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正以肉眼可见速度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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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之外新增确诊病例多日控制在个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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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纷纷下调“响应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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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网约车到公共交通，多种通勤方式正恢复，写字楼里人越来越多。
我们在昨天文章中提到：人们需要这些“正能量”的好消息，需要阳光，就像走出诺亚方舟的人们看见彩虹一样。
可与此同时，走出诺亚方舟的人们，还看到了被疫情“洪水”肆虐过的世界。韩国、日本、伊朗、意大利正“水深火热”，我们为他们的粗糙而着急，也迫切希望把他们拉到“风景这边更好”的方舟上来。
这种想法既符合“人道主义”伦理要求，也顺应长期以来的大国想象。但在看向“彩虹”和“远方”前，我们还要警惕“灯下黑”。
我们阅读了太多太多报道、看到了太多太多爆料：就在我们眼前，还有很多人没被照顾好。
比如，外来务工者。
2月24日，武汉协和医院附近的流浪汉引发关注，他们因为不能离开武汉而成了流浪汉，露宿街头，靠捡别人的剩饭吃。
同一天，知名作家宋鸿兵转发朋友圈截图——在武昌附近的流浪汉被驱赶，他们的被褥被水冲湿，不知往何处安身。
此前，微博名为“骑独角兽的小女孩哦”的网友在网上求助，称妈妈是来武汉打工的环卫工，响应号召没回家过年，自从2月7日开始妈妈卧床不起，而自己一直求医无果，直到昨天才在中部军区医院看了病。
今年上大二的她说：“我从来不知道社会可以让人如此无助”。
还有一对夫妻受肺炎影响收入全无，生下孩子却无力抚养，他们把孩子托付给福利院，并保证：如果能生存下来，一定在一个月之内把孩子领回。
此前，连建设火神山医院的农民工都被拖欠了工资。
《农民日报》2月18日报道称，农民工汤斌等十余人在发包方辛某的组织下，2020年2月14日到火神山医院进行施工。辛某承诺，当日工资次日发放，白班600元/天、夜班1200元/天。但自2月15日起，汤斌等人多次向辛某讨要工资无果。直到2月18日凌晨，汤斌等人才足额拿到工资。
上述事件有的已经有官方的回应，有的尚未完全证实。但类似已经引起武汉官方的关注，2月25日，湖北官方通告：对因离鄂通道管控滞留在湖北、生活存在困难的外地人员，由当地政府及有关方面提供救助服务。
政府的宣传文章里还说：
“要在疫情期间管理好一座城市，必须对城市中最弱小、最无助的人群有充分的关照”。
比如，老人。
2月19日，《南方周末》发文《脆弱的疫区养老院：看似封闭的空间 无孔不入的病毒》，称武汉已有多家养老院出现新冠病毒感染病例。
根据该报道，硚口区社会福利院从一月末就有了发热病例，还有护工确诊为阳性，但院长一直向院内护理人员和老人隐瞒，也没听取医生建议采取有效隔离措施。
2月21日，财新跟进报道《武汉养老院现多例疑似新冠感染》，称“武汉社会福利院有11位老人死于新冠肺炎。”
2月21日晚，官微“武汉发布”迅速进行了辟谣，表示仅有一名老人在转运过程中离世。并做出法律“提醒”：疫情防控期间造谣传谣，最高可判七年。
2月24日，财新《两月来，华南海鲜市场附近福利院发生连续死亡》的报道继续硬刚，并提供了武汉社会福利院死亡老人的名单表格。
舆论密集报道后，市委书记王忠林20日特别强调，应尤其关注“非新冠肺炎患者治疗”和“养老院疫情防控工作”，消除防控死角和次生影响。
武汉市民政局随后表示，将对全市所有养老机构按属地原则，一户不漏、一人不落，纳入所在社区排查和封控管理，在2月28日前完成全员核酸检测。
比如，孩子。
昨天，网上纷纷流传消息，称湖北十堰花果街道铸一社区，七旬老人谭民华在家中死亡，此前他叮嘱孙子“外面有病毒，不能出去”。孙子就在家啃了三天饼干，直到社区网格员上门检查时才发现。
这是令人无比悲痛的故事。
不过据《红星新闻》的报道，“老人死亡三天”的信息存疑，当地宣传部长表示，张湾区实行战时管控，社区网格员每天都会上门调查，且老人常年患有慢性病，死亡前登记的体温也“肯定是正常的”。
这件事真相如何，尚需更多跟进信息来判断。
不过，类似例子也不是没有。
回想1月29日，黄冈市红安县村民鄢小文因疑似新冠肺炎被隔离，其17岁四肢瘫痪患有脑瘫的儿子独自在家6天后死亡。
