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研”大家谈·讲座回顾 | 张静：研究型提问：针对点及一般化

2024年9月13日下午，由《社会学研究》编辑部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承办的“社研”大家谈活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北综合楼221教室举行。此次讲座主题为“研究型提问：针对点及一般化”，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静教授主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刘世定教授与谈、《社会学研究》编辑部编辑向静林主持。讲座吸引了众多师生参与，现场气氛热烈。

张静教授专题

讲座伊始，张静教授以过去500年间全球财富格局发生逆转的现象为例，揭示掌握原理性知识的重要性，引出人文传统和社科传统的差异：人文传统偏重“传承”，提问模式是“谁说了什么，是什么意思”；社科传统偏重“解释”，提问模式是“认识到什么新原理，怎样运用于社会”。接着，她对社科研究工作的性质、社科提问特征、社科工作者的基本能力进行了介绍。张静教授指出，社科研究是指向未知的，旨在发现新的社会或行为知识，通过提问修正已知的错误，解决或颠覆谬误，从而形成具有增益性的知识积累。因此，社科工作者需要观察不断变化的实际社会现象，具备发现困惑的敏锐感和在现象与已知知识之间构造关联的能力，并且关注知识的效用。另外，张静教授区分了“解读”和“解释”两种研究范式，认为前者着重界定现象，试图发现具体事实、行为在特定条件下的特征；而后者着重求知原理，好的研究应当更注重“解释”。

张静教授进一步介绍了三种发现问题的模式，分别为“从现象发现问题”、“从理论发现问题”以及“从理论对现象的解释不通发现问题”。其中，她认为第三种模式最为重要、也最易产生有价值的问题。此外，张静教授还归纳出四层发现“提问”的进程：观察现象（Phenomenon）以发现事实，聚焦困境（Problem）以发现存在的问题，提出疑问（Question）以解决困惑（Puzzle），关联理论主题（The Theoretical Issue）以发现上述问题和已有知识的递进关系。而要与已有知识发生联系，则需要通过“拎出困惑（Puzzle）”来实现。张静教授将困惑（Puzzle）分为五类，分别为违背常识、存在矛盾、机制不清、解释无力和事实根据已经消失或发生变化。她认为，提问有不同指向，而问题侧重点的差异又会影响到最终的研究产品。研究者需要用问题引领材料组织，这样能够让材料的价值得到提升，让经验和理论相互联结，并使得特殊性问题有机会过渡到一般性问题。研究者还应当注重“一般化提升”，用特殊的材料来试图解答更具一般性的原理。因此，好的研究问题是从现象出发，但实际针对点是知识问题。最后，张静教授简要阐述了个人经验、社会伦理对发现问题与提出问题的影响。

刘世定教授与张静教授

短暂休息过后，刘世定教授在张静教授的分享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很多研究仍然停留在“解读”的阶段，局限于描述特征而没有论述变量间关系，这实际上更偏向于一种“自我定义”。就“从理论对现象解释不通来提问”这一模式而言，刘世定教授指出这或许是原先的理论就存在漏洞，社会学尚未像经济学那样经历学科逻辑与概念的精确化过程。在这一意义上，他将社会学形象地比喻为“混有杂质的富矿”，认为如果研究者能进行有效的清理，将会拥有更多的收获。

张静教授进一步补充，认为研究之所以没有进入到“解释” 阶段，是因为研究者在研究开始的阶段就缺少这一意向，更深层的原因则是研究者的社会科学训练存在不足。社会科学研究者是在两个世界当中工作，一个是纷繁复杂的生活世界，另一个则是抽象的分析性世界，一名受到良好训练的研究者应该能够在这两个世界中进行穿梭。她提到，刘世定教授多年来带学生一起做理论建模（Model），这样的研究就已达到了分析的层次，这在学术训练中是非常关键的部分。

刘世定教授认为，要从经验到理论建模，主要依靠的是思维习惯。研究者要对现象进行抽象化处理，提出关于变量关系的假设，讲清概念和逻辑，并努力阐明变量关系的前提条件。他指出，研究者在提出问题、做出猜想时，需提升对前提条件的敏感度。

接下来，张静教授谈及了她对“寻找经验与理论之间的差异需要何种能力”这一问题的见解。她认为首要的是抽象能力。抽象的能力，以及基于抽象能力的概念化是理论建构的基础。另外，研究者需要阅读、理解大量理论，不仅要学会“抽象”，还要能用抽象性原理来解释纷繁复杂的现实。研究者对理论有更多的认知，便能对社会现实具备更多敏感度，看到更多别人看不到的事实与道理。

最后，刘世定教授分享了如何通过比较来寻找差异性。他强调，要在进行比较的同时就实行抽象，只有这样才能设定进行比较的维度。有研究说“中美比较”，这便不属于社会科学意义上的比较，因为两个国家都是复杂的，只能在限定条件下进行比较。相反，费孝通先生的云南三村案例研究在理论维度上完成了提炼，这是较为优秀的比较。因此，比较和抽象实际上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研究者在进行调查实践的时候就要有意识地进行训练。

现场提问

现场交流环节，来自不同专业的三位同学向两位老师提出了问题，张静教授和刘世定教授都一一进行了解答。有同学提出，部分有关本土现象的研究似乎已经进入“一般化提升”的流程中，但却最终将解释因素归结为“一种特殊的中国文化”，这既无法进行证伪、也难以进行对话，那么我们该以怎样的态度来对待这些研究呢？

刘世定教授认为，这类研究确实走了“一般化”的程序，但没有达到足够的抽象度和分析性。他指出，文化是一个容纳太多东西的框架，具体而言可以分解为偏好、精神氛围或非正式规范等要素。当研究者试图用文化这样混沌的整体去解释另一个现象的时候，往往会陷入一种“同义反复”。因此，我们需要先将概念进行拆解，然后才能进行对话。

张静教授对此表示赞同。她坦言自己虽然很关注文化现象，但对于“用文化来解释差异”这一做法始终保持谨慎。原因在于，文化处于变化当中，一个时期的文化难以解释另一时期的现象。另外，我们所认为是文化观念影响的那些现象，实际上是随着人们的“生存”境遇而变化的，人们往往会抛弃那些对生存不利的文化。张静教授强调，这并不是说要否定文化的重要性，而是要思考文化能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解释现在以及未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