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玩周瑛此论之旨，显然是一种君子超越真幻之论，亦即“不扬物以为高，不婴物以自异，以天下之理，应天下之事”，而内心却是一片“廓如”。事实上，人们在处理真、幻关系时，大多还是囿于“妙识”“俗识”之间。上焉者不过具有妙识，将功名富贵视为过眼云烟；其下焉者则是俗识，将功名富贵看得相当真切，日日牵缠于此。
这当然仅仅是理论上的一种讨论。若是真正落实到行为上，那些整天求道的道学家之流，又有几位能够摆脱“俗识”?这实在令人怀疑，不妨先以道学大家吕柟为例，作一个简要的说明。明代有一位道学大家耿定向，撰写了一篇《泾野逸事记》，所记为关于吕柟的一件逸事，其目的或许是为了说明道学家尽管以求道为职责，但同样是活生生的人，所以也不免对一些牵涉到金钱的虚幻之事信以为真。文章记载道：当吕柟在南京做官时，因为进贺北上，路过怀庆，前去拜访自已的好友何伯斋。到了何家之后，何氏问吕柟：“方外黄白术，子信有诸?”吕氏答道：“非我所知也。”何氏接着说：“方以外，实亦有此。吾试为之以验之，如何?”随后，何氏就为吕氏演示了点铜成金之术，吕氏看到以后，深以为异。何氏乘机对吕氏言：“吾以术授子，以成子廉，可乎?”吕氏谢道：“吾方受禄于朝，安用此！惟兄在山林，可藉是朝夕耳。”吕氏作为一个道学大家，身为朝廷命官，吃着朝廷的俸禄。看到这种点铜成金之术，不免有所眼热，尽管当场拒绝了何氏的好意，但回到家中，就将这件事情告诉了自己的姻友子弟。这些姻友子弟，更是后悔莫及，甚至起了贪心。于是就盗用吕柟的印章，冒充吕柟的口气写了一封信给何氏，恳求何氏传授点铜成金之术。何氏就在回信中将此事告知。吕柟的子弟按照何氏传授之法试验，却无不失败。随后，吕到了南京，将这件事告诉了当时在南京做官的霍韬。霍韬在北上时，也特意转道怀庆拜访何氏。向何氏访求黄白之术。何氏听后大笑道：“吾素以吕子木比君实，为平生无妄语也。乃今亦以语耶?”言外之意，吕氏作为一个道学大家，应该是一生不说“妄语”，不传“妄语”，然从吕氏将此事转告霍韬来看，吕氏无疑是破了不说“妄语”之戒，说明他对金钱不免也看得较真。
富贵仅仅是一道关卡，而生死更是对那些道学家的严峻考验。自然的生老病死面前，道学家在最后的关头能否走得潇酒一些?我们不得不承认，尽管如吕柟这样的道学大家，也会对金钱起了眼热，但道学家中还是存在着很多参透生死之辈。王阳明的弟子王畿堪称其例。明朝人查铎提写了一篇《纪龙溪先生终事》，就真实地记录了王畿在死前的一些场景。据文章记载可知，王畿死于万历十一年(1583)六月初七日未时。在当天早晨还盥栉一番，戴上唐巾，吃了粥，从容走出寝室，端坐于琴堂之卧榻而逝。在死前一天，赵麟阳前去探望，王畿说：“吾今欲化矣。”赵麟阳就不免给以慰问。王畿叹道：“尔谓吾畏死乎?我无畏也。但此回与尔永诀，不妨再留坐语耳。”在死前两三天，忽然走出家堂，对嗣子应吉说：“汝有事但说，毋谓我能食，望我久存。我心了无挂碍，即今可去，我即去矣。”早在万历五年，王畿曾到水西，对查铎说：“我每乘月夜起坐，自试问心：眼前有许多玩好珍美妻子童仆，可割舍而去否?但亦无甚眷恋，可以逝即长逝矣。”从王畿死前之态来看，能在临死之际，气息奄奄，心神了了。从这样一种景象来看，应该说已是做到了超脱生死。
当明清两朝鼎革之际，不但忠臣的生死抉择值得关注，而且那些士大夫遗民，在内心无不存有一个生死情结。就前者来说，可以起兵反清的张玄著为例。张氏所崇拜的前贤，一为于谦，一为岳飞，均是忠臣的典范。如他的诗作云：“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他在被清兵俘获后，诗作有云：“生比鸿毛犹负国，死将碧血欲支天。忠贞自是孤臣事，敢望千秋青史传。”在他的诗作中，用“丹心”一词颇多，至于晚节，更希望以“松柏”自况。在“迟死”抑或“蚤死”的关系问题上，他认为应该留待青史评说。