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王曙光：《再现、反思与多元融合：——经济史学方法论刍议》

正文

本文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再现、反思与多元融合

——经济史学方法论刍议

王曙光[1]

内容提要：

经济史学是经济学理论的基础。本文通过历史学的再现和反思功能的融合、历史学的科学和艺术功能的融合、历史哲学建构的可能性、经济史料与经济史实关系、经济史学量化分析方法利弊之辨析，试图为经济史学方法论构建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本文对经济史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梳理，强调了史论结合、古今融合、宏观史学与微观史学融合、多学科交叉和比较经济史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的重要性。

关键词：

经济史学  经济史  方法论  历史哲学 

一、引言：历史学：再现与反思

    “爸爸，告诉我，历史有什么用？”身为历史学家的布洛赫先生听到儿子的这个看似简单实则深刻的提问之后，没有等闲视之，他决定用一本书来回答儿子的问题，于是就写下了《为历史学辩护》[2]这本书。自然，作为过去的事实的“历史”与研究过去事实从而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的“历史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布洛赫儿子的提问，既涉及对“过去的事实”即“历史”的作用的质疑，也涉及对“对过去的事实的系统理解”即“历史学”的作用的质疑。

    对“过去的事实”怀有探究的兴趣，这恐怕是很多人（即使不是所有人）与生俱来且发自衷心和本能的一种爱好。但是对于不同的人而言，这种发自衷心和本能的爱好所指向的目的还是有所差异。有些人试图了解“过去的事实”，目的是为了单纯的娱乐（或曰“历史的享受”）。然而我们需要在此强调，追求在“过去的事实”中获得娱乐或享受并不是一个低下的企图，满足好奇心并获得娱乐或享受（甚至共鸣）原本亦应是历史学存在的严肃理由之一。而另一些人试图了解“过去的事实”，则是希望获得系统的关于过去的图景，以此来认识过去的时空中人类的轨迹。这种系统的图景的发掘和探究，实际上是一种科学的工作，用以产生系统化的知识，而这种知识可以被“证实”或被“证伪”。

    上述两类对于历史学的功用的理解，在历史学的修辞和写作上就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派别。前者旨在发掘历史中精彩的具有故事性与传奇性的部分，并以此作为历史写作的宗旨。古代希腊的历史学家和古代中国的历史学家都是这方面的能手，他们撰写和发掘“故事”的能力如此强大，以至于两千多年过去，人们还对希罗多德描写的希腊战争故事和司马迁叙述的楚汉战争故事津津乐道，神往不已。

    而后者则旨在产生“系统化”的知识。这种系统化的知识，并不在于揭示“过去的事实”中的一些引人入胜的细节，如特洛伊木马或者鸿门宴的故事所展示的一样，而在于获得对历史的一种规律的理解。在这种历史的修辞学当中，文学的、艺术的、情感的、人性的、伦理的描述，被迫让位于科学的、严谨的、逻辑的描述，这种描述所产生的知识，在某种意义上与其他任何科学领域所产生的知识一样，具有“可证伪性”。而“可证伪性”，在波普尔主义观点看来，即是科学的唯一特征。

    由此看来，前者的历史学修辞的特征在于还原历史的细节，满足人的好奇心理；而后者的历史修辞学的特征在于历史规律的探寻，以满足人对历史发展轨迹的探求的欲望。前者的目的在于“再现”历史（“过去的事实”），而后者的目的则在于“反思”历史（“过去的事实背后所蕴含的规律”）。

二、历史与历史哲学

    所有历史学的修辞和写作不外乎出于以下的动机：一是文学的动机，就是试图再现和还原历史的整体的故事性的细节，以满足人的好奇心和享受的需求；二是伦理的动机，即从历史的描述和梳理中，确定人类的伦理原则和道德标准，从而既对历史上的事件与人物进行道德上的判断和裁定，又为未来的人类生活确定伦理的标杆和判断善恶的根据。在这种动机的指引下，历史学本身成为承载人类道德追求的载体和工具；三是社会的动机，即历史学的研究，最终体现为对现实中人类的政治、社会、经济生活提供有益的帮助和借鉴，历史学在这种动机的指引下，成为一门有着实际价值（使用价值，世俗价值）的学科，而不是仅仅具有娱乐和享受的功能，如同任何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历史学可以被用来建构人类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从历史学中寻找当下行动的依据和智慧；四是科学的目的，即历史学的研究最终是为了建构一整套科学话语体系，是为了通过对过去的时空的事件和人物的描述，获取可供验证的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应该说，历史学家的这四种动机，都是可以被尊重和理解的。

    如果对人类在过去时空中的行动仅仅如同录像机一样再现出来，那么历史学家的这一使命似乎永远没有完成的时刻，甚至即使在历史学家完成这一使命的时刻，这一“使命的完成”立刻成为没有意义的行动。事实上，完全的“再现”历史，是一种不可能的行动。对于任何历史事实，不管它是如何微观和局部的，即使这个历史事实发生在昨天，也难以用任何手段完全进行录影般地再现。每个人都被自己的时间、空间、知识的局限、技术手段的局限、判断力的局限等条件所限制，从而根本难以对任何历史事实进行完全意义上的“再现”和“还原”。因此，当历史学家面对自己手中的工作的时候，一方面，他当然必须有绝对的信心和勇气去努力拼凑“过去的事实”，然而却不能以过度的自负自称已经完全掌握了“过去的事实”。历史学家在福柯所谓的“知识考古学”的背后，不仅需要对现有知识的系统的“考古”，进行针对“过去的事实”的辨析和挖掘，而且还需要有哲学家的意志，要对所有已经浮出水面的事实进行形而上的“解释”。他还要精通“解释学”，善于运用自己的理性，基于过去的事实而建构一个形而上的观念世界。

