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以锦：从大家闺秀到革命者的百岁人生

文 | 范以锦

岳母杨琴，对生死早就置之度外。亲朋好友相见总喜欢说些吉利的话，祝她健康长寿。她却说，后半辈子宁静安逸，但年轻时为革命出生入死，一生都病痛缠身，不知“死”过多少回，这命也是够大的了。

生与死好像序曲与谢幕，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生存过程才是重要的。经历磨难和精彩的人生，岳母对身后“谢幕”淡然交待，跟她妈妈而去，把骨灰撒到江河。

家人每年都提议给她祝寿，总是被拒绝。然而，2017年7月2日这一天不同寻常，那是百岁生日，她愉快地接受了女儿和女婿对她的生日祝福。摆上流淌着芳香的鲜花，送上美好的祝福。万万不能祝她长命百岁，我嘣出一句“下要保底，上不封顶”。沉醉在浓浓亲情中，她大口大口吃着生日蛋糕，吃的那么津津有味，根本不像有病的样子。

意想不到，7月3日一早她却永远离开了亲人。按我们家乡讲虚岁的习俗正好百岁，一天不多，一天不少。

我的儿子范颖辉有感而发写下了深情怀念的诗句：

事前，我岳母饮食起居正常，并无不祥之兆。7月2日那天她说说笑笑，还能下床走动。几天前，她的一位外甥曾计划7月9日从香港过来看望她。9日那天，外甥果然来了，见到的却是再也不能与他亲切交谈的遗容。

如果说有病，她一辈子都有病，心脏、血压、糖尿、失眠等病症均有，多次与死亡擦肩而过。

上世纪50年代初，在运动中的遭遇，以及丈夫病故等意外的打击，她早年有过的肺痨病复发，同时得了血崩病，当时很难治。她是个信念坚定、性格倔强的人。心里的阳光和希望不因折磨而失落， 在与命运抗争中她熬过来了。

90岁时，她住进了医院，神志不清，病危通知书下达了几次，却又度过难关，恢复了健康。后来又陆续住过几次医院，最为严重时是2016年年底，已不能进食了，靠打点滴注入营养维持生命。然而，住院一个月后又奇迹般地站立起来了，形态似乎比住院前还好。

和我们住在一起时，一有空就会唠叨她含辛茹苦的故事。其前半生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 “70多年前的事像放电影一样，鲜活地、清晰地、长期地缠绕着我，使人无法淡忘，无休无止……”她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那是1946年秋，她带着仅一岁和三岁的女儿，由江西长途跋涉，回广东大埔县百侯寻找党组织。

她出生在大埔县百侯肇庆堂富商家庭。抗战开始后的1938年，她放弃“大家闺秀”的优裕生活，凭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加入到抗日救亡运动的宣传队伍中，并入了党。

▲21岁，“大家闺秀”时期的杨琴

国共时而合作，时而发生磨擦。皖南事变后，发生了“南委事件”。“南委”，即当时设在大埔县的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1942年5月，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因组织部长郭潜被捕叛变，南委机关及所辖三个省工委和几个主要交通站相继遭受严重破坏。我岳母当时任百侯乡妇女支部书记，百侯距南委机关仅十里路。在敌特追捕中，她和一批地下党员，逃离百侯散落国内各地和海外。

后来找回组织恢复了党籍，但只能从解放前夕算起。其实“南委事件”中的党员是在执行中央决定：除敌占区、游击区党组织照常活动外，国统区党组织一律停止活动。她的直接上级的通知更加具体：迅速撤离，隐蔽起来，保存实力，事态好转后会通知大家回来。她离开大埔后也不是消极等待组织通知，她在江西想办法找到教师工作岗位，在与学生上课时不忘宣传抗日救亡道理，并穿插共产党抗日的思想主张。而且，一直在寻找党组织。

日出日落时，她常站在江西一隅，遥望故乡，思念组织。1946年秋，是第二次回大埔百侯寻找党组织。带着两个幼小女儿，实在挺不住。她还想到，如果被捕怎么办？路过梅县时，她流着眼泪把三岁的大女儿托给亲戚照顾，到9岁时才领回来。

翻山越岭，蹚水过河，一路走一路祈祷风平浪静的明天。然而，一踏上百侯家乡举目可见捉拿共产党人的布告，无法找到地下党的“接头”人。形势依然险恶，她急忙离开百侯来到广州，带着二女儿寄宿在他人家里，在一家慈善机构当了代课教师。

丈夫也是地下党员，东奔西走，当时在北京。

1947年春，广州社会动荡，人心惶惶，她失业了，党组织关系又接不上。于是去了一信向新加坡大东书局任经理的罗明求助，罗明在大埔百侯中学当过校长，我岳母曾在侯中读书和当过教师。我岳母的同父异母的大姐也在新加坡南洋女校教书。罗明与她商量后给我岳母弄了一张“新加坡入口证”，但小孩做不了入口证明。无奈之下，把二女儿送人抚养，从此再未相见。随着岁月流逝，愈老愈思念，每每提及此事，眼泪便滚了下来。

四口之家，各散东西。

她孤身一人，茫茫寻找落脚点。在前往新加坡的船上病痛缠身，到了新加坡又患了肺痨病。这两次都差点要了她的命。

1947年7月间，由罗明介绍到小学教书。1949年初，罗明向她转达中共香港分局负责人方方通知：“凡因‘南委事件’去了海外的同志，想尽办法迅速回来”。接着又收到了大埔地下党员、侯云区区长杨卓亨的一封信：“百侯正需要人手，请赶快回来。”她的大姐认为中国还在战乱中，现在回国有危险，劝她留在新加坡过安稳的生活。信仰可消解死亡威胁的恐惧，她说：“我一直在找党组织，今天组织正式与我接上关系了，再危险我也得迅速返国。”她坐船到了汕头，穿过敌占区的防线，回到日思夜想的家乡和组织身边。丈夫也回来了。他们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直至大埔县完全解放。