如诗作云：“叠山迟死文山蚤，青史他年任是非。”就后者来说，何弘仁堪称其例。明亡之后，何氏加人了抗清义师。顺治三年(1646)夏，江上师溃，他在写就《有心吟》之后，投崖自尽。但投崖以后，其人并未死。此后何弘仁的生活，显然一直在生死之间徘徊与犹像，基本可以反映士大夫遗民深藏于内心的一种生死情结。史载其事道：当何氏坠崖之后，久之复苏。有人以大义指责他说：“事成败未可知，岂以一死塞责哉?昔文信国屡濒于死而不肯死，彼岂爱一死者?君亡与亡，君存与存，义固未易死耳。”何氏颔之，表示赞同。既而俯首泣道：“吾从亡以后，余息偷生，万一身名俱辱，虽百死莫赎矣。今当寻赵家一片干净土耳。”于是逃入陶介山。陶介在万山之中，山主云藏禅师，是一位有心之人。何氏削发为弟子，日茹藜藿，亲自樵汲。同居者无不感到辛苦，但何氏叹道：“以视出入波涛死生倏忽者为何如?倘任意眠食，自托肥遁，岂心所安哉?”居住一年多后，新朝有人追踪他的踪迹，于是只得负幞被，独行往来于缙云、孝乌诸山，备尝困苦，最终因为勤苦致病。一日，对李秘霞说：“吾从此逝矣，曩曾以一缄付君，今可启而视也。”随之拆开共读，其辞云：“吾有志不就，忝厥所生。于君为不忠，于亲为不孝。我死后，切不得棺敛，当野暴三日，以彰不忠之罪，然后举火焚之。不得归葬先陇，以彰不孝之罪。真知我者，知非乱命，遵而行之，是谓爱人以德。”又赋七言绝句四首，读竟而绝。可见，在晚死者何弘仁的心中，始终负有一颗歉疚之心。
在一个人的节气问题上，显然存在着一个如何处理早死与晚死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又牵涉到该死还是不该死的问题。清初士大夫遗民的早死抑或晚死，其实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这可以明季浙江慈溪冯氏家族为例。冯氏三兄弟，长为元飏，曾任天津巡抚；次为元飚，曾任兵部尚书；最小者为元飂。崇祯十五年(1642)，元飂中进士。当时元飚正任兵部尚书，替国家处理枢务，日忧日瘁，又要担心崇祯皇帝的猜忌，慢慢也就落下了沉疴。即使如此，崇祯皇帝还是怀疑他是假装托病，最后才得假而回。为此，也就有了一些谤言，说元飚去任，是为了“避祸”。天津巡抚元飏向崇祯皇帝进南迁之议，既不得达，京城随之陷落。元飏“陈师鞠旅，以图战守”。然副使原毓宗降于自成，并夺取元飏兵权。元飏不得已，只得拔身而南。于是，江左清议，也颇以元飏“临难不死加责备”。身背如此沉重的舆论压力，当兄弟俩在杭州相遇时，执手流涕，共约赴南京请复仇自效。但当时正值翻逆案的时候，凡是东林党人，概置不用。崇祯十七年九月，元飚与元飏兄弟俩，在不到十日之内，相继郁郁而死。
正是在对冯氏兄弟当时没有死节，而是后来郁闷而死的问题上，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对冯元飏的名节颇有怀疑，认为他“不当生出津门”，应该在天津殉节而死；而另一种意见则作了辩解，认为“是时以李希沆代公，公已解任，可以无死。”可见后一种意见也不过是替冯元飏不死找一些客观的理由而已。唯有黄宗羲自出机杼，从《春秋》之义出发，替冯元飏作了辩解。黄宗羲认为，根据《春秋》大义，君若被弑，臣子必须起兵讨伐，这是一种上善之举，且乱臣贼子剿灭之后，可以以“诛”书之。假若无臣子讨伐，那么君被弑之后，也就不能以“葬”书之，其意表示“无臣”。当冯元飏面临抉择之时，在朝众臣，偷生者无不“屈贼”，很多人为了保持气节，就只能选择“一死”。而元飏居于外，若是也是“徒死”而为崇祯殉葬，不再有起兵讨伐之举，最终也会导致崇祯帝“不得书葬”的结局。就此而论，无论是对元飏有所微词，还是替元飏辩解，其实都与国君死社稷之言，同出一喙。对于冯氏兄弟的遭遇，清代史家全祖望也做出了独特的评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