    这样一个基于历史事实而建构出的形而上的观念世界，当然是因人而异的。每个人的知识体系不同，经验世界不同，其所构建出来的关于“事实世界”的模型——即“观念世界”——就必定是不同的。李大钊1920年在他给北京大学开设的《史学思想史》课程中，就清晰地表达了这一点：

    “实在的事实是一成不变的，而历史事实的知识则是随时变动的；记录里的历史是印版的，解喻中的历史是生动的。历史观是史实的知识，是史实的解喻。所以历史观是随时变化的，是生动无已的，是含有进步性的。同一史实，一人的解释与他人的解释不同，一时代的解释与他时代的解释不同，甚至同一人也，也于同一史实的解释，昨日的见解与今日的见解不同。此无他，事实是死的，一成不变的，而解喻则是活的，与时俱化的”。[3]

    对过去的历史事实的解喻，本质上是一件哲学工作。所谓历史哲学，就是对历史的一种系统性的形而上的哲学反思。历史哲学一词，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著名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8）最早使用的，意谓人们对于历史不应只以堆积史实为能事，还应达到一种哲学的高度[4]。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一书中，把观察历史的方法分为三种：原始的历史、反省的历史、哲学的历史。原始的历史，即历史学家“简单地把他们周围的种种演变，移到精神观念的领域里去”。原始的历史，也就是本文所说的以追求再现历史事实为目的的历史学传统和方法。反省的历史，即历史学家运用他们自己的精神来从事史料加工和整理的工作，此时历史学家在“叙述各种行动和事实的意义和动机时，他所依据的若干原则，以及决定他的叙事方式的若干原则，是特别重要的”。每个历史学家都运用自己的原则，融和时代的精神原则，试图对历史作出超越时代的一种“普遍的反省”。历史学家还对历史的叙述本身进行“批判性的反省”，这是一种黑格尔所说的“历史的历史”，是对各种历史记述的一种批判和对于它们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的一种审查。哲学的历史，则是历史学家运用自己的理性，对历史进行形而上的抽象和概括。黑格尔宣称，“哲学用以观察历史的惟一的‘思想’便是理性这个简单的概念。‘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个合理的过程”；“‘理性’是万物的无限的内容，是万物的精华和真相。……它既然是它自己的生存的惟一基础和它自己的绝对的最后的目标，同时它又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有力的权力，它把这个目标不但展开在‘自然宇宙’的现象中，而且也展开在‘精神宇宙’——世界历史的现象中”。在这种“哲学的历史”的方法论指引下，“历史是精神的发展，或者它的理想的实现”[5]。黑格尔所说的“反省的历史”和“哲学的历史”，对后世历史学家的治史方法有很大影响。1951年，沃尔什（W. Walsh）在《历史哲学导论》中正式提出“思辨的历史哲学”和“批判的历史哲学”之分，在我看来，所谓“思辨的历史哲学”，即是黑格尔所说的“哲学的历史”，而“批判的历史哲学”，即是黑格尔所说的“反省的历史”[6]。

    “思辨的历史哲学”，或者“哲学的历史”，其隐含的方法论假定是，历史是有规律的，而且历史的规律是可以被哲学地认知的。在维柯、孔德、康德、赫德尔、黑格尔以及马克思等人的眼里，历史是一个有规律地、合目的地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有机的整体过程，这个过程可以被哲学所认知，历史研究的思维活动能够建构哲学意义的概念判断体系。这种理念和方法论，洋溢着启蒙运动以来思想家们的一种强大的自信，他们坚信人类进步的信念，这与其说是一种事实，毋宁说是一种理想或信仰。他们都试图对整个人类的发展历史提出一种带有普遍性、整体性的假说，构建一个庞大的无所不包的人类发展理论，这种假说和理论也就是一个理想的模型，以此来解释人类的发展演变规律。

    然而这种信念受到了挑战。波普尔反对这种“历史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论，在他看来，历史主义者所持有的“历史进程遵循着客观的必然历史规律”的信念以及“社会科学的任务是预测历史发展”的功能观，都是错误的。在他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波普尔认为，那种所谓的“人类历史中包藏的秘密的计划”，即根据上帝的主宰意志、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历史的客观规律等等所推论出来的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法。波普尔反对“对历史的神化”，他认为“我们必须摒弃理论历史学的可能，即摒弃与理论物理学相当的历史社会科学的可能性。没有一种科学的历史发展理论作为预测历史的根据”[7]。

三、历史学：科学还是艺术

    尽管由于波普尔对历史决定论的征伐使得历史学家对于那种“人类有规律地、合目的地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有机整体过程”的乌托邦式的历史观开始保持相当的警惕和反思，事实上，绝大多数历史学家已经放弃了这一信念，然而这并不是说对于历史的“哲学反思”是没有可能和必要的，也并不是否定历史理论本身，只是这种历史的哲学反思与历史理论不能够简单地与自然科学的规律简单地类比。历史的哲学反思，一方面需要从已知的历史事实中进行归纳，对那些经验事实的内在联系和一致性进行分析和梳理，这是培根所提倡的“归纳法”的工作；另一方面，历史的哲学反思还需要更进一步地依靠历史学家的理性，通过创造系统的哲学概念，来对经验事实的规律进行进一步的抽象和概括，这是笛卡尔所倡导的“演绎法”的工作，以求“历史的哲学反思”获得更加一般化的、普遍化的结论。那些经过归纳法和演绎法的研究之后而获得的历史理论（或者说模型），如同自然科学一样，可以被其他研究者证伪，即具有自然科学一样的可反驳性和可证伪性，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学的研究也是一种科学研究，而不是神学的、宗教的、诗歌式的、不可证伪的研究。

