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ture from Internet
解析文章首发于唧唧堂网站www.jijitang.com
解析作者 | 唧唧堂心理学研究小组：
wwonderwall
；审校编辑 |
悠悠 糖糖
论文基本信息：
本文是针对论文《中美母亲目标对儿童情绪困扰的影响（Implications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Mother’s Goals for Children’s Emotional Distress）》的论文解析，该论文于2019年10月份发表于《发展心理学（Developmental Psychology）》杂志上。
该研究的作者包括Janice Ng，Yu Xiong，Yang Qu，Cecilia Cheung，Florrie Fei-Yin Ng，Meifang Wang和Eva M. Pomerantz。
研究背景与问题
为了使孩子顺利地完成社会化过程，父母对孩子的目标通常会与他们所在文化中的价值观和规范相一致。
而这些目标很可能通过教养活动影响孩子的心理和行为的发展，由此进一步导致不同文化氛围下孩子的个体差异。
众所周知，中国孩子的学业表现在世界范围内相当瞩目，其情绪困扰也相对显著，更容易对学校作业感到焦虑。
因此，本研究想要
检验中美父母是否在对孩子自我提升的努力和孩子的价值感的关注重心上存在差异
，以及这种差异是否引起他们对孩子表现的反应存在差异，并进一步影响了孩子的情绪困扰。
理论与假设
本研究以中美为背景考察
文化社会化模型
（cultural socialization model）。
图1 文化社会化模型
中美在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上的差异导致了两国父母对孩子目标的差异。
中国是集体主义文化，强调群体和谐，需要个体发现自己的不足并努力改善。
中国孩子努力提升自己是在为高考做准备，父母会密切注意孩子是否在持续学习。
而美国是个体主义文化，强调个体独特性、自由和独立。
美国父母普遍认为孩子的价值感是最重要的，是其未来幸福和成功的基础，更注重维持和增强孩子的自尊水平。
因此，研究者提出
假设一
：
中国母亲更倾向持有
自我提升目标
（self-improvement goals），美国母亲更倾向持有
自我价值目标
（self-worth goals）（路径A）。
当父母持有自我提升目标时，他们会告诉孩子哪里需要改善以及如何去做。
当孩子表现不佳时，父母会分外重视，督促孩子更加努力；
当孩子表现不错时，父母可能会肯定他们的成功，但也会关注孩子做得不够好的地方。
而当父母持有自我价值目标时，他们会关注如何保护孩子的自尊，重视孩子的成就。
因此，研究者提出
假设二
：
父母对孩子目标与父母对孩子表现的反应有关。
自我提升目标
更可能引起失败导向反应（failure-oriented responses），
自我价值目标
更可能引起成功导向反应（success-oriented responses）（路径B）。
父母的失败导向反应加强了孩子的学习过程，使得中国孩子有更高水平的学业成就。
但同时这也会给予孩子压力，传达着“他们永远不可能做到最好”的信息，由此加重孩子的情绪困扰。
而父母的成功导向反应向孩子传达了“他们有能力、有价值”的信息，帮助他们缓冲了情绪困扰；
但如果父母的夸奖过分夸大，也可能向孩子传达着“他们需要有持续的优异表现”的不现实的预期，导致孩子的情绪困扰加重，自尊水平降低。
因此，研究者提出了
假设三
：
失败导向
反应加重了孩子的情绪困扰，而
成功导向
反应对情绪困扰的作用不确定（路径C）。
研究者进一步猜想组成模型的个别路径的强度是否存在中美文化差异。研究者提出
假设四
：中美父母对于
如何获得两种社会化目标的信念存在差异
，以及
假设五
：中美父母的反应
如何影响孩子情绪困扰也存在差异
。
Picture from internet
研究方法
1、被试
研究对象为参与了伊利诺伊大学2011年-2012年在中国大陆和美国开展的中美中学动机项目的397名母亲和她们七年级的孩子。
从中国东北地区某省小城市的两所学校（一所重点学校，一所普通学校）招募了194名母亲（第一次施测时平均年龄为39.13岁）和她们的孩子（54%为女孩，第一次施测时平均年龄为12.62岁），大部分为汉族（99%）；59%的母亲至少是本科学历，24%是高中学历，还有17%未完成高中学业（略高于当地学历分布标准）。91%的母亲有工作，99%为已婚状态。
