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妻子许广平及儿子周海婴 （IC 图）
小学四年级，钱理群乱翻哥哥抽屉，找到一本“文选”。里面有一篇《腊叶》，是一个叫“鲁迅”的人写的。鲁迅写的“腊叶”钱理群没看懂，但又觉得“非常美，又非常奇，更怪，甚至觉得恐怖”，这种被文字唤起的“莫名的感觉”，他在晚年管这叫“第一次和鲁迅相遇”。
第一次和鲁迅相遇时，钱理群并不知道生命到了岔路口。那是1949年，父母就去台湾还是留大陆产生分歧。父亲是一名国民党高官，打算带全家飞往台湾；而母亲想先“留下来看一看”，于是派父亲先探探路，母子留在了南京武夷路的大宅里。钱理群不记得有什么送行，大家对离别司空见惯，不觉得此行有什么特别。
结果是：10岁后，钱理群没见过父亲。父亲缺席了，却一直影响着他的人生——最坏的那种。14岁，他申请入团被拒；21岁，北大毕业后，他被分配去贵州山里一所卫校教语文，还不许报考研究生，申请当班主任被拒。贵州人事部门告诉他：进了大山，就别想出山了。
钱理群在贵州山里呆了将近二十年。不许当班主任，他决定当“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抱着被褥住进学生宿舍，跟学生同吃同祝和学生年龄相仿，他们很快打成一片，一起踢球、爬山、办墙报、搞读书会。学生睡觉后，他继续挑灯夜读。文革时无书可看，手头只有毛选和鲁迅，他就读鲁迅，记了数十万字《鲁迅研究札记》。
那时，这位写出《腊叶》里奇特文字的作家被称为“中国脊梁”。毛泽东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钱理群对鲁迅的印象是一个站在山巅的偶像，佩戴着闪闪的红星。鲁迅冷峻，画像上总是夹着烟，没有笑容；鲁迅无私，“吃的是草，流的是奶”；鲁迅是战士，“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钱理群后来回忆鲁迅在当时“几乎成了文化的高大全，给众生留下铁人的印象”。
1962年1月1日，钱理群写了第一篇关于鲁迅的论文——《鲁迅与毛泽东》。在文中，他把鲁迅和毛泽东称为“代表东方风格的两位巨人”，用“硬骨头”、“韧性战斗精神”、“清醒的现实主义”形容。这些并非原创，拼凑了毛泽东、瞿秋白、冯雪峰对鲁迅的评价。后来，钱理群说这篇论文“少有我自己的思考和独特的表达，谈不上是独立的属于我自己的鲁迅研究”。
不久，文革爆发。鲁迅成了“战斗战士”和“彻底革命”的代言，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闯将”，到处都在学习鲁迅精神。但因父亲的关系，钱理群一直是革命的边缘人，这期间的经历令他在获得平反后，毫不犹豫地烧掉了父亲的照片。
他只能埋头读书，可读的书只有鲁迅，后来他说：“我们这代人差不多是通过文革才体验到鲁迅，经过那场灾难，进入绝望的境地，这才找到了鲁迅，与他相遇。”
第二次相遇，他发现了一个和“圣人”完全不同的鲁迅，这个鲁迅可亲可爱。鲁迅五十岁有了儿子海婴，高兴坏了，照了一张合影，写着“五十岁与一岁”。在给朋友的信里，鲁迅常常提起儿子，“他大约已认识了二百字，曾对男说，你如果字写不出来了，只要问我就是。”