    19世纪以来，对于科学主义的盲目崇拜，使任何一个学科的科学工作者都被这样一种观点所俘虏和支配：即任何一种研究，假如没有达到几何学一般的精确的地步，就没有资格称之为科学。笛卡尔在《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中说：“探求真理正道的人，对于任何事物，如果不能获得相当于算术和几何那样的确信，就不要去考虑它”[8]。这种唯科学主义的态度，以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要求所有科学研究，已经给其他科学领域的发展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发展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影响，其中当然也包括历史学（当然也不幸地包含了经济学和伦理学等所有学科）。这种影响到现在还根深蒂固，以至于很多社会科学工作者仍在其研究工作中以模仿和复制自然科学工作者的范式为荣，以使自己的研究从形式上与那些自然科学的“表亲”相貌似，唯有如此，社会科学工作者才会自我安慰，认为自己在做同自然科学具有同样价值的“科学”研究。每一个学科都愿意自称为“科学”，如历史科学，经济科学，道德科学，唯恐被那些自然科学的“表亲”所蔑视和抛弃。

    历史学是一门艺术还是一门科学的争议，由来已久。在希腊时代，“历史知识理论”（Historik）被安排在“历史艺术”(arshistoria)的标题之下。而到了19世纪，甚至到了20世纪初期，历史学家“似乎已完全沉溺于孔德的自然科学概念。这种迷人的先验图式侵袭了思想的每一个领域，人们似乎以为，如果最后不能通过直接的、雄辩的证明，达到以至高而普遍的规律为形式的十分确切的公式，就算不上真正的科学”[9]。而另一些历史学家则坚持相信，“即使一门学问不具备欧几里得式的论证或亘古不易的定律，仍无损于其科学的尊严。我们发现，还是将确定性和普遍性视为‘度’的问题更为妥当。我们感到，没有必要再把从自然科学那里引进的一成不变的思维模式强加给每一门知识。因为即使在自然科学界，这种模式也不再畅通无阻了”[10]。

    实际上，历史学应该是科学与艺术的统一体。布洛赫对此打了一个比方：“表述自然界的语言与反映人类现实的语言之间是有差异的，这类似于操作钻床的工人和制造鲁特琴的匠人之间的差别，两者的工作都精确到以毫米为单位，但钻工使用精密的工具，匠人则主要凭借他的听觉和触觉。假如钻工效法工匠的经验和方法，或者工匠模仿钻工的做法，都将是不明智的”[11]。布洛赫的前一句话是对的，科学家更注重精确性，而艺术家的工作则要依靠直觉。但是他的后一句话说得太绝对了，事实上，科学发展到了今日，我们应该清晰地看到，科学家从艺术的直觉中获得的创新灵感正在日益增多。艺术和科学，只是人类认识自身规律的两种不同的手段而已，是可以融和的，而不是互相排斥的。以科学来绝对地排斥艺术，则历史科学就会陷于盲目的数学形式主义，丧失真正的对于历史的洞察。而以艺术来绝对地排斥科学，则历史科学就会变成丧失理性的呓语。

四、史料/史实的辨析

    史料是历史工作者的基础。史料的面目纷繁多样，有些史料是所谓“有意的史料”，那是作者们有意留下的以供时人或后人参考的历史资料，比如各种著述、回忆录、公开报道等等，这些“有意的史料”尽管非常重要，但是其真实性需要历史学家作详尽的考证。另一类史料是一些所谓“无意的史料”，比如各种档案、私人年谱、各类信件、家谱、教堂人口资料、地方史志、民间婚约、各类民间契约和交易文件、法庭判例文件、历史图片和碑帖等，这些文献，并不是人们故意写作的成果，而是无意留下的历史痕迹。“无意的史料”受到当今的历史学家的推崇，因为这些史料在可靠性上要远远胜过那些“有意的史料”，但是并不是说这些“无意的史料”就一定是可以随意拿来使用而保证没有任何真实性怀疑的东西。只是相对于“有意的史料”而言，这些“无意的史料”更能反映在历史的真实场景中人类的真实行动，这些行动被固定在一定的时空中，较少受到后来的人们的修改、润饰甚至伪造。

    近年来，史学界对于“无意的史料”的挖掘获得了丰富的成果，尤其是那些原本散落在民间的各种素材，在以往的历史学家那里也许是不屑一顾的，然而在今天的历史学家那里却大放异彩。相比于西方对“无意的史料”的挖掘工作，我国历史工作者所面对的史料的丰富性和多元性还逊色许多。但是，在挖掘民间史料方面，我国历史工作者所面临的空间可以说极其广阔，有着非常灿烂的远景。大量的民间历史资料，即使是三、五十年前的材料，都是无比珍贵的，但是我们对这些材料的深入挖掘、收集、保护和系统的研究还远远没有开始。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口变化资料、农业生产和分配的资料、人民公社时期的各种档案、土地数据、企业在历次变革中的各种微观数据和材料，大部分还沉睡在农村和企业的各个角落，那些账本、地契、人口档案、交易文件、政府批示等，都隐含了大量的关于时代的信息，有待于历史学家的系统的科学整理工作。口述史的工作在中国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村庄的史料工作仅仅在个别历史学家那里获得了令人尊重的成果，而空白还有很多。

