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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中，警察扮演的角色及其实际不作为，形成了相互催化的死循环：高利贷者可恶，于欢杀人，警察渎职，司法无为。
文◈寇步金
经授权转载自公众号：旧闻评论
（ID：jiuwenpinglun）
山东聊城发生的一起暴力催逼高利债导致杀人事件，最后死的是逼债的，杀人者是欠债人苏银霞的儿子于欢。2月17日，聊城中级法院一审以于欢故意伤害罪成立，判处无期徒刑。南方周末3月23日报道了此事，因为一个关键情节，激发群愤沸腾。
这个情节就是暴力催债团主事的升级了羞辱手段，当着于欢的面，掏出生殖器磨蹭苏银霞的脸面，给予母子人伦以公然的重击。此后，警方接警进入被催债团关闭的苏银霞工厂接待室，旋即离开，临走前抛下一句话：要账可以，不要动手打人。
对于这个出警模式及其后果，一审判决的认定相当克制，「在派出所已经出警的情况下，被告人于欢及其母亲的生命健康权被侵犯的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急迫性」。这个解释，是否定辩护律师防卫过当的理由，然而个中关键，不在防卫与否，而在于警方过错。
法院认定派出所出警的情况下，被侵害危险性较小，事实上警察出警又离开，扩大了于欢的恐惧感，扩散了被侵害危险：对施暴者来说，叫警察也没用，无非是轻描淡写的说一句没用的，所以他们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对于欢来说，警察离开加重了孤立无望。
杀人动作就发生在警察离开于欢苏银霞被非法羁押的会议室几分钟。这个后果，证实了警察没有消除危险就离开是一种导致杀人事件的催化剂。也间接否定了判决书中对「危险性」的描述。即使法院克制表达，但「危险性较小」也还是危险性，而且这个危险没有被警察消除。
法律不该强人所难，判断标准应该是普通人在那种情况下是不是也会有类似反应，如果有，法律就不能强人所难，就该理解他的举动。陷入高利贷陷阱被锁定，固然是可恶可悲，但设想一下，但凡一个人的母亲遭受如此污辱，击杀施暴者是不是就该被理解？
基层派出所在处置纠纷时，因为各种原因，会倾向于少卷入的做事风格，养成了一些习以为常的出警习惯。比如，不见动手就不会捉人。暴力催债团将于欢母子困在自家工厂，限制人身自由。要警察愿意，也可以认为是不存在「冲突」，这从警察撂下的那句话可见奥妙。
有关本案中的「冲突」问题，对于警察出警后在事实上不认为存在的「冲突」，与判决中认定于欢「不能正确处理冲突」，构成了一个显著的矛盾，司法流程没有解决这个矛盾。尽管判决书中用「危险性较小」来打圆场，但以此排除警方过错，依旧暴露了一审的缺陷。
辩护律师以防卫过当作辩，但即使是防卫过当致人死亡，或许也可以有无期判决。防卫过当的策略，可以凸显受害人过错，但对于警方过错没有涉及，这对于量刑本身的考量不具备实质影响。一审法庭否认防卫过当，着重在于欢与受害人互动，挑选了最容易的量刑逻辑。
本案中另外三名被于欢所伤的催债人，两人已经提请了附带民事诉讼。11名催债人涉嫌非法监禁等罪名姑且不论，现在还继续纠缠追击，这也算是此案判决中叫人遗憾的部分。高利贷者可恶，有罪不问；警察渎职，有意放过，于欢杀人案一审实在是缺陷多多。
南方周末这个报道上网之后，激发了读者强烈反响，一边倒地同情并理解于欢的激愤杀人，同时认为这个判决是对更多人的羞辱。从社会反响上看，是暴力逼债团的人伦羞辱引爆了舆论关注；但从司法判决看，警察渎职引发的杀人事件，不被追责问罪更容易激起公愤。
民间高利贷引发的暴力肆虐，早已是底层中国的现象级国情，上线吞噬下线，下家死磕上家。本案中，警察扮演的角色及其实际不作为，构成这种现象的一部分，并与这个现象形成了相互催化的死循环：高利贷者可恶，于欢杀人，警察渎职，司法无为。
总而言之，本案属于激愤杀人，无期的量刑过重。受害人严重过错，在救助警察无效的情况下，救济途径已穷尽，临时起意杀人。警察离去是事件发酵的关键点。司法实践中这类因为对方严重过错导致的杀人案件，一般量刑在十年，也有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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