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念大学时读了两个专业：一是历史，二是法律。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报社做记者。
刚到报社不久，有天晚上与几位同事一起吃夜宵，某大领导和我开玩笑说：
“你读的专业没什么用啊！在中国历史被改写了，法律也不被尊重。”
这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我至今未忘那一场随之而来的哄堂大笑。其中包括我。
我没有从事与法律相关的工作，也不以历史研究为业。不过，我自觉通过这两个“没什么用的专业”的学习，我还是很有收获的。如果说历史学给了我超越现实的时间感，那么法学则让我看见了人类社会中除死亡以外的一视同仁。尽管这种一视同仁在更多时候只是一种理想。
而且，就历史而言，这些年我也在不断地做些回顾和梳理，比如关于宋教仁、陈炯明、胡适、董时进、石桥湛山、罗兰、茨威格等人物的生平或历史评价问题。此外，我对那些被“盖棺定论”的人物也很感兴趣。
前几天与叶嘉莹先生共进午餐，我最想与叶先生探讨的是她对汪精卫之“精卫情结”的分析。在叶先生写的那篇有关汪精卫的长文里，我不仅看到历史的慈悲与公正，也看到了历史书写者内心的诚实与自由。而这种诚实与自由，在这个时代当说依旧是稀缺的。
常常听人批评中国人没有信仰，我读书时却常听到“中国人以历史为宗教”。这虽然夸大了历史的作用，但也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
旧中国并不缺少对历史的赤诚。除了“肠一日而九回”的司马迁，最有名的当属文天祥在《正气歌》里提到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这里说的都是太史令秉笔直书的故事，其中最让我感动的是齐国的太史令如何前赴后继、杀身成仁。
故事背景是，齐庄公与大臣崔杼的夫人通奸，崔杼借机把齐庄公给杀了。
此后，齐国太史公如实记载了这件事，崔杼大怒，杀了太史。太史的两个弟弟坚持如实记载，都被崔杼杀了。紧接着，第三个弟弟还是坚持那样写，最后崔杼屈服，放下了屠刀。而此时南史氏执简而来。若不是此事已经如实记录，他也会慷慨赴死。
相关内容在《史记》与《左传》中都有记载：
齐太史书曰“崔杼弑庄公”，崔杼杀之。其弟复书，崔杼复杀之。少弟复书，崔杼乃舍之。 （《史记》）
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左传》）
这个故事之所以动人，乃是因为世所罕见。
无论是探讨历史的真相，还是遮蔽历史的真相，这个历史维度一直都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这世上有人无惧于臭名远扬，但在更多人的内心，如果有条件，他们总还是希望“万古流芳”的，哪怕是通过造假的方式。
没有哪个朝代不同时注重现实利益与历史评价。所有表面上禁止评论或者重新评价历史的法律，实质上是禁止评论现实。
我曾感叹“历史是幸存者的回忆”，这些幸存者的回忆里也包括成王败寇者的“正义必胜”。更多的历史事实因为时势以及当事人的死亡或失声而淹没无闻。
所以，针对任何人物的历史评价，注定都是丰富甚至不断变动的。一方面，每个人都有赋予历史意义的权利，即使面对同一史料，也可能有不同的观点。另一方面，历史真相是一个不断接近的过程，当历史事实的呈现发生变化，相关的历史评价也会发生变化。
在此意义上，一个国家出台法律禁止对某些“正面的历史人物”进行“负面的历史评价”，完全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我个人而言，我尊重所有在这片土地上逝去的生命，也尊重所有活着的人的思想自由。我相信这也是无数人的心声。
中国人常说，“千秋功罪，留与后世评说”。这里就有上述“以历史为宗教”的情怀。如果后世不能自由地评说历史，那么千秋也就没有了。
然而，这一切怎么可能？
时间的大河不会被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截流。时间终究会流向千秋万代去。那些被禁止自由评论的现实，都将成为被自由评论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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