    历史学家获得史料的方法各不相同。有人将东西方不同的史学传统概括为“行”和“坐”。西方的史学传统更重视“行”。当希罗多德撰写《历史》（《希腊波斯战争史》）和修昔底德撰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时，他们往往亲自到各个地方游走，与各种人交谈，探访种种遗迹，采集各种史料，加以比较分析，从而作他们撰写历史的素材。中国有漫长的史官传统，远在周朝，我国就有了比较完善的史官制度，各地的诸侯国根据周天子的要求，把各种历史记录和文献资料交到“中央”，然后再由史官将这些材料加以加工，从而形成历史。各个诸侯国也都有自己的史官，以同样的方式记载本国的历史。春秋战国时期的所谓“百国《春秋》”即是各国之史书，孟子和墨子都曾提到过（惜除鲁国《春秋》外，其余大多散佚）。后史官制度逐步完善，司马迁及其父亲作为最优秀的史官的代表，在历史的记录和整理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看起来，我国的史官制度偏于“坐”，作为“太史公”，似乎司马迁只需要坐在“国史编撰办公室”里整理国家档案馆（即司马迁所谓“石室”、“金匮”也）的文献就可以了，实际上并不尽然。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记述了自己年轻时游历天下的经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从这个游历记录来看，司马迁的足迹几乎遍及半个中国，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条件下，这样的游历成就实在是惊人的，远远超越了希罗多德的游历范围。没有这样的“行”，而只是依赖于“坐”观现有的文献，太史公是断然写不出“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皇皇《史记》的。而且，《诗经》时代之“采风”之官，即专职周游各地进行文献民风之采集工作，此种工作，亦是积极的“行”的史料收集工作，不是消极的“坐”以待之。

    因此，“行”和“坐”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要相互补充。“坐”意味着文献的搜集和辨析，而“行”意味着历史学家不满足于已有的文献，而迈向更广阔的天地，以自己的丰富而扎实的田野工作，不仅获得更多的“无意的史料”，获得更鲜活的历史素材，而且获得更富有直觉的“历史感”和“现场感”。每个历史学家，都需要训练这两种能力，即搜集现有文献的能力和运用田野工作获得历史素材的能力。我们的历史学家，有时候偏于依赖“坐”的功夫，这当然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然而我们还要有强大的“行”的能力，以主动的姿态去行动，而每一分行动，都会获得丰厚的回报。

    “行”与“坐”的融和，目的是为了“史料的多元化”。王国维所倡导的“两重证据法”（把现有文献与地下文物相结合）、陈寅恪所倡导的“诗史互证”，实际上都在提倡一种多元史料的方法论。不过，这两种方法还是比较初步的史料运用方法。中国存在的大量的民间谱牒、契约、史志、村庄文书档案等，与现有的政府档案、官修年谱等，都可以互相参证，历史工作者只有能够充分运用这些多元化史料，才能获得一种全面的、生动的历史图景。

    但是，即使历史学家面对的史料看起来极其丰富，也不要过于自信。阿克顿勋爵当年曾经自豪地宣称，鉴于欧洲档案的开放，“全部资料”都可以获得，一切历史问题都将得到解决，建立“终极”的和“完善”的历史学的时代已经为期不远[12]。这种观点现在看来过于乐观而显得有些幼稚。事实上，一方面史料是无穷无尽的，也是面貌各异的，多元化的史料会给历史学家以丰富的启示；另一方面，即使假定历史学家可以获得“全部资料”，也并不意味着现有的“历史问题”可以获得一劳永逸的解决，因为即使面对“全部资料”，历史学家的理性和判断力的差异也会导致完全不可能出现一个“终极”的和“完善”的历史学。“无穷的史料的多元性”与历史事实本身的“无穷可解释性”的并存，使得历史学将永远是一项不可能达到终极完成的事业，而惟其如此，历史学才显示出作为一门复杂科学的独特魅力。

    面对史料，需要一番批判性的考据的工作。批判性（critical）本身就具有“考据”的意义。乾嘉学派的考据功夫与西方史学家面对史料的批判和质疑在精神层面是一致的，即都将现有的文献和史料放在审判台和解剖台上，加以冷静的、客观的、深刻的审判与解剖，以去伪存真。汤因比认为，即使面对政府公布的档案文件，都不可先验地认为其就是客观的证据，问题不仅在于“对大量资料的主观选择，而且在于它所没有提供的资料。”[13]史家对于各种材料必须下一番精鉴的功夫，即所谓考据的功夫，即使对于自信最为可靠之证据，也要有质疑的精神。梁启超曾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提到他自己的一个案例：

    “明末大探险家、大地理学者徐霞客，卒后其挚友某为之作墓志，宜若最可信矣。一日吾与吾友丁文江谈及霞客，吾谓其曾到西藏，友谓否；吾举墓铭文为证，友请检《徐霞客游记》共读，乃知霞客虽有游藏之志，因病不果，从丽江折归，越年余而逝。吾固悔吾前此读游记之粗心；然为彼铭墓之挚友，粗心乃更过我，则真可异也。”[14]

     与传主最为亲近之挚友亦不免在史料中犯如此严重如此明显之错误，则历史学家面对浩瀚史料时所遭遇的凶险状况就可想而知了。中国文献繁多，其中作伪者亦不在少数，因此使用任何史料，均应该持质疑批判之态度，否则易为史料所陷误。如果把历史学家分成三派：信古、疑古、鉴古，那么纯粹的信古派和一味的疑古派都不可取，而应该做一个“鉴古派”。

