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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学会旗下TOP刊AEJ: Macro文章“Hit or Miss? The Effect of Assassinations on Institutions and War"探讨了暗杀是否真的改变了历史的进程，那未遂的暗杀呢？本文使用OLS+PSM得出了一系列非常出乎意料的发现。
暗杀作为一种政治现象，长久以来一直是政治舞台上不可忽视的一部分。通过分析1875年至2004年间全球领导人所面临的暗杀企图的全新数据集，本文利用暗杀企图成功与否的内在随机性来探究暗杀行为的实际影响。研究发现，平均而言，成功暗杀autocrats往往会触发一个持续的民主化进程。此外，暗杀行为也被证实能够影响小规模冲突的激烈程度。这些结果不仅记录了一种推动当代制度变革的新动力，而且为冲突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它们展示了即使是微小的偶然因素，也可能在历史的长河中引发显著的变革。通过这些发现，我们得以一窥那些看似偶然的事件背后，可能隐藏着对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的力量。
有证据表明未遂的暗杀企图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与成功暗杀相反的微小效果。具体来说，未遂的暗杀企图略微降低了民主化的可能性，并可能对现有的小规模冲突产生减少的影响。
历史上，政治领袖遭遇暗杀的悲剧屡见不鲜。从古罗马的凯撒到美国的林肯，从肯尼迪到以色列的拉宾，不少领导人的生命以暴力的方式戛然而止。而有些领导人则侥幸逃过一劫。例如，1939年，如果希特勒在慕尼黑啤酒馆多逗留13分钟，他可能就无法逃过那场预谋的爆炸。无论暗杀行为是否道德或合法，它一直是政治舞台上一个持续存在的现象。实际上，自1950年以来，几乎每三年中就有两年发生了国家领导人遇刺的事件。
要深入理解暗杀——无论是作为历史事件的影响力、政策工具，还是规范性议题——
关键在于探讨暗杀是否真的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在这一点上，学界存在广泛的争议，尤其是那些专注于个别暗杀事件或小规模案例研究的历史学家。本文将通过数据驱动的方法，评估暗杀的实际影响。具体而言，我们聚焦于国家领导人的暗杀事件，并分析其对两个关键结果——政治制度变革和战争——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暗杀在这些领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暗杀现象，也为政治制度变革和冲突理论提供了宝贵的洞见。
分析暗杀事件的效果是一项充满挑战的任务。尽管某些暗杀行为似乎与历史的关键时刻紧密相连，但要确定其因果关系的方向并非易事。特别是考虑到许多暗杀企图往往发生在紧张的危机时刻，例如战争期间，这使得确定其影响变得更加复杂。为解决这一难题，本文采用了一种方法：利用大量的暗杀企图案例，并以那些未遂的案例作为成功案例的对照组。在深入探讨暗杀行为对历史走向的影响时，本文选择聚焦于那些结果最可能由偶然性因素所左右的案例。为此，本文仅关注那些实际动用了致命武器的企图——如枪击、爆炸等。本文的基本假设是，尽管针对领导人生命的企图可能深受历史环境的影响，但在暗杀领导人这一特定情境下，暗杀行动的成功与否更像是由外部偶然因素所决定。以1939年希特勒的啤酒馆事件为例，他之所以能够幸免于难，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提前离开了现场。而他之所以选择提前离开，并非出于对危险的预感，而是因为恶劣的天气条件迫使他无法乘坐飞机返回柏林，只能提前乘坐火车离开。
为了深入研究暗杀行为对政治格局的影响，本文采纳了一种系统化的方法：搜集并分析自1875年以来所有公开报道的国家领导人暗杀企图数据。通过这一过程，本文共收集到298起暗杀企图，其中59起导致了领导人的死亡。研究结果表明，在暗杀企图发生的条件下，暗杀是否成功与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环境并无直接关联，这验证了本文研究的基本识别策略的合理性。
本文进一步发现，暗杀autocrats往往会对国家的政治制度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对民主领导人的影响则相对较小。具体而言，根据Polity IV数据集的评估，暗杀autocrats后，国家向民主制度过渡的可能性比暗杀未遂后高出13个百分点。此外，利用Archigos数据集的领导层过渡数据，本文发现暗杀autocrats后，通过制度化途径实现领导层更迭的可能性比暗杀未遂后高出19个百分点。这些制度上的影响具有持久性，证据显示至少在10年后仍然存在。
在军事冲突领域，研究结果揭示了暗杀对冲突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仅限于特定的情境。本文综合了Gleditsch–Correlates of War数据集和PRIO/Uppsala武装冲突数据库的信息，发现成功的暗杀相比暗杀未遂，更可能导致小规模冲突的加剧。在面对高强度冲突的情况下，研究提供的证据相对有限，但它们暗示了一个可能的趋势：成功的暗杀行为有可能加速已有大规模冲突的解决进程。这一发现揭示了暗杀行为的影响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根据冲突的性质和当前状态呈现出不同的效应。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以更深入地理解在多样化的政治和军事背景下，暗杀行为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潜在的复杂性。