在《朝花夕拾》里，鲁迅写童年和父亲的互不理解。看五猖会，“笑着跳着”，父亲突然出现在背后，强迫他背书，“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父亲的病》里，父亲临死前奄奄一息。鲁迅悲痛不已，有时竟至于电光一闪似的想道：“还是快一点喘完了罢……”转头又为自己的“罪恶”自责。断气前，鲁迅按吩咐大呼“父亲”，成年后，鲁迅忏悔自己的叫喊惊扰了父亲安息，是“对于父亲的最大错处”。
这些 “既隔膜又纠缠的父子关系”让钱理群感同身受。晚年在书中，钱理群也总是回忆起烧掉父亲照片的场景，字里行间有忏悔：“眼前永远晃动着那地狱般的图景：我亲手点燃的火，一点一点地吞噬了我的父亲——他的沉思、微笑，连同他对我全部的爱和期待。”
1976年，在写下《鲁迅与毛泽东》论文十四年后，钱理群写了第二篇关于鲁迅的文章——《读、随笔》，这里的鲁迅不再高大全，也经历着彷徨、怀疑和失望。那时，钱理群已经有了新目标：回北大讲鲁迅。
两年后，40岁的钱理群考上北大中文系。中文系前系主任温儒敏在一篇文章里戏称他是“老童生”：“老钱的鲁迅读得多，有比较充分的学业准备。”1985年，钱理群的鲁迅课正式开课，多年后，面对那些据说学不进、读不懂鲁迅的学生，他的第一课都是聊聊鲁迅笔下的“父亲和儿子”。
1985年，钱理群给81级到84级的北大学生开课，讲授《我之鲁迅观》。他对学生只有一个要求：“尽量把鲁迅全集看下来。”
至于学生记不记笔记、来不来听课，他无所谓。第一堂课他就告诉学生：“考试绝不会考我讲的内容”，考试是一篇论文《我之鲁迅观》，要求很鲁迅：“第一，说真话；第二，要言之有理。”
长期以来，鲁迅被当作供仰视的标杆。1979年，钱理群刚入北大读研，那时，“与革命价值体系相连的鲁迅和独立思考发现的鲁迅缠绕内心”，他害怕“思考的不成熟歪曲了鲁迅”，于是决定暂时放下鲁迅，转向周作人研究。
周作人是典型的个人主义作家，人生观和鲁迅大不相同。他选择“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乱世里听谈鬼、学画蛇、玩古董、吃苦茶。研究周作人帮钱理群“打开了另外一个视野”，让他发现人作为人的意义，也让他能够从“人”的角度重新阅读鲁迅。
他发现，鲁迅其实从来不想当“导师”。在《导师》一文中，鲁迅敬告各位青年，要小心自命导师的知识分子，那是骗子。他说我自己还在寻路，何敢给人们指路？不过“随便谈谈，是可以的”。钱理群希望学生去跟鲁迅“随便谈谈”，作为一个“生命个体，和鲁迅这个个体去相遇、对撞”。
相比于一往直前的“战士”，鲁迅更像是总在寻路的矛盾体，对科学、平等、民主、自由、爱国，这些不可怀疑的普世价值“抱有一种非常复杂的态度”。
鲁迅临死前，托人给二弟周作人带了一封信，这几乎是周氏兄弟最后一次对话。当时正值抗日战争前夕，鲁迅在信中说，注意到很多教授在爱国宣言上签了名，你没有签。鲁迅同意救国应该是政府的事，过分宣扬爱国主义，指望靠打民意牌救国，是不行的。但他正告二弟，知识分子在民族生存问题上，不该含糊。
鲁迅对所谓真理的态度总是矛盾的，类似“既爱国，又反对过分宣扬爱国”。
钱理群非常赞赏这种“矛盾”：对肯定提出质疑，再对质疑提出质疑，钱理群称之为“鲁迅式的思维方式”。
1932年冬，鲁迅应邀在北京师范大学演讲 （@视觉中国）
他曾经研究过鲁迅和胡适演讲，两人当年都是北大最受欢迎的教授。根据当事人回忆，听众在听两人演讲时，反应截然不同。胡适自信，似乎总是真理在握，“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痛快简洁，学生“目光闪闪地走出讲堂，好像只要跟着胡先生走就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