红安县迅速成立联合调查组，调查组反馈，华家河镇党委、政府在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存在工作不实、作风不实，已经免去该镇党委书记、镇长职务。
比如，非新冠病患。
2月20日，武汉市完成了“不落一户、不漏一人”的“大排查”，新闻称武汉“动了真格的”，“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但新冠疫情之外的其他病患却陷入求医无路、问药无门的困境。在豆瓣上，不时有人发帖求助。
某网友的父亲不幸“突发性耳聋”，最佳治疗时间只有一周，但医生却不能做任何检查，只能劝他：“特殊时期，大家都要有牺牲”。
随后武汉市医保局表示，武汉市开设有16家门诊重症（慢性）疾病定点药店，有需要的市民可以就近购买。
比如，普通市民。
2月11日，武汉市各住宅小区实行封闭管理。2月17日前后，各区陆续通知，大型商超不再对个人开放，并推进社区团购和集中配送工作。
早期，被隔离在小区的居民不仅要忍受“团购食物”带来的不便，还要承受物价上涨造成的经济打击，动辄几十元的蔬菜，对普通家庭而言是难以承受的。
除了他们，还有那些被疫情影响，无法出国留学、务工的群体，他们面临着签证作废、房租白交、生意违约等严峻问题。
在本次疫情中写下多篇《封城日记》的作家方方说，“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都是一座山。”
其实她的原文还有后半句：
“而我们偏偏处在一个尘土飞扬的时代之中。”
列举这些宏观政策与个体悲剧，并不是想论证防疫过程中的政策失灵，只是想说，眼下还远远没到“唱赞歌”的时候，更别急着搞什么“经验输出”，隔空指导他国防疫。
一方面，传染病防控本没什么独特法门，只能“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这一点各国政府已采取相应举措。
在韩国
2月26日，韩国执政党、政府和青瓦台召开协商会议，决定将疫情最严重的大邱和庆北两地划为“特别管控区”，采取超强“封锁措施”，力阻疫情蔓延。
目前大邱市已关闭一切集会场所，中小学开学时间推迟一周，出现确诊患者的企业暂时关停；各地往返大邱的高速巴士陆续关闭，主要航空公司暂时取消大邱-济州航线；驻扎在该市的当地军队及驻韩美军已被禁止离开基地或接待外部客人。
在日本
日本国内部分企业开始错峰上班、远程办公；部分高校宣布取消3月和4月的毕业及入学仪式；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则宣布，无限延期原定于3月8日举行的党大会。
日本政府方面，目前主要致力于加快检测确诊患者的速度，并考虑把新冠肺炎检测纳入公共医疗保险适用对象。
在意大利
意大利政府于本月22日宣布对意大利北部的11个市镇采取封城隔离措施。封锁地区停产停班停课，不遵守疫区封锁管制者将面临最高3个月监禁或罚款；意当局还宣布多场意大利足球联赛延期，“威尼斯狂欢节”也被紧急叫停。
在伊朗
总统鲁哈尼指示，成立国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公布了全国各地收治疑似患者的170家医院名单，并征用了部分场馆作为隔离“方舱”。
而从本周起，伊朗10个省份将暂时关停学校一周。首都的德黑兰大学除停课外，还关闭了学生宿舍，要求学生回家或返乡，利用网络继续学习；全国体育项目、赛事、音乐会、演出、艺术展均已取消，电影院及公共休闲场所关停。
梳理大量新闻可发现，其实这些国家也在采取行动，方式大同小异。他们前期反应慢了——比如碍于邦交、挣钱等种种因素，没有第一时间彻底限制中国人入境。有些国家限制中国人倒是特别迅速积极，也没成为疫情重灾区而被中国网友嘲笑。
总有声音指责他国防疫“反应慢，力度小，抄作业都不及格”，但回想本次防疫全程，我们真的算快吗？
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外面的人都渴望登上我们的方舟。
最近有自媒体发出号召，求“韩国人放过山东”，可实际上从韩国回到青岛的绝大多数是中国乘客，韩国人不足20%。且韩籍旅客大都在中国工作或求学，以产业人士和学生为主。
从医疗水平上来看，国外居民也没有到中国“避难”的必要，我们来看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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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柳叶刀》发布的《2019全球医疗质量和可及性排行榜》
，意大利医疗水平排名世界第9，日本第12，韩国第25，而中国第48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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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根据世界数据图册统计的《2016年世界各国人居医疗支出》