这些研究成果揭示了暗杀成功与否所带来的截然不同后果。然而，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并未明确区分这些影响是由成功的暗杀行为（例如，暗杀autocrats可能推动民主化进程）还是未遂的暗杀企图（例如，针对autocrats的未遂暗杀可能加剧其镇压力度）所单独引起的。为了更细致地辨析这些不同因素的作用，本文在结尾部分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利用了倾向评分匹配方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来分别评估成功和失败暗杀的影响。
尽管这些分析结果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视角，但与本文的主要发现相比，它们更带有推测性。这是因为这种分析的分解过程依赖于对有暗杀企图的年份与没有暗杀企图的年份的比较，而这些年份的选取并非随机分配的。
通过这种方法，本文发现，大部分影响实际上是由成功的暗杀行为所驱动的。尽管如此，考虑到所有暗杀企图中有高达75%是未遂的，有证据表明这些未遂的企图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与成功暗杀相反的微小效果。具体来说，未遂的暗杀企图略微降低了民主化的可能性，并可能对现有的小规模冲突产生减少的影响。由于未遂的暗杀企图远比成功的多，这些微小的负面效果往往会与成功的暗杀（虽然概率较小，但影响较大）的效果相抵消。因此，从宏观角度看，暗杀企图在政治制度和冲突路径上可能引发一定的不稳定性——其结果取决于暗杀的成功与否——但对于民主化或战争的总体趋势，其影响最多只能算是温和的。
本文的研究成果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对暗杀行为本身的深刻理解，更拓宽了我们对制度变革和战争现象的认识。大量实证研究文献已经深入探讨了现代制度形式的深远历史根源。与此同时，“现代化理论”试图通过提升国家整体的教育水平或经济收入来解释民主化进程，但这一理论也面临着广泛的争议，如Acemoglu等（2008）的批评。因此，在最近的计量经济学研究中，民主化的当代动因往往被视为误差项的一部分，使得国家实现民主化的路径依然模糊不清。在本文中，我们识别出了一种影响当代政治制度变革的新因素，这不仅丰富了现有文献，也超越了对遥远历史的依赖。
The results here also emphasize the interplay between institutions and the role of individual leaders. In particular, the primary results for institutional change are found only in autocracies. This finding is natural if autocrats are relatively unconstrained, with significant authority to alter formal institutions and policies, as opposed to leaders in democracies whose actions may be limited through electoral recall and institutions such as independent legislatures and judiciaries (Joseph A. Schumpeter 1950; Anthony Downs 1957; George Tsebelis 2002; Benjamin F. Jones and Benjamin A. Olken 2005). Our results point to the individual autocrat as a cornerstone of institutions, which suggests mechanisms (through leader selection and leader change) that can lead to institutional change.
此外，本文也触及了战争研究领域。许多理论模型强调了由于国家间信息不对称或承诺问题导致的谈判失败，而较少关注领导者的代理问题。还有一些模型则着重于领导者的动机与国家整体利益之间的差异，如James D. Fearon（1995）、Goemans（2000）、Matthew O. Jackson和Massimo Morelli（2007）以及Sandeep Baliga、David O. Lucca和Tomas Sjöström（2007）的研究。从后者的视角来看，暗杀行为通过更换领导者，自然可能引起冲突状态的转变。我们的研究支持这一理论视角，强调了领导者在冲突升级和解决中的关键作用。
文章最后探讨了历史中偶然性的作用。本文提供了基于统计数据的证据，检验了微小的运气因素如何能够改变国家政治体系和其他结果，这与John Merriman（1985）、Daniel J. Boorstin（1995）、Niall Ferguson（1999）等历史学家的观点相呼应，与辉格式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解释形成鲜明对比。从这个角度来看，本文与那些强调历史偶然性在制度形成中作用的文献有所共鸣，无论是疾病环境（Acemoglu、Johnson和Robinson，2001）、风向模式（James Feyrer和Bruce Sacerdote，2009）还是其他特征。
本文的其余部分结构如下：第一部分介绍了数据和描述性统计；第二部分阐述了“hit or miss”的方法，并展示了关于制度变革和军事冲突的核心结果，同时考虑了一些稳健性检验；第三部分展示了倾向得分匹配的结果，用以区分成功和失败暗杀的不同影响；第四部分探讨了这些发现对制度变革和冲突理论的潜在影响；最后一部分是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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