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图绘布迪厄教育社会学
作者：朱国华 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二
布迪厄采用教学行动、教学权威、教育工作和教育系统这一组概念群，以晦涩难懂的复杂长句对以法国教育体系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教育系统进行了猛烈抨击。为了佐证他的再生产理论，他经常采用大量的问卷调查、数据材料和图表。有些图表可以一目了然，比如他列出的1961—1962 学年、1965—1966 学年不同社会出身的学习机会变化图( 接受高等教育概率图) 就很清楚地表明，社会出身越低如工农阶层以及普通职员，其入学率就越低，低于10%，而社会出身越高如专业人士或者企业家，其入学率高于50%，甚至高于70%。但许多数据看上去却令人困惑，例如各阶层学习成绩相差并不十分巨大，而且上层子弟学习往往还不够好，布迪厄为此要进行许多复杂的解释。当然，布迪厄的经验研究也并不完全采取定量分析的方法，他也极为注重定性分析，在例如《学术人》这一类著作中，他强调所谓认识论的实验，参与性对象化的操演，更多地是从人类学的视角切入的，只是没有人类学惯常有的异国情调。假如不去关注这些社会学研究的具体细节，而去关注他进行经验研究的主要视角，给读者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莫过于社会结构亦即阶级关系视角，以及政治—经济视角或权力场视角。就阶级关系视角而言，布迪厄论述了资本的不平等分布以及阶级习性如何使得教育系统产生了一个选择/淘汰机制，从而不断再生产着社会结构; 就政治—经济视角而言，布迪厄考察了权力场的逻辑如何引导着教育场尤其是高等教育场内部的斗争，从而威胁着教育的自主性。必须要指出，这两个视角其实密切相关，因为阶级分层最主要的决定性条件还是经济。
布迪厄对阶级视角的分析，最重要的操作工具是习性的概念。他指出: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利用学校的性情，以及在学校里能够获得成功的素性倾向，取决于利用学校并能从学校中获得成功的诸多客观机会。这些机会与不同的社会阶级相联系，因而，这些性情和素性倾向在将教育机会的结构加以永久化的过程中构成了最为重要的要素之一，此结构乃是在教育系统与社会阶级关系系统之间的关系客观上可以掌握的一种表现。即使导向自我淘汰的消极的性情与素性倾向，例如自我贬低，贬损学校及其禁令，以及温顺的对于失败的期待或排斥，都可以理解为对于学校客观上为被统治阶级所保留的对于禁令的无意识期待。”布迪厄对上中下三种阶层的教育习性的论述，尽管远不系统，但已经预示了他后来的巨著《区隔》中许多思想的萌芽。在布迪厄看来，教育系统所灌输的文化专断性由于被自然化和合法化，就变成了衡量学业成就的标准。
对于那些幼承庭训，从小就有机会耳濡目染合法文化的豪门子弟而言，他们更容易获得较多的文化资本。就教学实践而言，尽管大部分学生只是为了将来谋生就业而读书，但是，学生在校所学所考所被强调的，未必与未来的职业相关，未必全是在劳务市场上有效的技术或技巧。法国的精英学校称道的一种文化，并不是它在教学实践中所传布的那一种。雅致的语言风格、丰富的人文知识和对艺术的高度鉴赏能力，这并不是可以短时期被调教出来的。对统治阶级子弟而言，这就好比鱼与水的关系一样，是其自小熏习的文化性情的一部分，其投手举足，无不与这些身体化的文化资本丝丝入扣。布迪厄指出，在学校里产生效益的语言资本在社会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分配乃是被隐蔽得最深的中介之一，正是通过此类中介，社会出身与学校成绩之间的关系才得以建立。学校总体上接受的是统治阶级的语言风格: “人们经常这样描述资产阶级语言的倾向: 抽象，形式化，智识性，以及委婉化的节制。它应该首先被视为被社会构建的，对语言也就是对对话者甚至对话内容的某种性情。优雅的距离，审慎的自如，做作的自然，所有这些乃是社会举止的每个规范的基础，与工人阶级语言的表现力和表现主义对立，后者要呈现自身，是从个例到个例，从形象到寓言……”布迪厄突出了特权再生产的隐蔽处或微妙处。