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诃德与风车作战，结果成了管风车的。
一年前的今天，姚明领导18家职业俱乐部揭竿而起，希望在运营CBA联赛的CBA公司中占有63%的控股地位。次者，由职业俱乐部组建的中职联公司拥有联赛的商务开发权。
姚明牵头与中国篮协进行的谈判在第二轮就破裂。媒体说，篮协突然翻脸，在之前达成多项共识的情况下“说不”。许多报道用“强硬”来形容主管部门的态度。
作为中国最有影响力、号召力和商业价值的职业体育赛事，CBA联赛的产权实际上在中国篮协手中。虽然改革要求“管办分离”，但从中职联与篮协过往的交手中已经可以看到障碍重重。
姚明曾挑战体制。如今，他开始掌控体制。
这位在中国具有独一无二影响力的巨星，睿智、勇敢，具有国际视野和改变世界的愿望。国家的变革曾使他拥有了前辈无法拥有的机遇。现在，改革再次把他推上前台，使他有机会在中国的发展史上留下更深刻的足迹。只是这一次他要面对的核心挑战，已经是中国篮球未来可达上万亿人民币的利益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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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化弄人。
“只不过是把现行的体制包装上了公司化的外壳。我不会同意加入这样的CBA公司。同时，我相信中职联中也有俱乐部持有和我同样看法。”这是2016年4月姚明的态度。
根据中国体育发展的布局，篮协、足协等主管部门必须与竞赛特别是商业竞赛分离，即所谓“管办分离”。
按照官方“两步走”的计划：第一步就是中国篮协在CBA公司中占股30%，20家俱乐部平均持股，占70%。中国篮协将CBA商务权、推广权授予CBA公司。
在改革的春风下，一直亏损的俱乐部似乎看到了收入的前景。
2016年1月，姚明等18家俱乐部(CBA共20家俱乐部)开始联合成立中职联篮球俱乐部(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即NBA为模式的篮球商业联盟。2月14日情人节，中职联公司正式注册，18家俱乐部来共同筹资，出资、股权均等。
到4月11日，已经谈过一次的中职联与篮协联合宣布，双方就关于推动联赛改革等相关事宜形成了5点共识。但4月19日第二次谈判崩了，篮协拒绝了中职联的诉求，单方宣布27日将成立CBA公司筹备组。
中职联方面的核心要求是：以中职联公司的名义集体入股未来的CBA公司。根据原每家俱乐部3.5%股权的设计，这样就形成了占63%股权的超级大股东。
于是，中职联就会在CBA公司董事会享有绝对控制权和一票否决权。篮协以30%成为小股东，这从根本上改变了CBA公司的官办性质。
最终，姚明挑战未果。
中职联董事长助理严晓明当时表示：“篮协这次提到说，只是希望我们从具体事情上对联赛提供支持和帮助，比如俱乐部球员转会，制定一些转会协议，篮协来批准一下。”
这位从辽宁俱乐部总经理职位上投奔姚明的资深人士评论：“这些都只是贴膏药的方式，我们希望从机制上进行改变，而不是缝缝补补，机制不转变，问题会层出不穷，现在双方无法在一个原则下继续讨论问题。”
后来，据说严晓明自己也去搞冰球了。
首钢总经理袁超讲得好：“其实俱乐部都是想参与（管办分离改革）的，只是在舆论的误导之下，担心形成与篮协对抗的姿态。在现行体制下，这种对抗是绝对不能存在的，只是希望把联赛共同管好。”
首钢是国企。当年为了北京环境治理悲壮外迁，伤筋动骨，如今仍未恢复元气。作为干部的袁超看得明白、讲得清楚。
篮球评论员苏群彼时则评论，中职联和篮协的谈判加在一起不过一个白天，而NBA历史上经历过两次大的停摆谈判，都旷日持久：一次谈了大半年，一次谈了半年，加起来损失比赛48场，球员赔掉的工资数以亿计，括号美元。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可姚明连旷日持久的机会没有。
