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梁建章
（人文经济学会理事、携程旅行网董事局主席）
黄文政
（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
前不久，中国人民大学翟振武教授接受广州日报专访时称：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的10年间，全国平均总和生育率应该在1.65左右。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总和生育率有所上升，超过1.7以上，并没有达到国际学术界认为的‘低生育率陷阱’临界值（1.5以下）。
”这一断言严重误导舆论。
翟振武是中国人口学界核心人物，曾在2011年4月26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讲解人口问题。
他自2014年担任中国人口学会会长，2018年连任该职，并被国家监察委员会聘为特约监察员，聘期至2023年3月。
鉴于翟振武在人口学界的地位，有必要详细分析其言论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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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振武过去的推算和预测
最能突出反映翟振武学术行为的，是他在2014年的论文《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
该文称：
“假若 2012 年立即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未来4 年内，我国年度出生人口将分别达到3540 万、4995 万、4025 万、3540 万。
” 但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的2016-2018的3年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口分别仅1786万、1723万、1523万，峰值1786万也远不到翟振武预测峰值4995万的一半。
从二孩政策效果来看，翟振武的预测更是离谱。
相对2011年1600万的基数，他预测政策实施后的出生人口增量高峰为3395万（即4995-1600）。
但按国家统计局数据，相对2015年的1655万，政策实施后的增量高峰仅为131万（即1786万-1655 万），不到他预测的1/20。
这并非翟振武对人口形势的严重误判的孤例。
比如，他在2008年称：
“目前中国每年新增人口在1600万左右，2012年将达到一个高峰，达到1900万。
”这里的新增人口可能是记者笔误，他实际所指应是出生人口。
但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6至2012年，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均约1600万，2012年仅1635万，远低于他预测的1900万。
又如，在单独二孩实施后的2014年，全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微降1.72至115.8，而出生人口则微升47万至1687万。
但翟振武在2015年2月却夸大其词地称，2014年全国出生性别比“断崖式”降落，出生人口数量“跳跃式”上升。
他还预测：
“2015年出生人数会再度大幅度跳跃，一个新的出生小高峰将如期而至。
2015年全年出生人数有可能会逼近、达到甚至超过1800万。
” 但按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年全国出生人口仅1655万，不但没大幅度跳跃，反而比上年减少32万。
再如，在全面二孩实施一年后的2017年2月，翟振武预计，“十三五”期间每年平均增加900多万人，最后在“十三五”末（即2020年）我们能达到14.2亿左右。
但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十三五”头3年2016、2017、2018的人口增量分别为809万、737万、530万。
而且，未来两年的新增人口会远少于530万。
即使维持在530万的水平，“十三五”期间每年平均增长也仅627万，比他预测的900多万要少30%多，总人口最多仅14.06亿，远不到14.2亿。
翟振武不仅严重误判人口趋势，还缺乏基本常识，甚至为了支持限制生育而信口开河。
比如，2011年5月8日《瞭望》的报道引用翟振武的话：
“人口年均增长率的世界平均水平是3‰，．．．由于中国实行了有计划的生育政策，人口年均增长率正在接近世界平均水平，”。
实际上，2010年世界人口年均增长率约11‰，远高于他所说的3‰。
又如，2013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刊登采访翟振武的报道说：
“1970年，全国人口6亿多”。
但1970年全国人口就已超过8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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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面二孩之前生育率的估算