教育系统正是通过忽视特权才得以将特权予以神圣化，形式上或程序上的平等，所掩盖的事实是竞争者并不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在此过程中，特权转化成了天赋。对从属阶级来说，高等教育要求包括他们在内的所有学生“应该拥有它( 按指统治阶级) 不曾给过他们的东西，即由灌输的特定模式所排他地生产的与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因而意味着一种艰巨、持久且难以成功的努力与斗争，但是对支配阶级成员，它是合法的遗产。所以，他们可以将学习视为一种自由的智力游戏。中下阶层必须要考虑游戏的成败对自己的客观意义，也就是学业好坏可能关涉自己的前途，但是，对统治阶级的子弟而言，他们可以心无挂碍地享受游戏本身的快乐，他们不必在意学习成绩的好坏是否会影响自己的未来。事实上，他们在许多考试中的表现不俗。例如他们几乎在所有类型的词汇考试中都得能高分。对有闲阶级而言，他们是去雅典实地看帕特农神庙，以此方式了解希腊历史，他们的音乐知识是在音乐会甚至自家举办的沙龙中掌握的，而不是在课堂中被老师教会的。布迪厄透过学生档案、参考书、讣告、纪念文章等材料，得到了官方定义的、专门针对学校的分类词汇表。那些涉及学业评价的一些细微特征，其实与社会分类标准完全呼应。根据这些材料，布迪厄发现，统治阶级的孩子( 尤其是巴黎出生的孩子) 得到的评语包括这样一些形容词: 清晰，坚定，严密，真实，细致，敏锐，创造性，广博，丰富，自如，善于解决问题，优雅聪明，有教养等等。这里，统治阶级通常具备的品格被当成了杰出的品格，他们由此也得以神化了。
至于小资产阶级的孩子，他们最强烈地认可学校的价值。与统治阶级严肃地游戏不同，他们能够体会到的是在此游戏过程中的严肃。对于风格、兴趣、才智这些技能和礼仪规则，这些是资产阶级家庭所固有的，这对他们而言意味着一种命运，因为不需要他们选择或者努力; 但是小资产阶级儿童要获得这些，必须要付出很大代价。由于学校把成功的价值与文化魅力的价值混同为一，他们相信文化对他们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有可能让他们成功跻身到成功人士的队伍中去，但是由于他们对合法文化难免隔膜，因此他们不仅需要刻苦努力，而且需要持续的刻苦努力，时刻不能懈怠，以免掉队。他们通常得到教师的品鉴是: 小气、狭隘、平凡、规矩、认真。像稳当这样的个性特点，与仔细、专心搭配在一起，是小资产阶级典型的平庸德行的婉转表达，意思仅有品行端正而已，充其量“还可以接受”，因为唯有当稳当与聪明、敏锐结合在一起，才是完美的学业德行的综合。
布迪厄最精彩的也最容易引起争议的论述是对处在最不利地位阶级的习性的分析。工人阶级后裔生活在另一种文化世界中，要想获得峨冠博带的身份，要比贵族子弟付出艰难得多的努力: 他们必须首先摆脱自身所从属的文化，然后再学习学校所教授的上层文化。在进入学校之前，他们已经事先在文化上被剥夺了，比较起阔人的孩子，他们实际上不仅仅是赤贫，而且几乎说是负债经营，因为他们要首先消灭自己身上的工人阶级习气，亦即被统治阶层认为是粗鄙的气息。即使侥幸有所成功，他们还会受到其他结构要素的限制。贫寒子弟的选择必须考虑非常务实，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经济资本或社会资本可以支持自己在学业上的高风险投入。即使他们在学业上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他们仍然不同于精英阶层的后裔，因为他们会显示出一种学究气，比不得衔着金钥匙出生的统治阶层的后裔，即所谓继承人。这种学究气暴露了他们的知识只是认知层面的，表明了他们的一切都来自于学校或者书本，学术性思考替代了直接经验，他们仍然无法被统治阶级所接纳，因为作为再生产自身的教育系统只是“认同那些认同它的人，将祝福奉献给那些将自身献身给它的人”。当然，他们得到的教师评鉴是最糟糕的，无非是粗俗、蠢笨、迟钝、平庸之类。当然，这样的评价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它必须要委婉化: 笨拙被说成了迟缓，体魄强健，稳固有力; 简单变成了天真单纯; 肤浅变成了通俗易懂。由于社会评价转变成了学业评价，其中立状态使得学生们被继承的资本转换成了学业资本，贬义在此过程中得到了缓解。社会炼金术的逻辑是这样的: 假如你是个工人的儿子，如果指出你是个粗俗的人，这会激起抗议和不满; 但是教授们评论你的作业时说: “正确，仅此而已”，“毫无意义的作业”，“文笔平淡乏味”，这些话就变得可以接受，并且被内在化。