，日本为4233美元，意大利为2739美元，韩国为2033美元，而中国仅为398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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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人均收入
，世界银行2017发布的报告中，新加坡排名全球第9，54530美元；日本全球22名，38550美元；意大利排名全球26，31020美元；韩国排名全球29，28380美元……中国排名67，8690美元，被部分自媒体嘲笑的国家收入都远远超过我们。而另一个群嘲对象伊朗排名88，5400美元，比我们低不了多少，他们还是被制裁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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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同一个中国里，
内地人民承受能力也不如香港人民
，香港人均收入排名全球12，46310美元。就在今天，香港还宣布给民众派钱，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的经济因过去多月的社会事件及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受到沉重打击，在这个社会气氛沉重之时，即使面对财政赤字特区政府也应多做事。因此决定向18岁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发放1万元。虽说财政的钱本质还是纳税人的，派钱也只是财富再分配，但这也是一种底气的体现。
从人民生活水准看，相对发达国家和地区，我们的家庭其实更难承受疫情带来的冲击，少一个月收入，家里就很难应付支出了，人家耗得起，我们不行。而放弃优质的医疗水平和丰富的医疗资源来我国避难，更是自媒体的一厢情愿。
非要说有用的中国经验，能帮助这个世界的，我认为除了早发现、早隔离，更重要的其实是输出临床治疗经验吧，毕竟我们的医生已经在前线抗战了快两个月了，什么有用什么没用他们最清楚。
24日，世卫组织联合考察组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社交媒体把大量目光聚焦到了哽咽的翻译身上。
但其实组长布鲁斯•艾尔沃德昨天的讲话中有一则重要信息，中文媒体普遍没有刊登：
“目前只有一种药可能有效，就是瑞德西韦。我们需要开始优先那些可能帮助我们更快挽救生命的研究项目。”
不过，目前一些媒体还在热烈地欢呼和提倡中医药在抗疫实战中的独特作用和价值。
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25日前印发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恢复期中医康复指导建议（试行）》，并推荐了中药处方、中成药以及艾灸疗法、经穴推拿、耳穴压豆、刮痧、拔罐、针刺疗法等中医技术。
此前，北京市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高小俊表示，中医药治疗新冠状病毒总有效率为92%。
昨天的《新闻1+1》节目中，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表示在中医小组接管的398名病患中，没有一例重症，而且还有50多人准备出舱了。
这就让人迷惑了——世卫专家推荐了唯一一种方案，显然，那是中国人实践中发现有效的方法，可以应用于全球，这是中国临床医疗的贡献。那么，中国中医搞的方案，会有人来抄作业吗？我们拭目以待。
不扯远了。
张伯礼院士在访谈中还说：
“这次疫情在中医上讲是一次疫病，又叫瘟病，中国三千年的历史上瘟疫，大大小小有500多次，有规模的也有300多次，这只是其中一次而已。”
并非我想咬文嚼字，只是这个“而已”听起来有些揪心。
很多时候，我喜欢通过感染数字、新闻表象去看待一个国家的疫情，这其实是很表面的。
人类历史上已经有过很多很多针对瘟疫的战争，理论上人类都赢了，毕竟大量的人活了下来，文明延续至今。因为病毒自身的规律——太强的无法持续传播、能持续传播的往往不够强，再加上人类组织采取的措施，科学的发展，
胜利从来都不是问题，核心问题是代价如何。
这个代价是普通人的生活，是维系个人与家庭尊严所必须的收入。
我们必须以人民可承受的代价去应对疫情。
如今，我们付出的代价够大了吗？那些悲剧的个体可以承受吗？
在成为世界的诺亚方舟、欢呼胜利、指点江山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回答这个问题，更不能忘记一个个受疫情影响的普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