五、历史的量化方法

    在传统史学的“舞台”上扮演主角的是帝王将相，上演的主要“事件”是那些被人们认为具有特殊重要性的征战、宫廷政变以及国家之间的外交活动，而对于整个社会的变动、经济的发展等现代史学家认为重要的问题，反而不予重视。这诚然一方面是由古代的“编年体”的撰写历史的方法所决定的，但另一方面，却也真实地反映了传统史学时代历史学家对历史的一种偏狭的理解。在传统史学家看来，历史是由“大事件”组成的，而“大事件”是由“大人物”所左右和创造的，因而把帝王将相置于历史的核心就不足为奇了。而现代历史学家所作的工作，恰恰是不仅试图理解这些煊赫的“大事件”和“大人物”，而更是深刻洞察决定整个时代演变或革命的背后的因素，这些背后的因素，是由无数微小的没有留下名字的个体所呈现和演绎的，他们隐藏在历史的幕后，却是影响历史的真正的力量。这个庞大的隐藏在历史背后的个体群落，往往构成一种看不见的伟大的力量，推动着历史的变动甚至革命。

    虽然这些微小个体的生活偶尔会以小说或者诗歌的形式呈现出来，如同我们在中国的传奇小说或者演义中所读到的那样，然而这些小说语言却难以被历史学家用以进行历史的叙述。但是，这无数微小的个体仍旧以“群体”的形式留下了人类历史的诸多深刻的印记，这些印记有些通过器物的形式展现出来，考古学家通过地下文物的发掘，可以真实地描述古代这些无名的人类的伟大的物质创造；这些印记有些通过“数字”的形式展现出来，从而为我们勾画了一幅比较清晰的历史的轨迹，使历史学家可以通过这些数字，描述一个更广远的时空中所发生的“故事”。这些数字尽管泯灭了无数个体的“个性”，却体现了无数个体的“共性”和“一致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历史学家运用统计学和计量学的方法对无数个体的“共性”的描述才是可能的和有意义的。希克斯在其《经济史理论》中这样描述“个人”和“团体”以及统计学上的“一致性”在历史研究中的意义：

    “我们已经认识到的一个问题——我们一开头就应强调的一个重点——是把能够根据统计上一致性这个概念进行有益讨论的历史问题与不能那么做的历史问题区分开来。每一桩历史事件都有它独特的某一方面；但几乎总有另一些方面，它在其中只是一个团体（往往是一个很大的团体）中的一个成员。如果我们感到兴趣的是后面那些方面中的一个，那我们要予以注意的将是这个团体，而不是个人；我们将设法予以说明的是那个团体的平均数。我们可以允许个别与平均数有出入而不妨碍对统计学上的一致性的承认。”[15]

    历史学家（尤其是经济史学家）在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的帮助下，获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由此引发了一场史学上真正的革命。这场计量史学革命，为历史学家开拓了新的领地，打开了他们工作的新格局，使历史工作者不再仅仅关注那些传统史学中的“大事件”和“大人物”，而更注重发现大数据背后的更为强大的主导社会经济发展的力量，从而更容易洞察决定一个社会变动或革命的背后的深刻根源。这些只展现总量和团体的数字——人口和户籍、粮食产量及其结构、农民数量及其中佃农和自耕农的结构、土地的数量和拥有者的结构、各个产业的总量及其结构、货币发行量、借贷利率的变动、商品的价格变动、国家赋税和地租的规模及其结构、劳动者的报酬的变动、日常消费品的结构和数量、灾害的数量及其对生产规模和劳动力的影响、对外贸易的种类和数量——尽管丧失了个体化的细节和生动性，然而却展示出历史发展的更清晰的脉络。正如一位学者所描述的：计量历史学“与其说是对个别事实感兴趣的历史学，还不如说是对可以归纳为同类系列的成分感兴趣的历史学”[16]。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以来，法国的年鉴学派和美国的计量史学派，都为这场史学革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7]。

    我们既要充分肯定计量史学革命对历史学发展的重大意义，同时也要看到计量史学本身的局限性，并注意避免计量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弊端。一些赞成量化历史学的人认为，量化方法能够使“历史数学化”，使历史更加与“科学”相像：

    “有系统地搜集能以数量表示的文献资料以及应用计量手段，可以担保历史学的科学地位，并且带来了方法真正统一化的希望。他们认为，量化方法可以用于任何文化环境，任何时代，简直可以用于任何历史问题。因此，这些方法在理论上完全适合研究全世界的现代化过程。历史学者曾经用统计数字证实使用奴隶的经济体制的效率得失，用统计数字来构建前工业化时代与工业化时代的家庭生活模式，用统计数字追溯欧洲疾病对于新大陆土著居民的重大影响。他们希望，历史学者越多运用统计学技术，历史这门学问就越会与科学相像。量化方法视为最理想的方法， 因为它可确保态度超然而中立，可以让事实自己说话。简言之，它能把历史数学化。”[18]