当然，在布迪厄这里，习性是一个具有某种能动性的概念，习性会引导着行动者根据自己拥有的资本在社会空间中进行占位，也就是寻找适合自己的位置，设计自己对于教育和未来的立场。布迪厄认为这其实是一个无意识过程，他称之为“诸多客观可能性的主观期待”( subjective expectation of objective probabilities) 。文化遗传的重要性造就了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排他性的占有甚至毋须一定要排斥他人，因为所发生的一切似乎是: 正是那被排斥的人排斥了他们自己……这些决定因素并不需要有意识地察知，从而迫使那些主体根据它们，换言之也就是根据其社会类别的客观未来，来做出决定。”主观期待无非是客观条件内化的产物。尤其对处于从属阶级而言，他们表面上看是心甘情愿地接受，实际上却是被迫服从自己的客观命运: “导致一个人辍学的主观期待，直接取决于决定了与其类别相吻合的成功的客观机会，所以必须考虑有助于激活种种客观机会的那些机制。”被支配阶级甚至由于对自己的悲观未来有清醒的认识，以认命的态度放弃了挣扎，帮助统治阶级实现了对自己的统治: “因为处在最不利地位的阶级，对自己的命运洞若观火，而对其命运有以至此的途径却浑然不知，从而帮助他们实现了自己的命运。”从现实的角度来说，如果受支配阶级不是自我贬抑，自认“这可不是我们这种人玩的游戏”，那还能怎么样? 他们也许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心理准备投入惨烈的拼搏，谋求极为罕见的成功机会，而更为常见的则是惨遭直接淘汰出局，成为遍体鳞伤的失败者。
要之，当教育系统将社会区隔转化为学术区隔的时候，它也就将社会区隔合法化了，也就是说，通过在技术中立性掩盖下所强加的认知分类，教育系统再生产了现存的社会分类。教育再生产通过文化再生产实现了社会再生产的功能。也就是说，再生产了社会阶级关系，强化了而不是消除了文化资本的不平等分配。由此，教育系统将现存秩序合法化。布迪厄写道: “作为体制化了的分类者，教育系统自身乃是客观化了的分类系统，以某种变形的形式再生产着社会世界诸多等级秩序。教育系统的诸多分野通过‘层级( level) ’对应着社会阶层，而由专业和学科所构成的教育系统诸多分域则折射着无限的社会分域，诸如理论与实践、概念与事实之间的对立。教育系统将诸多社会分类转变呈现为客观性表象的诸多学业分类，并构建了等级秩序，这些秩序并没有被经验为纯粹技术的，因而也是不公的、片面的等级秩序，而被经验为总体的等级秩序，植根于自然。因而社会价值被视同为‘个人’价值，学术尊贵也被视同为人类尊贵。”被剥夺者由于将学校的分类系统视为当然的、普遍的系统加以接受，意识不到这些合法分类背后隐含的社会意义，意识不到自己的被剥夺。因此，教育系统不仅仅不是解放的力量，反而作为一台巨大的认知机器，变成了将社会不平等合法化的工具，它乃是彻头彻尾的保守势力。教育民主化规划的设计者深信，通过教育的大众化和普及化，社会不平等可以得到逐步消除，因而受教育程度高于自己父辈的人，应该获得比自己父辈更高的社会地位。但实际情况是，拥有高等学历的人越多，文凭的价值也就越会贬值。这样，产生的变化是整个社会结构的总体位移，而各社会阶层的区隔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学术人》中，布迪厄分析了1968 年法国“五月风暴”的原因。就学生而言，由于文凭的急剧生产，导致虽然拥有与上一代人同样的文凭，却未必能与他们那样在就业市场上找到同样的岗位: 因为在就业市场上，文化资本往往只有借助于社会资本，其符号利润才能获得兑换，文凭贬值对上层阶级并不构成重大打击，他们即使学习成绩不好，一样能够谋到金饭碗，而广大缺乏社会资本的中产阶级学生则不然，他们必然饱尝期望落空的苦涩; 就青年教师而言，由于某些突然增长的暴发户学科允许他们进入梦寐以求的大学教师的行列，但是发现他们处在教育体制等级系统的较低层级，社会地位并未获得抬升，所以也跟学生一样，由于文化资本无法兑现成社会资本，难免怨怼忿恨。因而巨大的心理失衡感乃是青年师生造反的深层原因。
