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即使是精英高校的学子,也无法完全摆脱来时的土壤。他的周围有很多优秀的女生,想法新,很会设计试验、分析问题。而当毕业抉择时,她们中的一些最终选择了离开校园,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支持家庭,纵使对科研仍有留恋。
王立铭惊讶地发现,这些女生家庭的重男轻女意识强烈,即使女儿进入名校,还是无法扭转。
他说,在整个社会文化的预设里,科研本来就是片“雄性领地”——“大部分人谈到科学的时候,第一反应想到的八成是一个老头子,很睿智深沉”。
董一格觉得,在这样的预设下,女性科研工作者上升的路径之一是完全抹杀女性身份。
这已经被验证可以成功。在一次科学家会议上,一位生育了三个孩子的85岁老科学家坦言,除了在“三八节”,自己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女性。
她的努力可以看作扯掉性别标签的尝试。而社会回应的另一笑话则更加不友善:“世界上有三种人,男人、女人、女博士。”
这个评价曾经让杨景一度很不舒服。她还是尝试着让自己“习惯”起来,甚至在别人提起前主动自我调侃。但是,当工作结束,现实与未来的压力一同袭来,她还是会感到迷惘:我能走到哪一步?
著名女数学家王小云在一次演讲中回忆:自己很想像男同事们一样,下班可以喝酒聊聊工作。但她还需要买菜做饭接孩子,身边的妈妈都无法与她聊数学。于是,她养成了一个习惯:一边做家务,一边思考数学问题。
在董一格看来,这是一个属于男性的世界。她很烦别人提起“男女还不平等,女性都要爬到男性头上了”,或是“我们家我老婆做主,这还不女权吗?”
她学习社会学,认为看清一切关系的切入点是利益——当最前沿的研究、最受关注的项目都由男性主导时,男性掌握着结构性优势。
王立铭不觉得自己是个女权主义者,但他也感慨:“无论是研究方向、专业、学科、领域,只要是比较积极地影响这个世界的事情,女性都面临问题。所以你说女性都消失了,她们其实不光是从学术界消失,还是从大多数能影响这个世界的地方消失了。”
在董一格看来,现在中国经历的,美国已经历过一遍了。
她曾经雄心勃勃地找一个非常有名的女性社会学家介绍自己的课题,和中国性别不平衡有关的研究。老师表示: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并不新,因为美国学术界已经历过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二波女性主义思潮。
她的很多老师都是50多岁的女性,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读的博士,那时学术圈内发起的女性运动正在开花结果,哈佛大学出现了第一位女校长,美国社会学学会连续产生几位女主席。
她期盼着目前对性别议题的关注能到开花结果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