预测出现偏差，或偶尔口误都情有可原。
即便预测偏差较大也可归为专业水平欠缺。
但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同一个方向上错得如此离谱，令人怀疑这是在故意扭曲。
翟振武近日言论似乎在继续这种行为。
翟振武称，以公安户籍登记数推算，2006-2014年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71。
公安数据并不公开，不知道他如何获取这些数据，更无法验证他的计算。
由于户籍政策调整，不同年份数据之间存在不一致性，甚至有一人多户。
笔者今年曾协助起草一份全国人大建议，解决一人多户乃至学籍与户籍错配的问题；
很多人当年让孩子在外地上户以规避计划生育处罚，等户籍脱钩计划生育后又在本地上户，导致一人多户。
翟振武称，他根据2017年小学在校人数算出2007-2010年生育率为1.69。
但自1997年中央分担部分教育经费后，在校学生数长期有虚报倾向。
在2013年采纳电子学籍后，各年级在校学生数就普遍缩水10%以上。
虽然学籍管理日趋严格，但因为在校学生数涉及教育经费，虚报现象难以杜绝，而在电子学籍采纳之前的虚报更难清理。
教育部门删除重复学籍非常谨慎，甚至还需家长申请。
针对人口和生育，国家统计局每年按惯例会公布1‰ 的抽样调查生育率，以统计公报公布出生人口数，尾数逢0年份会进行人口普查，尾数逢5年份会进行1%抽样“人口小普查”。
其中，每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耗费巨大的人力和财力，是和平时期最大的社会动员；
其必要性正是因为其他数据源难以准确反映人口状态。
此外，卫生机构每年还会公布分娩数据。
表1显示了不同来源报告或推算的2007至2010年出生人口。
其中，2010年人口普查和2015年1%“人口小普查”使用对应岁数的人口，后者按全国总人口成比例调整；
由分娩数推算的是当年卫生机构活产数/住院分娩率；
2017年在校生分别是各年级学生数，假设所有孩子6岁上学，且没有变更年级。
据生命表推算，2006年以来，0至12岁的累计死亡率不到2.5%，所以忽略夭折对分析影响有限。
根据表1，翟振武在估算生育率时采用的在校生数要远高于其他数据。
针对2007-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根据国家统计局公报计算为1.56、2010年人口普查回测为1.46、2015年“人口小普查”回测为1.51、每年抽样调查数据直接计算为1.37、由分娩数推算为1.37。
如果去掉偏低的普查年份2010年的数据，结果则分别为1.57、1.54、1.53、1.42、1.37，全部显著低于翟振武由公安数据估算的1.71和由教育数据估算的1.69。
在各种方法中，根据每年抽样调查数据计算总和生育率最直接，也是国际上通用的方法。
虽然使用的抽样仅1‰ ，但不受汇总数据利益的影响。
人口普查数据是系统性采集，较好地保持数据的内部一致性，理应是最全面和最权威的人口数据，其准确性也为“人口小普查“所佐证。
相比之下，公安、教育数据不仅有虚报倾向，而且由于采集时间不同和方法差异，存在内部不一致性。
在估算总和生育率时，教育数据只能提供在校学生数，而母辈数据必须来自其他数据源。
这些因素给偏差性使用数据留下空间。
特别是，总和生育率的估算涉及年龄别妇女数量、生育年龄分布和出生人口的选取等环节。
如果在每个环节刻意选择有利数据，导致5%的偏差，那三个环节就能带来15.8%的偏差。
如果实际生育率是1.45，这种选择性使用数据甚至可以算出1.68。
鉴于翟振武过去预测的一贯表现，和他解读数据的扭曲和夸张，无法排除他对总和生育率的估算过程中，选择性使用数据以得出严重误导的结论。
翟振武还提到，“根据国家卫计委2017年全国生育调查，45岁妇女在结束生育期时，平均生育了1.68个孩子。
这就与教育部、公安部获取的数据计算结果基本一致。
” 但在2017年45岁的妇女，是生于1972年的70后，在他计算生育率的2007-2010年区间里，已是35-38岁，早过了生育高峰；
而生育高峰落在2007-2010年的妇女，在2017年应是34岁左右，即出生于1983年的80后。
我们根据每年抽样调查生育率重构的数据，计算她们在2017年的累计生育率只有1.25，终生孩子数难以超过1.4，根本不能佐证翟振武根据教育和公安数据计算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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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面二孩效果的判断
使用滞后于生育状态的教育数据来“修正”生育率，有着深刻的教训。
比如，2000年人口普查当年的调查生育率是1.22。
尽管之前诸多调查显示，总和生育率在1990年代中后期已低至1.2-1.5，但官方学者使用教育数据把人口普查1.22的生育率上调47.5%到1.8。
在此之后近10年时间里，计划生育部门把“修正”后的1.8奉为权威数据，一再贻误人口政策调整。
然而，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回测，当年的生育率仅1.35。
翟振武使用教育数据断言中国没有跌入低生育率陷阱，是故伎重演。
比可能虚高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数据反映的是至少六年前的生育状态，无法体现生育意愿的快速变化。