当布迪厄从权力场的逻辑来对法国高等教育系统进行经验研究的时候，我认为他有两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分析视角: 其一，他侧重研究了作为国家暴力的教育系统尤其是高等教育系统，是如何垄断着特定符号资本( 例如文凭) 的生产、分配和转换的; 其二，他讨论了政治—经济的逻辑如何影响教育系统的内部运作，并进而威胁高等教育场域的自主性。
布迪厄首先把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教育系统作为垄断了合法的符号暴力的机构来加以分析。提到国家的合法暴力，我们总会想到军警、监狱、精神病院、政府机关、收税员等，但国家也出现在我们的目光不会留意的地方，或者，用布迪厄的一位美国追随者华康德的话来说: “更准确地说，正是在我们既不会期待也不会怀疑的空间和时间里，国家才能发挥最强的效能和影响。”学校并不是一个有利于社会互动的地方，作为一个知识生产的象牙塔，它把自己的任务定义为提升思想和语言的价值，实际上是一个独白的封闭系统。它通过一定的区隔原则让自己成为一个排他性的神圣所在: “学校实际上就是一种宗教法庭: 通过设立边界，将那些在经受了学校的所有重要考试之后被选拔出来的人与普通人区分开来，这样，学校就建构了一个精英群体，并且通过分离行为，赋予这个群体通常只属于神者的一切特征。”高等教育体制不仅使得学术世界与社会世界区隔开来，而且还使得教师与学生区隔开来。区隔策略包括采用诸多不同类别的仪式，例如开学或毕业典礼，穿着特殊的服装; 在师生之间设置讲台，使他们产生距离，教授们频频出现的出格古怪言行显示了大学与社会的不连续性; 采用与日常语言迥然不同的学术语言，而这些学术语言并没有确定的标准，不会得到明确解释，学生无法娴熟地把握种种概念术语，而考试制度的设立正好为学生的出乖露丑提供了一个机会。要之，学生的注定失败可以理解为教育体制让自己得以神化的区隔策略。
教育系统之体现为国家暴力，一个重要方面是它垄断了文凭或证书的授予权。文凭或证书确立，指认了一种本质，它乃是权力机构颁发的关于能力的证明，就是对文凭或证书持有者的技术能力和社会能力进行认证的社会委任书，是以对发证机构的集体信仰为基础的信誉称号。学校精英就是国家精英，国家就好比中央银行一样，为教育提供最终的符号担保。学业头衔类似于贵族爵位，两者均具有稀缺性，均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不过封建贵族强调土地与血缘，资产阶级精英则得益于会考和文凭，所以他们强调才能与天赋，并以此证明自己获得社会成功具有正当性。看上去两者相差巨大，但实际上，贵族将财产和土地传给子孙，与资产阶级透过教育机制来将文化资本传递给下一代，社会再生产的根本性质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差异，只不过前者是公开的形式，后者是隐蔽的形式。布迪厄写道: “学业称号的等级越高，它就越倾向于作为贵族封号或爵位起作用，因为这些封号、爵位能够一劳永逸地免去其持有者的麻烦，他们无需拿出证据，无须在实践中证实自己的能力; 同样，学业称号的等级越高，它在分类争夺中所起的作用就越大。因为分类争夺的关键问题主要是优先权的选择问题……”学业头衔其实不只是简单地证明了其拥有者具有与其固有专业相称的学术能力，它还溢出特有的专业领域之外，犹如金银那样的硬通货，具有相对永恒的普遍价值。它为拥有者提供了整个劳动市场需要的通用入场券，确保社会行动者获得了独立于市场劳动法则之外的相对自主性，也就是使得被支配者要求雇主根据这些学业头衔来确保自己的劳动售价与社会身份，最后，“随之而来的是，在通过学业分类严格等级化了的空间里，所有的职业都被纳入了文凭的通用标准，即便对于传统的继承方式来说最不合理、最无人问津的那些职业。”这里面值得注意的是两方面: 其一，布迪厄这里揭示了一种倒果为因的社会炼金术。本来应该是具有相应的能力才能获得相关文凭证书或者学业头衔，而事实上，获得它们倒过来变成了其拥有者具有相关能力的证明。此之谓国家魔法，无法与之争辩，不存在上诉法院。其二，由于相关的学业头衔具有一般社会价值等价物的赋值功能，它可以使得学校不仅仅垄断了学业头衔的授予权，而且由此授予过程( 包括诸多隆重的仪式) ，以及一系列区隔过程( 前述与社会世界的区隔，师生之间的区隔) ，实质上也是自我神化过程，学校也构建了神圣群体，使得某些人成为国家精英，使得他们成为某种社会品德或者某种能力的合法垄断者。由此，教育系统参与了事关国家大计的对于符号暴力的合法垄断，并在此过程中发挥着奠基性的决定性作用。