从美国中西部一座小城市五所中学招募了203位母亲（第一次施测时平均年龄为41.32岁）和她们的孩子（46%为女孩，第一次施测时平均年龄为12.76岁）。80%是白人，15%是黑人，5%为其他种族。74%的母亲至少是本科学历，25%是高中学历，还有1%未完成高中学业（略高于当地学历分布标准）。81%的母亲有工作，74%为已婚状态。
2、研究过程
本研究为
纵向研究
，母亲和孩子通过邮件分别完成测评。第一次施测在孩子七年级时进行，母亲报告她们的目标以及对孩子表现的反应，孩子报告他们的情绪困扰；第二次施测在孩子八年级时进行，孩子再次报告他们的情绪困扰。
3、测量工具
研究者通过
自编量表
评估母亲对孩子的目标，自我提升目标8题，自我价值目标6题，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1=一点也不符合，5=非常符合），得分越高代表越支持该种目标。
研究者使用修订后的
儿童报告量表
评估母亲对孩子表现的反应，母亲需要想象孩子在学校里失败（如考试时表现很差）或成功的场景，然后报告她们使用一系列反应方式的频率（1=从不，5=总是），失败或成功导向反应各10道题，得分越高代表该反应方式越频繁。
研究者使用
三种工具
评估孩子的情绪困扰。首先，孩子需要报告在过去一周经历九种负面情绪（如紧张、抑郁等）的频率（1=从不，5=总是）；其次，使用13题的简式情绪量表（Short Mood and Feelings Questionnaire）评估孩子的抑郁症状，以及修订版的25题的儿童显性焦虑量表（Revised Child Manifest Anxiety Scale ）评估孩子的焦虑症状，计分方法同上。
4、数据分析
研究者首先使用
描述性统计分析人口学变量及核心变量
的基本情况，使用验证性因素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评估测量不变性。其次，研究者使用三种方法检验文化社会化模型：使用
多元方差分析
检验中美是否在三个核心变量上存在差异；使用
结构方程模型检验
中美母亲目标的差异是否加强了她们对孩子表现的反应的差异，最终导致孩子在情绪困扰上的差异；使用两组
嵌套的结构方程模型
检验个别路径的强度是否存在中美文化差异。
研究发现或结果
1、中国母亲对于两种目标的重视程度相当，但与美国母亲相比（更多地持有自我价值目标），中国母亲更多地持有自我提升目标。
2、
中美母亲都更多采用成功导向的反应
，但中国母亲比美国母亲更加频繁地表现出失败导向反应。
3、孩子的
情绪困扰会随着时间增加
，但中国孩子始终均比美国孩子经历更多的情绪困扰。
4、“国家——母亲自我提升目标——母亲失败导向反应——孩子情绪困扰（八年级）”、“国家——失败导向反应——孩子情绪困扰（八年级）”、“国家——自我提升目标——孩子情绪困扰（八年级）”
三条间接路径显著
，共解释92%“国家——孩子情绪困扰”的变异，如图2所示。也就是说，母亲自我提升目标和失败导向反应在国家和孩子情绪困扰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而母亲自我价值目标或成功导向反应都不能预测孩子的情绪困扰。
图2 情绪困扰影响因素路径
5、中美在“母亲目标（2）——母亲反应（2）——孩子情绪困扰”
四条路径上的作用和强度是相似的
，例如母亲失败导向的反应在中美两国都预测了孩子的情绪困扰。
总结全文，不足和未来方向
本研究为文化社会化模型提供了支持，丰富了文化塑造个体发展领域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例如母亲的目标和她们对孩子表现的反应是同一时间测量的，因此不能确定作用的方向；其次测量时均采用了母亲自我报告的方法，可能会存在主观偏差；以及样本可能没有完全反映两个国家的异质性。未来的研究需要在此基础上继续改善，例如通过实验操作父母目标来观察他们对孩子表现的反应的改变；在评估父母反应时结合孩子和观察者双方的报告等。
参考文献：
Ng, J., Xiong, Y., Qu, Y., Cheung, C., Ng, F. F., Wang, M., & Pomerantz, E. M. (2019). Implications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Mothers’ Goals for Children’s Emotional Distres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55(12), 2616-2629. doi:http://dx.doi.org/10.1037/dev0000834
推荐：
测评 | 原生家庭对你的影响有多大？
解析作者:wwonderwall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