如果从抽样调查数据来判断，总和生育率在2010年后就已大幅下降。
在2007-2010年，抽样调查总和生育率为分别为1.45、1.48、1.37，1.19；
除去人口普查年份较低的2010年数据，平均为1.43。
而2011-2015年的抽样调查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04、1.25、1.22、1.26、1.05，平均为1.16，比2007-2009年要低19%，其中的最高值都要低于2007-2009年间的最低值。
不过，由公报出生人口来推算，总和生育率在2010年前后基本稳定。
其实，统计公报的与抽样调查的数据之间一直存在差异。
在2001-2009年，统计公报的出生人口比由抽样调查生育率推算的要多98万至267万，平均每年多180万。
但在2011-2015年，这个出超进一步扩大到291万至523万，平均每年要多387万。
如此之大的差异究竟如何解释，恐怕要等到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公布。
如果以人口普查为准，抽样调查倾向于低估生育率，而统计公报倾向于高估生育率，但抽样调查生育率要比公报推算的更可信一些。
在2001-2009年，抽样调查推算的出生人口比人口普查回测数据，年均少71万；
而统计公报出生人口要比人口普查回测数据，要多23万到230万，年均多107万。
使用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核实，我们也发现抽样调查数据也要比每年统计公报推算的数据，更能如实反映出生人口的长期变化趋势。
抽样调查生育率是由1‰的抽样样本直接计算，而统计公报的出生人口其实也是基于相同的样本，但在计算中进行了加权调整。
虽然由于样本的变化，抽样调查生育率可能表现出更大的波动性，但并不像公报出生人口那样受到认知偏差的影响。
如果说2011-2015年的生育率依然迷雾重重，对全面二孩政策效果预测一错再错则是昭然若揭。
表2的预测来自原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主编的《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人口变动测算研究》，该报告排名首位的专家正是翟振武。
尽管之前单独二孩政策实施效果预示了中国生育意愿的低迷，但这个在全面二孩实施之初公布的预测依然是谬之千里。
按该报告预测，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出生人口高峰将出现在2018年，但公报出生人口在2016年当年就见顶了。
根据统计公报数据，2017年的出生人口仅1723万，比最低预测2023万少了300万，甚至比不放开二孩的预测1770万还少47万；
而2018年出生的1523万，比最低预测2082万少整整559万，比不放开二孩的预测1725万还少202万。
坦率地说，我们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之初，对政策效果的估计也过于乐观。
但对于一直警示中国陷入低生育率危机的我们来说，现实比我们预料的还严峻，只是更强烈地印证了我们的忧虑。
此后，我们在2017年10月发表的《从十九大的人口政策内容来看人口数据将面临的两大冲击》一文中则提到：
“2018到2021年的出生人口将远远低于国家卫计委的预测，甚至可以明确地说，出生人口能达到国家卫计委预测下限（低预测）的可能性都是零。
”2018年的数据符合这一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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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来人口趋势的预测
翟振武的人口预测一错再错，并未让他有所顾忌。
除了坚称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总和生育率超过1.7外，他还明言，“中国未来的生育率可能会降到1.6左右，不过，这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 他的言下之意是，中国生育率会长期维持在1.6以上的水平，而不会跌入低生育率陷阱。
这种说法完全掩盖了严峻的低生育率趋势。
根据抽样调查数据，2015、2016、2017年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05、1.24、1.58。
而根据公报出生人口推算的这三年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53、1.66、1.63。
后者比前者在全面二孩实施前的2015年要高46%、在实施后第一年2016年要高34%，但到2017年则仅高出3%。
由两种方法得出的总和生育率为何在2017年奇迹般消失不得而知。
虽然2017年的总和生育率看起来接近翟振武的预测，但其中很大部分归因于二孩政策堆积的暂时性因素，因而会很快消失。
根据抽样调查数据，1.58的总和生育率中，一孩、二孩、三孩和以上的生育率分别为0.67、0.81、0.11。
其中，二孩生育率比一孩生育率还高，甚至占到总和生育率一半以上。
由于生了一孩才能生二孩，所以在生育状况稳定时，二孩生育率必然低于一孩生育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