    然而这种希望把“历史数学化”的愿望，极容易导致历史学家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即过度依赖数字来进行判断，而没有认识到，如果没有使用正确的理论，那么单纯依赖数字往往会得出毫无意义甚至荒谬的结论。运用计量史学进行研究的核心是发现数字背后的人类行动规律，说明人类经济和社会活动之间的相互逻辑和因果关系，而不是“为数字而数字”；重要的是对人类活动的洞察，而不是那些数字本身。尤其严重的是，当计量史学家试图运用一种“理论假设的先验公式”来分析这些数字背后的意义的时候，这种研究方法所蕴含的风险就更加严重。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正确地指出的：“运用计量经济学手段的经济分析，……本身还没有足够的能力从因果关系上说明经济变革和经济发展的进程和结构”。[19]

    美国计量经济史学的代表人物福格尔的两部著作《铁路与美国的经济增长》与《十字架上的岁月：美国黑人奴隶制经济学》（与斯坦利·恩格尔曼合作）所引发的巨大争议，典型地表明了计量史学本身所包含的方法论误区。《铁路与美国的经济增长》一书采用“反事实度量法”，对美国铁路建设在美国经济快速增长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并对当时的主流思想提出了挑战。所谓“反事实度量法”（counterfactual measurement），就是假定历史上不曾发生某个事件或不曾发生某个事实，情况将会怎样？根据福格尔的计算，在1890年，如果美国全国的马车和帆船运输完全让位于铁路，所能增加的国民收入只抵当时美国年国民生产总值的4-5%，对美国此后的经济增长，只有微末影响。也就是说，即便当时美国根本不建筑铁路，它的经济增长速度不果略微放慢一点而已，铁路对美国经济增长不是不可缺少的，甚至不是十分重要的[20]。福格尔的研究方法和结论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争议，福格尔的问题是他在1964年只研究了静态的铁路运输经济，而铁路对社会经济产生的复杂影响（包括直接和间接的影响）远远超出了铁路对单纯的国民产值的影响，不能用简单的新古典经济学概念来予以分析，除了铁路运输的经济影响之外，铁路对于人口、民族、文化和政治的影响亦十分巨大，从而间接地对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陈振汉先生对福格尔在方法论上的偏误进行了正确的评述：

    “所谓反事实度量法只是根据一些简单理论假设的逻辑推理，不能是研究历史的方法。福格尔正因为只是根据经济理论而不是从历史实际出发来研究铁路问题，所以不但看不见铁路的社会文化作用，而且连铁路的经济影响也不能全面考虑”。

    反事实度量法的偏误在于，有些经济史领域的研究是不适于设置反事实的假定的，而且越是涉及社会、制度、政府、文化等方面的问题，情况就越是复杂，就越是不可能忽略假设的前提是否成立这一关系重大的问题。历史现象是极其复杂的，运用简单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仅就其中的一两个因素就进行计量并作出判断，其计量结果是很难令人信服的，有些甚至会得出荒谬的结论。

    而福格尔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经济计量学方法所产生的另一项成果《十字架上的岁月：美国黑人奴隶制经济学》的结论更加惊动当时的学界。两位作者搜集了大量的原始历史材料，以大量的数据试图证明南方奴隶们的物质生活和身份地位不像人们想象得那样恶劣，并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畴和概念来分析和描述奴隶制经济，并且把当时种植场棉花生产的赢利完全归功于奴隶制的“高效率”和“生命力”，归功于奴隶主和奴隶双方的优越资本主义本质。这部学术界公认的失败的著作，完全不涉及社会伦理，不涉及社会群众心理，不涉及作为人的有知觉和有感情的奴隶，成为一部没有奴隶的“奴隶制经济史”，一部完全脱离了真实社会历史面目的“历史学”著作，这部著作的失败，直接标志着新经济史学革命的终结。即使是当年同情且积极倡导这场的革命的一些经济史学家也改变了他们的研究方向，比如诺思[21]。

    从计量史学革命的几十年历史来看，我们对历史的量化方法的利弊应该有一番冷静的判断。量化方法对历史研究的重大贡献在于突破了传统史学叙事的方法，而用坚实的数字和计量的方法对历史学进行了重新的构造。量化史学对于经济理论和社会理论的产生都有积极的影响，经济学家可以从纷繁芜杂的经济现象背后，经由庞大的数据，而发现潜藏着的经济规律，并构建相应的解释框架。但是计量本身只是一个手段和工具，对这种手段和工具的任何不切实际的夸大都极易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计量史学方法如果没有正确的理论的引领，如果历史学家在应用计量史学方法的时候没有对那些不能量化但是有可能更为重要的因素（如制度、文化、宗教、法律、政策、伦理道德、社会习俗等）加以足够的重视和深入的研究，那么其得到的结论便很难具有科学的性质，经由这样的计量史学而得到的结论，不仅不是科学的，而且有可能是荒谬的、反科学的。

六、多元方法的融和

1、史论结合（经济史和经济理论的结合）

    经济史学家的经济史研究，与传统史学家最显著之不同在于经济学理论的有意识的应用，因而经济史和经济理论的结合是经济史学家研究的基本方法。熊彼特把历史、统计学和理论称为构成“经济分析”的三门学问，他特别重视经济史的研究，但熊彼特与德国历史学派的区别在于他不仅重视历史，而且重视经济学理论，即重视在历史研究中把理论当作合适的工具对历史事实和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同时，更进一步，经济史学家必须学会从现有的历史事实和统计数据中发现经济规律，塑造一种理论模型或者理论。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史学家的感性认识逐步上升到理性认识，所谓感性认识，就是经济学家根据自己的初步历史经验对经济现象各种共性（由不同名词和概念所代表的）之间的关系作出的想象、假定或假设；而所谓理性认识，则是这种想象经过在历史经验中反复检证、修正和补充之后形成的理论。假如没有这个自始至终的理论化的过程，那么任何历史经验永远也只能停留在原始的杂乱无章状态而不可能上升到理性阶段，成为理论模型。熊彼特所描述的模型塑造法，实际上是任何一个理论工作都必须做的工作，经济史学家尤其如此[22]。涂尔干、韦伯等社会学家所运用的“类型法”，实质上也是同样的工作。门格尔把经济史和经济统计视为历史科学，而把经济学视为理论科学[23]，实际上，经济学理论的产生与发展与经济史和经济统计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而不是相互割裂的关系：经济理论固然在很多时候支撑着经济史和经济统计的研究，但是反过来经济史和经济统计的发展也催生了经济理论的诞生和发展。