还不仅如此。作为国家暴力的拱心石，教育体制还不仅仅借助于学业头衔进行一种新形式的符号支配，而且，还利用教育过程来灌输基于文化专断性的感觉方式、思维方式和审美趣味。一般社会学家认为在学校接受教育的过程也就是社会化过程，旨在肯定学生接受教育可以达到更好地适应社会的目的; 但是布迪厄拒绝使用“社会化”的概念，对他来说，这个过程其实不仅仅是社会结构的再生产过程，还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再生产过程，当然也是被支配阶层将此意识形态加以内化的过程。学校作为乌托邦的所在，应该是社会世界的他者和彼岸，但实际上情况正好相反。学校体制向学生强加以一种二元区隔原则，诸如精/粗、雅/俗、智/愚、教养/学究、天才/勤奋、创造/庸常，从而区隔出两类人: 前者乃是具有卡里斯玛品质的天纵英才，后者则为“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的可怜庸众。学业分类其实渗透着社会分类的逻辑，它为社会世界不断提供着合法化功能，同时也提供着满足现存秩序需要的社会行动者。许多教育理论家可能会认为，大学教育的根本在于素质教育: 在某个专业知识领域学习到的不仅仅是专门的知识或技能，而且能够学习到某种教养，而这种教养可以运用于其他领域，也就是希望学生具有把学术资本转换成其他资本的能力。有一些公司不愿招收技术更好的员工，而愿意招收受过更好教育的雇员，是因为后者具有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但布迪厄这里强调的是，伴随着接受教育的过程，学生也逐渐会将教育系统所灌输的上述二元区隔原则以及文化专断性加以内化，从而向社会输送了它所需要的身份文化，上述想象力或者批判性思维只是在肯定社会结构的前提下才发挥作用，其实对现存秩序只是发挥着添砖加瓦的作用。
政治—经济逻辑如何渗透到教育场域? 毫无疑问，高校既然涉及接班人的问题，涉及构成经济、政治等级秩序与统治地位基本条件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在这里发生争夺这些资本的符号斗争是必然的。但在开始讨论政治—经济逻辑对教育场域的入侵以及教育自主性之前，可以首先指出这样一个事实: 布迪厄率领他的团队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结果他发现，法国名牌大学生源大多来自于中上层，毕业后大多就职于政府、经济的要害部门，其校友网络关系左右着法国的国计民生。举例来说，“巴黎综合工科学校和巴黎政治研究学院的毕业生几乎平分了法国25 家最大公司的所有席位。在文凭相等的情况下，进入大公司董事会的可能性与社会出身有极大的关系。无论学历如何，出身于大众阶层或中等阶层的总经理很少有机会跻身于一流公司的，穿袍资产阶级或实业资产阶级的总经理，只需要巴黎政治研究学院的学习经历，就可以进入”。无疑，这些名校入门考试竞争非常激烈，与之相反，普通则容易得多。显然名牌高校与普通高校存在着区隔斗争，而名校之间或者名校内部之间，也存在着诉诸合法化原则的区隔斗争。这些区隔，既是学术区隔，更是社会区隔。布迪厄认为，在这种区隔斗争中，经济资本为主要的等级化原则，而文化资本则为被支配的等级化原则。所有的这些区隔斗争都存在着两个极点: 一极为文化资本，也就是科学的、知识分子的一极; 另一极为政治权力经济资本，也就是世俗的、政治的一极。根据布迪厄绘制的法国高等教育机构空间图，从纵向上来看，也就是根据资本总量，构成上层的是精英学校包括国家行政学院、巴黎高师、巴黎综合工科学校、巴黎政治研究学院、巴黎高等商学院、巴黎住院实习医学院、国家农艺学院、中央高等工艺制造学校等，布迪厄称之为高等教育的大门( grande porte) ，这些权力学校培养的是高级管理人员，大知识分子，知识含金量高的专业人士，自由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