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读出版硕士丨贷款学出版真的值得吗？

几天前，我订阅的行业资讯的邮件推送，同时收到了企鹅兰登书屋（美国）向员工提供学生贷款援助的消息。援引该公司CEO的话， 开展该项目的动机 是他在和员工的谈话中，意识到这对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是个不小的负担，对于公司未来的人才会是个更大的隐患。

同一周，我参加了由我的研究生项目纽约大学平面与数字媒体出版理学硕士组织的首届知名校友论坛。四位主讲人均是目前在出版界任职的中高层，两位来自图书出版社（企鹅兰登书屋和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公司），一位来自杂志媒体（时代集团旗下的Instyle杂志），另一位来自新兴网媒（The Daily Beast）。

其间大家大谈各自的职业选择和规划，以及出版行业的变与不变等等话题。几杯葡萄酒垫底，我渐渐产生了好似置身于出版爱好者乌托邦的错觉。

然而事实却是，2016年春季毕业的校友，包含我在内只有寥寥四人到场。美国本土的同学，有些已经转行，有些还在不断地向各大出版社投简历然后石沉大海。国际学生中的绝大多数在毕业后的几个月都选择了回本国就职。

我于2014年9月入学，2016年5月毕业。对我来说，这不到两年的学习确实为我开阔了视野。此前，作为一个财经院校毕业的本科生，我仅仅是凭借不断的学习和摸索，在时尚杂志类的媒体实习和全职工作了两年。以我有限的操作市场活动和明星专题的经验，与其说是在从事出版，更像是半只脚踏进了娱乐圈。

我虽然读的书不算特别少，在参与文化专题的过程中接触了一些作家和作者，但在项目最开始时，依然为身边的教授和同学对于书的极大热情吃了一惊。美国人真的爱阅读，或者至少是纽约人。我非常能够理解那样的热情——当众多的读者为了你投入心力的作品欢欣雀跃时，你会觉得一切都值得。

这与我之前对于美国主流文化相对肤浅浮躁的印象并不十分相同。不过市场的巨大，也意味着产品质量的参差不齐。这点对书也不例外。

整个研究生项目要修满 42 学分，其中 3 学分是毕业设计。对于国际学生来说，因为受签证限制必须保持全职学生的身份，前三个学期每个学期要修 12 学分，可以是４门整学期授课的Lecture，也可以是若干门半学期授课的 1.5 学分的Session。

专业提供三个研究方向，大体概括来说就是编辑（Editorial）、推广（Marketing）和营销（Sales）。当然它们各自都有更长更正式的名字Media Content Development、Media Marketing and Distribution和Media Profitability。学生们被要求先修齐六门必修课程，包括图书、杂志、新媒体入门和概论，行业辅助的法律、金融、管理，之后就可以尽可能在排课允许的情况下选择自己更喜欢的领域。

所有课程没有特殊情况的话，均安排在晚上 6:30 以后，以便学生白天自由地工作和实习。学生也可以选择用实习换取学分，每次 1.5 学分，最多可以做两次。

Session类的课程会出现一些更为细分的内容，比如专门的浪漫／爱情小说、恐怖／科幻／惊悚小说、青少年小说、童书等等。而更多的还是一些介绍专业技能的课程，比如电子书出版、网络编辑、杂志设计、社交媒体营销等等。教授们均是各大媒体公司的业务骨干，光副董事长VP级的，就有好几位。他们不仅擅长分享业内新闻和幕后消息，也经常邀请自己的同事和业内好友来做经验谈。有一些会邀请学生去公司参观，还会送免费的书或杂志，请吃请喝。

从许多层面来说，这个研究生项目都并不学术。这也是令我十分钟意的地方。然而，教授们尽管在各自白天的工作岗位上呼风唤雨，在课程内容的设置上却也被校方安排了不少限制。我听过不仅一位教授在课堂上抱怨，系主任强制他们回归基本，不可以多讲。我想，如果没有这一点，我们大概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更多。

学生们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人的本科专业都是传播和新闻类，大家的年龄和工作背景各不相同，但女生却是绝大多数。出版作为一个十分依赖语言能力的专业，国际学生的比例是相对较低的。但在我们这一届毕业的三四十人当中，也聚集了来自四大洲的小伙伴（大洋洲除外）。中国学生包含我在内有六名，两名来自台湾地区，相较于华人聚集的金融和工程类专业，我们虽然“孤独”，关系也更亲密。如今只有我一人还留在纽约，很想她们。

我个人很喜欢项目提供的一些课外的行业参观的机会。除了由教授带领的课堂参观，在这几年当中，我课外参观过的公司还有Harper Collins、 Huffington Post、Bloomberg、 Facebook和 Twitter等等。这样的机会每学期都有若干次，覆盖行业的方方面面。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职业侧重报名参加。

此外，学生还可以报名参加一些本地乃至海外的志愿者活动机会。每年都有学生参与法兰克福书展和伦敦书展，去年开始还加入了上海童书展。当然凭借纽约的地理优势，本地的活动也不少。我在今年年初参加了美国杂志协会MPA - The Association of Magazine Media的 2016 年年会的活动志愿者工作，不仅见到了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Seth Meyers和社交软件阅后即焚Snapchat的CEO Evan Spiegel，还有幸与美国第一夫人Michelle Obama和演员Julianne Moore、Lena Dunham共处一室聆听她们关于媒体影响力与女性平等受教育权利的对谈，实在是一个难得的经历。

当然，除了以上这些有趣的部分，现实的求学生活更多的还是写不完的论文和做不完的Presentation。教科书并不多，但推荐阅读却多得吓人。所谓推荐阅读，是需要上课和教授以及同学交流讨论的，而每个人课堂参与的程度计入30％的期末总成绩。