    但是在应用经济学理论进行经济史研究的过程中，要避免以经济史实削足适履地套用现存的经济理论，避免对经济理论的滥用和误用。简单地搬用经济理论而对自己拥有的史料或者数据进行割裂式的解释，是计量史学给予后来者的最大的负面学术遗产，需要我们汲取这些教训。在经济学研究中，我们也要避免滥用现成的概念，诸如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等，而要对其适用性以及适用条件作出反省和说明。仅仅对历史进行呆板的再现式的叙述是没有意义的，在“史实”之外，我们还要有“史识”，有对于历史的洞察，这都需要有经济理论的支撑。但是不适当地滥用理论，亦需要高度警惕。

2、比较经济史方法

    “比较”方法是是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比较”之可行，源于不同文明之可比性，即不同的文明之间、不同文明的不同阶段之间、不同文明的相同阶段之间，皆可以相互比较。汤因比认为，一切文明形态都是可比的，历史学家不仅应当将古代希腊、罗马的历史与现代西方的历史进行纵向比较，而且还应当把一切文明的全部历史进行横向比较，这样才能从整体上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24]。汤因比正是因为成功地运用了比较方法，才提出了关于文明兴衰的“挑战-应战”机制。纵向的比较可以看出在一个文明在不同历史阶段上所呈现的不同特征，而横向的比较则可以看出不同的文明在面对同一挑战时所采取的应战机制的异同，从而得出相应的结论。

    在经济史研究中，比较经济史方法往往是利器。比较经济史学是经济史学的一个分支，它考察世界上各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史过程的差异和共同点，分析这些差异和共同点的原因和后果，以加深对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的认识[25]。不同国家、不同社会、不同文明的历史发展轨迹不同，因而在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上便展现出不同的特征。在相同的发展阶段上，不同国家和文明或许采取不同的发展模式，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形态呈现出不同的特征；然而，即使在采取相同发展战略和模式的国家，其具体的发展路径也会出现显著的差异。经济史学家不仅要关注不同国家和文明在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上的区别方面，还要看到不同国家和文明在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上的趋同方面，这两种比较都能使历史学家获得理论上的灵感。

    应用比较经济史学方法是否得当和成功，取决于一个历史学家的史识，即他对历史的洞察能力和对应用比较方法之后的结论的抽象和概括能力。把不同国家和文明的不同发展阶段进行过于简单的类比，简单地把其他国家和文明的发展经验和发展模式移植过来，用以生硬地分析本国的问题，而不具体分析不同国家和文明在不同阶段上所具备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伦理条件，潜藏着巨大的危险。正确地运用比较史学方法，需要史学家动用一切可能的知识储备，尽可能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不同国家和不同文明的异同及其背后的原因。

3、古今融合：由古知今，由今知古

    历史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古今”本质上仅仅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间没有绝对的界限。不知历史，一个人就很难准确而深刻地理解现在，因为所有的“现在”都是历史发展的一个“结果”的呈现，所有的“现在”都凝结着或者隐藏着“过去”的所有因素的合乎逻辑的发展。所以，要理解“现在”，就必须追溯历史，从过去的事物及其发展轨迹中探索“现在”事物的成因与来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今”就是“古”。由“古”才能知“今”。

    反过来说也一样。如果一个人没有对“现在”的事物的深刻的洞察，甚至对现实的活生生的存在及其意义缺乏探究的兴趣，那么他就难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历史工作者。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必须对“现在”怀着浓郁的兴趣，他对现实有着敏锐的感觉，从而能够从生动的现实中发现事物发展的脉络以及这种脉络背后的意义，从而激发他从历史的维度进一步对此作出系统的探究。布洛赫曾经说过他和历史学家皮雷纳一同去斯德哥尔摩游览的逸事。皮雷纳强烈建议先去参观那里新建的市政大厅，这让布洛赫感到十分惊愕。对此，皮雷纳解释说：“如果我是一个文物收藏家，眼睛就会光盯住那些古老的东西，而我是一个历史学家，因此我热爱生活。”[26]这种渴望理解生活的欲望，确实反映出优秀历史学家最重要的素质。一个对当今土地制度没有浓厚兴趣和深刻认识的历史学家，你很难指望他对土地制度史有深刻的研究。经济史学家对现实生活的热爱会促使他发现现实中的“历史问题”，发现现实和历史之间的血肉关系，最终所有他对现实世界的关注与热爱都会呈现在他的历史研究之中。因为对于一个热爱生活的历史学家而言，“古”就是“今”。一切历史，都需要用“当下”的眼光来观察，都需要出于对“当下”的好奇心和敏感性来认识，所有的历史都具有“当下”的意义，都与当下有着密切的关联，这就是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精义所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由“今”才能知“古”。当然，“六经注我”式地以“今”之观点与思想，来肢解“古”和解释“古”，是历史学家应该警惕的。