“谈判了两次就破裂了？这不是谈判，这是置气。”苏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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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春，姚明与篮协的谈判“诡异”的失败。
到2016年11月，象征中国篮球改革的CBA公司终于成立。如官方计划，这家有21个股东的公司里，中国篮协的全资公司中篮巨人广告中心占股30%，20家俱乐部各占股3.5%，合计占股70%。
国家体育总局篮球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李金生兼任董事长，CBA俱乐部投票选出作为上海东方俱乐部投资人的姚明担任副董事长，首届董事会共有七人，分别为两位中国篮协派出董事、经俱乐部投票选出的五家俱乐部代表。
按照CBA联赛改革的整体步骤设计：中国篮协第一步先把CBA联赛的商务权授权给CBA公司，在第一步改革运行顺利和稳定发展的前提下，中国篮协适时将办赛职能全部移交给CBA公司。
作为联赛商务权利的授权方，中国篮协将从CBA公司每年的经营收入中收取5%的授权费，“作为女篮发展专项经费”。另外，5%的青少年发展专项经费和联赛风险储备金由CBA公司负责。
同时，中篮巨人作为大股东，“依法享有分取红利的权利，但中篮巨人同意将分得的红利暂时全部用于联赛。”鉴于女篮联赛商务开发低迷的现状，未来WCBA联赛商务开发与CBA联赛市场开发仍然会捆绑操作。
利益格局似乎就此敲定。
中国是这样一个国家：随着改革，它在很多领域的商业价值正急剧增加；同时，由于它的市场发展不过30多年，在更多领域有更大的挖掘空间。
篮球就是这样。
2012年，盈方中国以17亿元获得CBA的5年商务开发权。虽然在当时看这是一份天价合同。但李宁公司随后以5年20亿元成为CBA联赛合作伙伴，盈方中国就此已经盈利。而据盈方中国透露，最近4个赛季CBA联赛的赞助商分别是24家、25家、23家和24家。
据媒体不完全统计，CBA在这5年每年招商6.25亿元，盈方中国每年盈利大约在2亿元左右。俱乐部每年分红不过1300万元，而平均运营成本已达到每年7000万元。
一种投资测算是：CBA的20个俱乐部在最近3年平均每年投入14亿元，每年总亏68亿。盈方中国平均每年投入3.36亿元，盈利2亿元。
篮协每年无需投入资金，却能分到大笔分红——当然，这些钱名义上是为了发展青少年篮球和女子篮球事业。
这也是18家俱乐部愿意跟随姚明“造反”的主要原因。
不过需要回顾的是，盈方中国的投资要从更早的历史周期计算。它与中国篮协的合作其实是2005年开始的“7+5”约定，其中前7年平均每年要上缴650万美金基本保证金，且78%到85%的盈利要交给篮协。
结果盈方中国在前7年经营惨淡，连年亏损，盈方中国总经理王应权、篮球总监童建强在内的大批高管被瑞士盈方总部清理。
一直到2008年10月，结束奥运大戏的央视体育频道创始人马国力出任盈方中国总裁，以其资源和能力，终于扭转了CBA不赚钱的窘状。
因此来看今天CBA的利益分配，盈方中国的高收入也并非没有道理。
但从俱乐部来说，还不止是在这样的一个盘子中进行分配。CBA可以出售的24个商务权限中，俱乐部自己可以开发的只有6个。其中，最大的是冠名费，而球员后背广告（一般搭售给冠名商），门票广告、秩序册广告、俱乐部网站冠名、球场条幅等营收都非常低。
俱乐部曾经在场边LED广告中进行了激烈的反抗，盈方中国之前商务开发商IMG甚至向篮协投诉，一些俱乐部故意毁坏场边广告板。最终，俱乐部只获得两块LED，而且限制为房地产和银行，以及与盈方中国分成。
以上，还不过就是顶层利益分配。
如姚明自己从CBA当年赴美时，最大的挑战其实是与他有关的现金分配。
姚明的母队上海东方俱乐部希望在当时整个篮球市场开发乏力的情况下，利用姚明进行一次“成本回收”。而根据NBA规定，有合同的海外球员加入NBA“合同买断费”最高35万美元。
最终，在上海体育局等相关部门的调解下，姚明自己“买断合同”，外界估计总额在1000万美元左右。
而更复杂的是，中国篮协还打算从姚明每年的收入中抽走50%。他们的依据是原国家体委下发的一份《国内外有奖比赛奖金、奖品管理暂行办法》，上面规定运动员在商业比赛中的收入要向国家上缴50%，而中国篮协对NBA的定性就是商业比赛。
最终姚明的上缴数额没有对外公布。外电报道为税后5%。后来姚明直言不讳地在他的自传里表示“他们不配得到这笔收入”。