如果选了小说类的课程，根据教授不同，有时候需要每周读完一至两本书。作为一个非英语国家出身的国际学生，尽管在上课和写作业方面没有遇上什么问题，但阅读速度相较于母语阅读却吃力很多，需要集中的注意力和精力也多很多。有时候，我会怀念在国内上学时，只需要通过期末考试就万事大吉的制度。

说到底，作为外国人，生活在纽约就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生长在北京，出国之前不是住学校宿舍，便是住在自己家里。如今，不仅要和朋友合租公寓，还要自己处理生活当中的各种琐碎。

比如，因为不是美国公民也没有绿卡，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遇到各种不便。在我求学的两年中，禁止有学分的带薪实习。也就是说，作为国际学生，想要获得更多的实践机会，只能给别人白干，因为我们无法合法领薪水。这份阻力只来源于本专业内部和系主任，纽约大学其他专业基本都会为学生提供这份便利。我和我身边许多其他的国际生在两年内和系主任据理力争，有些性子冲动的还去办公室里找她吵架，终于在我们毕业之后，下一届国际生可以和其他专业的国际生一样，享受带薪实习的平等待遇。然而我们失去的机会却找不回来了。

这绝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更因为许多大公司的法律规定不允许使用免费劳力以避免被诉讼的风险。当我向那些对我伸出橄榄枝的公司们解释说我不能为它们工作是因为它们愿意给我钱时，那种心情真是无法用语言形容。

但我还是十分幸运的。在第一学年结束之后，我获得了在世界知名的学术出版商Wiley的实习机会。尽管无法拿到应得的薪水，但是我的上司却是一个经常请我吃饭的好人。这是我第一份学术出版的工作——为医学研究期刊做推广。

由于我在国内的健康类杂志工作过一段时间，对于肿瘤学之类的话题并不是完全陌生。何况期刊和杂志从出版的频率上面来说还是相似的。我工作的主要内容是维护五六本期刊的社交网络帐号，以及为某本期刊的中国特别号制定整合营销计划。

我的上司给了我极大的信任和自由度，让我可以努力展示我的所知所学，并且利用我在国内的个人和媒体资源，为Wiley探索寻求在中国的更多可能。之后，我又进入了艺术类出版公司Louise Blouin Media实习。由于很久以前就读过它旗下网站Artinfo中文版的内容，加之我本人对当代艺术比较有兴趣，所以接下了编辑实习的职位。我希望可以通过这份经历学习和锻炼我的英文编辑技巧和写作能力。

在国内从事了一段时间的编辑工作之后，我对语言有了更深的敬畏。想到自己的母语写作水平也并不出众，对英文就更不敢指望。于是我在研究生选方向的时候就不曾考虑过编辑。但事实是，只要身处这个行业总得要能交出过关的文稿。尽管我在此实习期间，更多的工作是校对、收集资料和采访的准备，见识到好的写作，我总觉得获益良多。

然而就和做阅读遇到的问题一样，同样的工作量，中文和英文的环境对人精力的消耗却相差甚远。学术和艺术类媒体的气氛都已经算是安定了，但每天在办公室7、8个小时坐下来，并不会比我之前做的任何一个明星大片拍摄或者市场活动来的轻松。何况紧跟着还有两个半小时的课程，时不时还要交作业，偶尔还有考试，对体力和精力都是一种考验。

在越来越习惯美国的工作之后，我又渐渐开始意识到自己使用中文的机会越来越少，尤其是毕业之后，原先常在一起的中国学生陆续回国，我可以每天讲中文的对象就只有一位室友，和偶尔通话和见面的中学时代的朋友；于是就更没有什么机会动笔了。作为一个曾经赚稿费的人，写作能力的退化让我感到恐惧。我开始在空闲时间接手一些翻译的工作，以便不使自己遣词造句的能力变得过于生疏。

所以接受这样的出版教育真的值得吗？对于美国本地的同学来说，许多人要为此长期背负贷款的压力。如我最开始提到的，企鹅兰登书屋的补助计划只提供每年$1200，上限$9000。一名员工必须要连续工作7年以上才可以拿到这些钱。而对于纽约大学的出版硕士这样的项目来说，这只是不到半学期（7周）的学费。

从我入学时，就有一些年龄相仿的同学已经在各大出版社担任助理一级的职务，到毕业的时候依然是助理。在我看来，她们大多都很聪明也很努力。但似乎在这样的出版社工作，想要升职需要很长时间。以企鹅兰登书屋$35500每年的工资计算，扣除大约30%的各类税款，她们每月只有$2000多一点的收入，在纽约这样消费极高的地方，需要尽可能省吃俭用才能勉强糊口。

而对于国际学生来说，我们因身份受到的限制则是一个难题。在求学期间，有些学生无法找到实习，有些学生找到实习却无法入职，有些学生无法选择自己心仪的实习。毕业之后，愿意提供工作签证的出版社少之又少，这也许就是行业的悲剧（南方出版传媒有外派资助员工来进修该学位的，我认为十分难得）。

如果世界顶尖的出版社只愿意支付给它的本土员工接近于超市收银员的薪水，又怎么会花费几千美金在外籍雇员的工作签证上呢？而我作为特别幸运的极少数，得以留在纽约全职工作，并且不至于拿着最底层的薪水，却要担心自己作为一个语言能力欠佳的外国人，能够给团队带来什么别人没有的东西，才能巩固住自己现有的地位，还在为未来是否会因为国籍和性别面临玻璃天花板而担忧。

临近感恩节，美国的秋季学期又要结束了（本文写于感恩节前夕）。时至今日，我依然为四年前放弃商学院投身出版的决定感到庆幸。也希望我的后来者们的努力，都能得到应有的回报。

你心目中理想的出版教育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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