4、宏观史学和微观史学的融合

    传统史学偏于“宏大叙事”，试图从宏大的视角出发，在一个大的历史时空中理解过去，从而获得历史发展的带有整体感和纵深感的认识。宏观史学视野开阔，往往带有“整体史”的性质。但是人类对历史的好奇心，除了试图了解过去的总体的发展脉络和一般规律之外，还希望理解过去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细节”：人的细节，行动的细节，空间的细节，结构的细节。所有这些细节本身，就像一个个细胞一样，展示出一个生物体局部然而生动的活动；又像一段具体的录像一样，事无巨细地反映一段时空之中人类的行动轨迹及其意义。它是“放大的历史”，把长时空的一个具体片段呈现出来，使我们从理解历史细节中再现历史的真实场景。

    这种微观史学使新史学充满了活力，因为它对历史的描述精细、直观而且生动。勒鲁瓦·拉杜里在1975年出版了他的心态史名著《蒙塔尤》，采取了直观的方法，以大量适宜的材料详尽描述了一个小山村的人文景观。这种方法在最近的几十年中得到大量的应用，人们通过对一个人物、一个特殊的年份、一个村庄、一个事件的详尽且富有魅力的描述，通过大量翔实的历史资料甚至是当事人的直接材料，借以说明历史的发展脉络。见微知著、以小见大，是微观史学的特点。微观史学所引发的“叙述复兴”，是历史学界对于社会科学界阐明“有关人类行为的一般性规则”这一目标感到悲观的产物。微观史学恢复了传统史学的“叙述”传统，但是与传统史学相比，微观史学更重视下层普通人民的生活形态，更倾向性于使用那些非正统的史料（比如法庭记录、家谱、民间诉讼材料、手稿、私人信件等），这使得微观史学成为一种“民主化史学”[27]。然而，微观史学如果把这种个人化的微观方法使用过度，却极容易产生“一叶障目”的效果，难以对历史形成一个综合的判断，导致史学碎片化的后果。

    因此，我们要将宏观史学与微观史学加以必要的融和，既要有宏观史学的大视角、大叙事和大概括，又要汲取微观史学的展现细节、关注下层、注重“无意识的史料”的优点，从而在更高的高度上建构一种新的史学。微观史学方法在运用的时候，要注意不要陷在历史的细节中不能自拔，要在微观史学成果的基础上，学会进一步抽象和一般化，并注意展现历史的多样的可能性，而不是拘泥于微观史学的偏狭的碎片化的结论。

5、突破学科的藩篱：多学科融合

    历史学家的工具箱应该包含着各种不同的工具，而不是单一的工具。这就要求历史学家要自觉地避免把自己与单一的“领域”和“专业”结合在一起，而是要打通各个“领域”和“专业”，成为一个具有“通识”的研究者。这并不是一个“历史帝国主义”的观点，而是就其操作性而言，单一的专业知识在解释任何历史现象时都显得捉襟见肘，难以奏效。因此，自觉地打破学科之间的藩篱，有机地融汇和调动政治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领域的知识，从而对历史事实进行多维度的解读，必须成为新一代史学家必备的素质。从这种方法论出发，我们似乎又必须回归一种我们已经抛弃的史学传统：即历史学必须是一种整体的史学，它必须体现真实的历史的实际运行规律，因为真实的历史并不会自己给自己区分哪些部分是“经济的历史”，哪些部分是“文化的历史”，哪些部分是“政治的历史”。历史只有一个，它是一个多维的历史，而不是被我们现代的知识分工体系所肢解的历史。

[2]【法】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张和声、程郁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第一版。

[3]李守常（李大钊）：《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12月第一版，第4页。

[4]孔繁：《历史哲学引论》，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第一版，第2页。

[5]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8月第一版，第1-9页。

[6]布莱德雷：《批判历史学的前提假设》，何兆武、张丽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第一版，Ⅶ-Ⅷ。

[7]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8]笛卡尔：《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管震湖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一版，第8页。

[9]【法】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张和声、程郁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第一版，第11页。

[10]【法】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张和声、程郁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第一版，第13-14页。

[11]【法】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张和声、程郁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第一版，第22页。

[12]姜芃主编：《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流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7月第一版，第5页。

[13]汤因比：《汤因比论汤因比》，王少如、沈晓红译，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12月第二版，第27-28页。

[1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年4月第一版，第81页。

[15]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一版，第6页。

[16]引自：肖努：《序列史：总结和观点》（1970年版）一书，转引自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第一版，第104页。

[17]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第一版，第48-59页。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第一版，第104-110页。

[18]乔伊斯·阿普尔比等：《历史的真相》，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第一版，第75页。

[19]乔伊斯·阿普尔比等：《历史的真相》，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第一版，第95页。

[20]陈振汉：《社会经济史学论文集》，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第683页。

[21]陈振汉：《社会经济史学论文集》，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第685页。

[22]熊彼特：《科学和意识形态》，原载《美国经济评论》，卷39，1949年，第350-351页。转引自：陈振汉：《社会经济史学论文集》，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第573-575页。

[23]门格尔：《经济学方法论探究》，新星出版社，2007年八月第一版，第18-22页。

[24]汤因比：《汤因比论汤因比》，王少如、沈晓红译，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12月第二版，第7页。

[25]厉以宁：《厉以宁经济史论文选》，商务印书馆，2013年6月第一版，第557页。

[26]【法】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张和声、程郁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第一版，第37页。

[27]姜芃主编：《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流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7月第一版，第18-19页。

（王曙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