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周，部分慰安妇家属向电影《二十二》导演郭柯讨要票房收益的事件，不仅受到电影业内的关注，而且引起全网哗然。
事件的起因源自本月7月7日一封发布在网上的、名为《我们想讨一个公道》的公开信。
这份“慰安妇”受害者部分子女（并未具体署名）一起发声的内容，矛头直指《二十二》这部电影1.7亿的高票房及其导演郭柯。
家属给出的索要理由是，《二十二》属于慰安妇题材纪录片，慰安妇制度的受害者是个群体概念，打动观众、触发影片高票房的并非仅指“二十二”个个体，而是那段历史。
因此，以“历史的名义”，即使未参与《二十二》的拍摄，他们也应当从《二十二》的高票房中分得一杯羹。
很快，“慰安妇子女向导演郭柯讨钱”的话题登上热搜，不少媒体做了相关的报道，电影自媒体号亦对事件做了解读和探讨。
7月8日、7月9日接连两天，郭柯透过不少媒体表达了“于情于理，我也不该给他们钱”的态度，得到不少网友的支持。
与此同时，不少网友注意到，早在2018年10月8日，《二十二》官微发博进行了捐款公示，明确写出了每个捐款人及出资情况。
在这份声明里，捐款金额总计10086003.95元。
其中，郭柯导演履行了自己“不会挣影片一分钱，扣除成本后，所有利润用来做‘慰安妇’历史研究及对幸存者的资助”，将其导演个人收益的400万捐出。
7月10日早间，郭柯在微博上截取了公开信，并在前面附上了“留念”二字。
7月11日，电影《二十二》官微转发了一篇上师大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在当天发布的《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发起向24位原日军“慰安妇”制度原告受害者发放致敬慰问金的工作说明》一文。
文章中细致说明了从今年五月开始，“慰安妇”援助专项基金对自1995年至2001年，24位（山西省16位、海南省8位，现已过世）不顾病痛、远渡重洋出庭作证、追求正义的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每人一万元的致敬慰问金，由其后人代收。
这份说明呼应了上面《二十二》剧组的捐赠明细。
到目前截稿日为止，事件的另一方即“慰安妇”受害者部分子女并未有进一步公开的回应，他们在这场讨要抚慰金的舆论战中，被推至了“不仁不义”的尴尬位置。
在事件将要阶段性结束的空档，导演帮对话了郭柯导演，听他聊了聊整个事件的心路历程，回应了公开信中的质疑，表达了他对于这场舆论战没有赢家，只会两败俱伤的态度。
Q: 近一周来，随着事件的发酵，导演的心情有何起伏？
A：
我觉得
这一次最终还是把整个受害者的家属推到了一个很尴尬的境地
。
因为大家都是明事理的，所以把他们推到不仁不义的位置，也挺尴尬的。
第一天看到评论，大家很支持我，第一反应心里挺欣慰的。
第二天、第三天风向往一边倒的时候，我觉得这些受害者其实挺无辜的。
因为至少我跟我见过的那些老人家属接触，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说实话，也理解，
他们毕竟也是“慰安妇”制度的受害者
。
我目前只是希望这个事情，我能尽量把它做的好一点，
缓和大家的情绪
。
Q: 公开信中提到的“5万元”和“出书”事件，您的回应是？
A:
2018年初，我把要捐献给基金会的票房，提前做了一些准备。
和苏智良教授商量好给拍摄过的老人每人5万块钱。
我这样的做法是基于这么多年，每年看望老人对每一家的家庭状况比较了解，
希望有一笔钱真正能给予她们保护
。
这笔钱不需要别人知道，因为不是邀功，是为了改变她们目前的生活状况，长期为她们做一些事儿，也能避免给她们造成更多麻烦。
2014年，我拍的是中国当时公开身份的慰安妇受害者，那就意味着，
只要你在世，你公开身份，我就一定会拍。
区别判断的标准是在世与不在世。
镜头中的二十二位，是2014年公开身份的老人。
当时非在世的老人也就自然不在5万元抚慰金的范畴内。
从去年年中，有不少未曾谋面的家属，第一次通话便向我要钱，于情于理，我个人没法给予这笔钱。
如有困难，可以通过正规途径向基金会申请。
张双兵老师出书的事情，也可以向基金会申请，走正规程序。
Q: 您在微博上截取了公开信的内容，并附上了“留念”两个字，想做何种表达？
A:
因为我觉得《二十二》出来以后，基本上都是正向的反馈。
我觉得，这次的舆论战是整个大事件里面必须存在的一个环节吧，留个纪念，大事件现在比较立体。
因为任何一件事情，我觉得很难得到大家所有人的认可。
所以
事情有了两面性以后，我觉得比较完整。
其实没有个人太多失落等的情绪，我真的想留个纪念。
多年以后，再翻起微博里面《二十二》记录的时候，记起它是怎样的一个事件。
Q:您会希望对方出来做一个公开的回应或表态吗？
A:
没必要。
因为其实大家没有必要分个输赢，我觉得通过每件事情，我们自己有总结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分输赢，
因为分输赢就没有意义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