大境遇下（Begebenheiten）的历史发展”。然而，因为受欧洲中心主义理念与知识结构的限制，以及年迈失明等身体状况的影响，兰克版本的《世界史》最终呈现的只是略带有非欧洲背景、与近中东的非欧洲文化略有关系的欧洲史与其溯源的历史，并没有完全达到他一开始设想的效果，反而与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哲学一样，也出现了“理论先行”带来的缺陷。19世纪西方史学的主旋律是民族主义史学，这正是由兰克一步步形塑而成，也是兰克史学的重要特征。兰克在晚年身体力行开拓研究领域，准备重振普遍史的昔日雄风，但遗憾的是收官之作《世界史》口碑和影响力不及前作，没有挽回普遍史的式微。新兰克学派的奥托·辛策（Otto Hintze）非常支持兰克的普遍史观念，他认为20世纪初流行的“斯宾格勒文化形态理论与兰克的普遍历史观并非相互排斥，而是互补的……普遍史的概念才是西方文化起源的概念。”但此后兰克的弟子中几乎没有人在普遍史研究之路上继续前行。

在此背景下，反而是一度激烈反对兰克史学的兰普莱希特成为继兰克之后最积极的普遍史推广者与实践者。兰普莱希特与兰克不谋而合，源自于他们对时代脉搏的把握，这正是他们研究普遍史相似的出发点。19世纪末社会剧烈变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突飞猛进，世界的联系更加密切，这就需要历史学家从自身的工作出发，只局限于民族国家的历史书写显然已经不能满足当下历史学的研究。然而兰普莱希特与兰克的普遍史思想存在较大区别，尤其体现在他们对中国、印度等文明古国的历史态度上。兰克在《世界史》中只给予中国古史半页的篇幅，他声称中国文明停滞僵 化、没有参与人类历史的普遍发展，甚至以中国古史文字资料散佚作为忽略中国史的理由，深层原因在于兰克的终极关怀是基督教，没有基督教渊源的中国史是无法被纳入世界史的。而兰普莱希特的普遍史没有对上帝神意的执着，反而格外关注非西方地区，这将在后文详述。

早在兰普莱希特与德国传统史学守护者的争论开始后，他便在文化史理论文章中倾注了对普遍史的思考。他首次把文化史方法解释为通向普遍史（Universalgeschichte）、普遍史的比较（universalgeschichtlichen Vergleichen）和历史学类型建构（historischen Typenbildungen）的关键之路，呼吁超越民族史，扩大文化史研究和编纂范围。1898年4月，在纽伦贝格举办的第5届德国历史学家大会上，兰普莱希特做了一场题为《自赫尔德以来的德意志历史科学的发展》的报告，批评了19世纪的纯粹政治史，有保留地肯定了古典哲学思想，但却高度评价了启蒙运动以来的文化史和普遍史观念。

（一）兰普莱希特普遍史思想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