她的党龄从重新回到组织身边算起。解放后，当过教师、民政局干部。后来从“五七”干校劳动复职后，安排在工厂做一般行政工作直到离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了她1938年入党和参加革命的待遇。

2015年，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中央决定，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名义，向约21万名抗战老战士老同志、抗战将领、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贡献的国际友人或其遗属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这是对抗战老战士历史功勋的肯定，也是对他们荣誉地位的彰显，我岳母接过金灿灿的纪念章时，喜极而泣。她像过节一样，穿上整洁的衣服，戴上纪念章，专门拍照留念。

▲98岁时的杨琴，2015年荣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后半生，她虽然生活幸福，但依然病痛不止，然而有足够的精神“维他命”支撑。她从不锻炼身体，连饭后散步都没有，实际上天天都进行“体力”锻炼。她还能随意走动时，每天步行到市场买菜，坚持做家务。另一个锻炼就是“脑”锻炼，天天看报、看书。行动不便时，家务事停了，但“精神家园”犹在。最喜欢看的报纸就是《南方日报》，最爱读的杂志是广东作家协会办的《作品》。

95岁时，还通过我向南方报业图书资料室借看《飘》、《红与黑》等世界名著。虽然老了，但捧读的姿态还是那么娴静典雅。也许精神上的慰藉，就是延年益寿的良方吧！

▲97岁时的杨琴，玩玩新花样

前半生，在环境恶劣的生存状态下，能够与死神擦肩而过，靠的则是她的信念、毅力，还有就是受她的人格感染的亲朋的关爱和照顾。

1947年在前往新加坡的船上，只能住又臭又湿、空气污浊的三等船舱。她待人热情，一上船就与几位刚结识的梅县老乡和一位尼姑拉家常，嘘寒问暖，帮助她们解除心头烦恼。船在海中遇到了风暴，本来体弱的她颠簸得瑟瑟发抖，呕吐不止，不能走动，吃饭、洗澡、上厕所都困难。刚结下情谊的老乡和尼姑伸出援救之手，使她度过了难关。

在新加坡，她推行良好教学模式，学生喜欢听她讲课，班级成绩优异。别班的顽皮学生手掌被打得又红又肿，而她从未打过学生，学生对她很亲近。因此，校长、校董和教师都很尊重她。

她得了肺痨病，大家没有抛弃她，而是安排她去“山芭”疗养一个月，每天还供应鲜鱼和鲜奶。

之前，由于她每个星期天都坚持“家访”，学生有疾病时也会去探望，给家长留下了好印象。听说她病了，家长纷纷给她送补品。身体稍为好转又继续上课，教师和家长为了缓解她的压力，课余时间常邀她去领略异域风情，逛街喝咖啡，沙滩上唱歌跳舞。兴致来时，她拉着手风琴大唱“我的祖国”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这使她减轻了思念亲人之苦。在大家精心护理下，她的病逐渐好转，连医生都认为是奇迹。

回到革命队伍后不久丈夫去世，她带着两个女孩，生活艰难，但同样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一位同事却自愿和她结合，共同承受煎熬。晚年，我把她和她的母亲接到我家居住。大埔老干局和广州巿东山区、越秀区老干局都很关心她，常派人慰问。

令我岳母欣慰的是，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时，曾受她关爱过的学生总惦记着她。在她逝世前一个月，广东省委党校原校长肖如川夫妇再一次到医院探望她。当晚，她戴着眼镜，一笔一划把肖如川的名字写到纸上，还写了其他人的名字。问她为什么写，她说记忆力差了，写了才记得住，师生情谊永远不能忘记。

我岳母逝世后，肖如川打来电话表示沉痛哀悼。他年逾80，我叫他不要参加告别仪式，但他还是执意参加了。他高中毕业后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他说：“杨琴老师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是我的引路人，不送一程，我不安心。”大埔百侯中学广东校友会原会长、广东省卫生厅原厅长黄庆道，校友会现任领导及校友、我岳母的学生纷纷前来送行。原计划只在少数亲友中举行简朴的告别仪式，却在告别厅里摆满了花圈、站满了人。

在微信亲友群里，没有多少悲情，更多的是对“百岁婆”的赞誉和天堂路上的祝愿。有人摘录了北京大学学者刘锦云写的《百侯往事》一书的片断：

“杨琴先生上课是好教师，课外是同学们的贴心人。她班上有位同学经常缺课，她没有粗暴批评而是把他叫来，当了解到他是因为常要去为挑担的母亲接货担时，第二天便背了一袋米去慰问学生。”

“她视班上学生为亲生儿女，谁头痛脑热，她就送药上门。”

“住校的山区学生远离家庭，她还送上鸡蛋和饭菜。”

居住在东莞、自称“侯中79岁老学子”的刘宝岭先生也赋诗一首：

刘宝岭的诗既表达了学生对老师的深情的爱，也彰显了老师对学生关爱所得到的回报价值。

给予与回报是互为的，有付出，才会有美好的回报。活到百岁，也是对德高望重者的回报吧。

题图为73岁时的杨琴，拍于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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