事实上即使在CBA内部，球员转会难已经成为了一个大问题。抗争者下场悲壮。
2015年到2016年赛季前，正当红的国家队主力球员郭艾伦因为待遇问题不能与老东家谈拢，想转会寻求符合自己价值的大合同，却因“体制内球员”这一身份，而只能陷入与辽宁队之间无休止的扯皮中，结果在距离联赛开幕在即的情况下，连注册都还没有完成。
在他之前，江苏南钢俱乐部的吴楠在薪酬上与俱乐部无法达成一致，却被俱乐部和江苏省体育局卡住无法转会。
吴本人则采取了有些壮烈的斗争方式：两年不参加比赛，每月只能拿体育局的基本工资度日。
2014年他终于转会四川队后，第二年就帮助四川队赢得CBA总冠军。
球员转会的问题，首先是按照《运动员注册管理暂行办法（2014）》第63条规定，必须有原俱乐部出具的《中国篮球协会运动员注销申请表》，否则球员无法转会。
更深层次是，地方俱乐部往往是企业与地方篮协合办，体制与市场纠缠。即使俱乐部为了商业利益愿意出售球员，但对于郭艾伦这样的国家球星来说，离开本地就是体育系统的工作不力。
除了“有中国特色”的利益纠纷，NBA球员出于自身利于而对抗俱乐部和联盟的事情也越来越多出现在CBA球场。
李宁的20亿元虽然帮助盈方中国盈利，却遭到越来越多球员的挑战。
李宁成为CBA装备赞助商后，要求CBA球员必须穿着其球鞋，港澳台球员也不例外，且不得遮挡标志。
2012年12月，王治郅、马布里、曾文鼎在内的8家俱乐部12名队员，由于着装损害联赛装备赞助商的权益，被通报批评。其俱乐部联赛经费还被罚去了2万元。
当红球员都有自己代理的装备，特别是耐克、阿迪都签约了中国篮球最好的运动员。
2016年装备问题大爆发：11月2日，广东男篮客场挑战深圳男篮，易建联在全国电视直播中脱掉了自己的李宁球鞋，将其留在场上随后径直走到了替补席。后来易建联换上自己签约品牌耐克的球鞋重新登场。技术代表示意由于球鞋违规，不允许易建联重新出场，而愤怒的易建联直接退场，返回更衣室。
易建联对篮协球员球鞋的限制规定评价说：“作为CBA球员，我们有义务去遵守篮协的规定。但球鞋的权利，既是商家可以争取的一个部分，也是篮协可以为球员保护的一个部分，希望以后有所改善吧。”
他在赛后也透露，2010年他就因为穿错鞋受伤，曾向中国篮协请示换鞋的意向，岂料收到的回复却是“规定就是规定”“受伤也要坚持”。
同在11月2日，中国篮协官方公布处罚通知，对周琦、王哲林、李根、可兰白克等4名球员的类似问题给予通报批评，称若再出现此种情况，将对违规球员进行当场停赛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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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作为中国男篮赞助商的Nike曾向李宁提出国家队与CBA联赛穿鞋资源置换的建议，以允许李宁赞助球员在国家队比赛中可穿李宁鞋作为条件，争取耐克赞助球员被允许在CBA比赛中穿耐克鞋，遭到李宁拒绝。
在这个问题上，显然涉及的已经不只是20亿元赞助或者几千万个人代言的问题，而是更大的体育用品市场。
在中超联赛版权拍出5年80亿元的情况下，目前预计CBA版权可能保底为5年40亿元至60亿元。
放眼更广阔的市场，已经有看台体育、EROCK、ONFIRE、壹球等篮球创业项目，且均在种子轮、天使轮的起步阶段。易建联等明星做股东的壹球天使轮1500万元，另外两家天使轮融资不足500万元。专注于篮球数据的贝泰科技获得了来自微赛体育的A轮融资。在之前，专注于草根篮球的城市传奇和同样深耕篮球数据的我奥篮球分别完成了PRE-A和天使轮融资。
在2025年体育产业7万亿的宏大目标之下，作为职业化、产业化最成功的两大体育项目之一，篮球在未来8年也将成为数万亿的“超级产业”。而在拥有强政府的中国，无论球星、俱乐部还是球鞋、运动场，无一不与体制改革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发展与变革并存的过程中，姚明在众望期盼中走上中锋的位置，他能否能够带领中国篮球赢得这场艰巨的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