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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是“世界无烟日”（英语：World No Tobacco Day），是世界卫生组织在1987年创立的。第一个世界无烟日是1988年4月7日。自1989年起，世界无烟日改为每年的5月31日。但鲜为人知的是，在民国时期蒋介石也曾发起过禁止吸烟的新生活运动。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讲演《新生活运动之要义》
1934年2月19日星期一，像往常一样，南昌行营的礼堂里正在举行每周一次的总理纪念周活动，参加此次会议的不仅有行营和省政府的党政军官员，还有南昌市的警察和学校校长。蒋介石在会上作了名为《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主题发言，他认为，仅靠军队的力量无法复兴国家民族，必须使普通民众具有国民道德和国民知识才能真正救国，所以他希望党政军官员、警察和学校校长都成为有知识有道德的 “一般民众的领袖”，改善社会的整体道德状况。
吸烟的孩子不仅反映了教育的问题，
还象征着国家的衰弱
为了强调社会精英担负着教育人民的责任，蒋介石提到了一个在南昌街头吸烟的孩子：“前几天我还在街上看见一个小学生吸纸烟，这样还了得吗？他做学生的时候就要吸纸烟，长大不会吸鸦片烟吗？当时我因为车子走得太快，不便拉他，你们一般教职员，或警察，应当也看见，看见的时候，就要拿来处罚！”然后他又回忆起他在平定“福建事变”期间，在建瓯执行军务时，曾看到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在街上吸烟，他为此严厉训斥了孩子的父母，此后当地吸烟的现象就少多了。话讲到此，以此为引子，蒋介石提出了“新生活运动”的设想，希望通过纠正民众生活的陋习来提高民智和民德，从而奠定民族复兴的基础。
在这次讲话中，蒋介石将吸烟的孩子作为国民“恶习”的典型例子，并说这些令人堕落的恶习会损害国民性，因此必须受到纠正。吸烟的孩子不仅反映了教育的问题，还象征着国家的衰弱，因为纸烟和鸦片密切联系在一起，能让人上瘾，丧失意志，蒋介石相信吸上瘾的人日后也会吸鸦片上瘾，最终造成道德上的堕落。
蒋介石平时只喝清水，
戒除酒、茶、烟等让人上瘾的东西
为何蒋介石如此憎恶吸烟？这与他的性格和经历有关。蒋介石虽然早年就追随孙中山，但一直服膺理学。当他还是少年时，就十分推崇曾国藩。曾国藩是将理学的道德和事功相结合的典范，从而成为道德和事功双重意义上的领袖。这也是蒋介石对自己的要求。
蒋介石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到他随孙中山赴广州从事革命事业前，曾在上海有过一段放荡不羁的生活。不过，此后，他就完全接受了理学的道德理想，并严格践履理学的教条。他平时只喝清水，戒除了一切可能让人上瘾的东西，包括酒、鸦片、烟草、甚至茶。他还以著名理学家如朱熹、王阳明等为修身进德的榜样，经常在日记里反省自己的日常行为，记录每日生活中的善行和恶习。蒋介石在1927年和宋美龄结婚后，受妻子和岳母虔信基督教的影响，皈依了基督教。基督教的节制观念进一步影响了他作为理学家的自制。
1941年2月，蒋介石与宋美龄在重庆参加新生活运动七周年晚宴，与社会各界显达一同带头吃素
蒋介石反对吸纸烟还出于其他理由。在发起新生活运动的演讲中，蒋介石比较了中国和德国，批评普通中国人既无知又无德，而德国正是依靠知识和道德复兴了他们的国家。所以，他发起新生活运动改善中国人的民智和民德，正是为了效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增强国力军力，使中国迅速崛起。
蒋介石选择了新生活运动来达到这个目的，通过教导普通民众过“新生活”来恢复“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按照蒋介石的说法，日常生活的四个主要方面，即食衣住行，代表了普通民众道德和知识的程度。换言之，“一个人或一国国民的精神、思想、智识、道德，统统可以从基本生活的样法表现出来”。而改善普通民众道德和知识的第一步，应该是让他们戒除日常生活中那些野蛮落后的习惯，如随地吐痰小便、居住环境肮脏、不清扫房间的角落或床下的地面等，换而采取一种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规矩、清洁的“新生活”。
从蒋介石对于街头吸烟孩童的激烈反应，我们可以推断出，吸纸烟的行为同样被他归为一种表现民众落后、不文明的习惯。而且，尽管政府和军队里很多高官都抽烟，但看到孩子吸烟仍惹恼了蒋介石，不仅因为孩子成长中的身体尤其容易受吸烟的负面影响伤害，更因为它象征了国家进一步衰弱的未来趋势。因此，蒋介石表现出反对吸纸烟的强烈情绪，与其说他是针对吸纸烟这个实实在在的行为本身，不如说是针对吸纸烟的象征意义。在这里，他并没有详细说明吸纸烟为什么是错的，只是直白地陈述了他的道德判断。
1935年1月，蒋介石去浙江的时候，看到很多大幅纸烟广告牌，他非常生气，亲自发了一封电报给当时的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和宁波的行政督察专员，命令他们禁止纸烟广告，并要求将这些广告换成新生活运动的宣传以及国内农产品的广告。
新生活运动中，蒋介石对吸纸烟的厌恶被这场旨在改良人们日常生活的全国性运动所放大。新生活运动中“纸烟勿吸”的训令与其强调“生活生产化”（也即节约）和“生活艺术化”（也即礼貌礼节）的总体方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劝民众不吸纸烟以节约金钱，另一方则在公共场合禁止人吸烟，以维持符合现代国家形象的公共秩序。由于新生活运动强调对民众的外在规训，不考虑民众的价值观、情感需要和主观感受，也缺乏有力的宣传，因此，新生活运动中“纸烟勿吸”的训令执行效果并不理想。
地方官员虽紧跟，但纸烟销售量在1934年仅下降了2.5%
1937年5月，延安城南悬挂的“实行新生活”的大标语
在地方政府的实施中，多数省政府以及南昌、南京、上海、长沙和杭州等大城市的市政府都主要关注在街上吸纸烟的问题。未成年人吸烟也受到当局的关注，如南京市政府在1934年9月18日颁布命令，“凡有未成年吸食卷烟者，一经查见，即由岗警逮送警局罚办”，并处罚其家长，并通知学校开除其学籍。在政府系统内部，公务员被要求戒烟节约金钱、不得以纸烟待客。尽管蒋介石对机关工作人员在新生活运动中起的榜样作用寄予很高期望，但实际上这些“官油子”们对蒋介石这场表面上轰轰烈烈的“运动”往往阳奉阴违。
有些地方官员却希望借机表现自己紧跟领袖指示，以此为加官晋爵之捷径，采取了各种极端手段禁吸纸烟。据报道，一些地方的“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命令烟店停业并焚烧他们库存的纸烟，甚至进入澡堂、餐馆和老百姓的家里强迫人们戒吸纸烟。又有传闻说，驻扎在宜昌的军队在新生活运动期间制止吸售纸烟，在街头制止行人吸烟，甚至命令违反者跪在街头作为惩罚。此后，为避免民众反感，国民党中央不得不明令禁止这类过激措施。
新生活运动中的不吸纸烟运动尽管是由蒋介石发起的，但没能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以在新生活运动的中心南昌为例，纸烟销量的确一度大幅下降近三分之二，但在全国范围内，纸烟的销售量在1934年仅下降了32,423箱（每箱5万枝纸烟），占当年销售量的2.5%，但到1935年时又很快恢复，并在1936年和1937年持续增长，直到抗日战争爆发，纸烟的销售量才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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