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吴 双
在中国现行的学术考核体制中，翻译不算分量很重的成果，甚至压根不算工分，搞翻译似乎是浪费时间。不过，虽然学术首先是一种混饭吃的职业，讲究投入产出比，但学术行业的从业者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不那么功利的学术兴趣和追求，这本译作就算是其中之一——之所以花费很大精力翻译这本书，源于它对我个人的智识启发。如今译稿付梓，终于可以把一些个人体验分享给读者。不过，这里先交代一些翻译上的问题。
首先是本书的核心词汇hegemony的译法。在本书的姊妹篇《原霸》的前言中，安德森将葛兰西的《狱中札记》称为“或许是关于hegemony概念最重要的一套作品”。[1]Hegemony在中文世界的通行译法是“霸权”。微妙的是，在中文马列主义文献中，hegemony一般翻译成“领导权”，即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换言之，中文世界的“霸权”和“领导权”在它的原产地欧洲其实是同一个词——在英文中是hegemony，在俄文中是Гегемония，在意大利文中是egemonia。[2]
Perry Anderson
The H-Word: The Peripeteia of Hegemony
（原霸：霸权的演变）
London: Verso, 2017
这就不可避免涉及hegemony概念演变的历史。根据安德森的分析，hegemony概念源于古希腊语ηγεμονία，指城邦联盟中的霸主城邦与其他城邦之间的关系。一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个古典词语才被普列汉诺夫、列宁等俄国革命者发掘出来，用于分析革命斗争中无产阶级与其他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从而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葛兰西的贡献在于，他将诞生于俄国革命语境中的hegemony概念应用于思考在西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西欧的社会形态完全不同于俄国，不能简单复制俄国革命的经验。俄国仍然是一个封建国家，资产阶级力量比较弱小，俄国革命者面对的敌人主要是千疮百孔的封建沙皇，而西欧的资本主义远比俄国发达，西欧革命者面对的敌人是远比沙皇强大的资产阶级，因此需要截然不同的革命策略。由此，葛兰西运用hegemony概念去分析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态以及资产阶级权力的结构，提出了国家（State）与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强制（coercion）与同意（consent）的分析框架。
葛兰西用同一个词hegemony分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权力，而hegemony又对应“霸权”和“领导权”两个中文词汇，于是带来一个翻译上的难题：中译本到底是将hegemony统一翻译成某一个词，还是根据不同语境翻译成不同的词，还是干脆保留原文呢？考虑再三，我决定，在只涉及资产阶级的地方，翻译成“霸权”，比如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霸权；在只涉及无产阶级的地方，依照中文经典马列主义文献的译法，翻译成“领导权”；在一般意义上谈论hegemony或者同时涉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地方，则同时列出hegemony的两个中文含义“霸权/领导权”，并每隔一段距离用括号注明原文。这一点，请读者务必留意。
安东尼奥·葛兰西
其次是两个重要概念war of manoeuvre和war of movement的译法。本书将war of manoeuvre翻译成“运动战”，为了区别，war of movement则翻译成“机动战”。其实，从字面上讲，manoeuvre比movement更书面，应该翻译成相对书面一些的“机动”。不过，考虑到war of manoeuvre在本书中出现的频率远高于war of movement，而且作者交替使用这两个词，意思完全一致，所以我决定采用中文文献中更常见的“运动战”对应出现频率更高的war of manoeuvre，用不太常见的“机动战”对应本书中出现频率更低的war of movement。也请读者注意。
此外，还有必要说明几个体例和格式问题。原书脚注中引用的文献，绝大部分都没有中文译本，为了方便读者查找出处，本书脚注保留了文献的作者、标题、版本、刊物、页码等信息的原文。大部分人名，本书都在译文后用括号注明原文，但有些非常著名、有通行中文译法的人名，比如Walter Benjamin，中文译名后则省略了原文。
交代了以上内容，现在可以谈谈这本书对我的启发了。大约在博士三年级时，我看完了这本书，收获很大。安德森的很多分析，不仅回答了我长久以来的一些困惑，而且成为我思考问题的基本方式。
《安东尼奥·葛兰西的二律背反》给我的启发，首先是方法。在学术研究中，一种很常见的倾向是，专门研究某位思想家的学者，往往会最大限度地“善意理解”这位思想家，致力于将他的理论“说圆了”；一些走得更远的学者，会在思想家的理论出现明显的模糊、不一致甚至矛盾，以至于研究者很难替思想家“圆场”时，认为思想家必定藏有深意，是后人和读者不理解思想家的巧妙安排或良苦用心，而我们的任务，就是找出思想家作品蕴藏的深意。
安德森则针锋相对提出，这种整个思想史上普遍存在的倾向预设了一个错误的前提：任何伟大思想家的思想必然既庄严深刻又连贯一致，研究者的最高任务是证明思想家根本的内在统一性。但现实经常恰恰相反：一个真正原创的思想家通常会表现出显著的结构矛盾，他的作品中往往存在大量的模糊、滑动、断裂、缺失、不一致、紧张，甚至矛盾，试图将思想家的理论“说圆了”，人为地强加或提炼某种并不存在的统一性，只会简化和扭曲其理论的本来面貌，堵塞那些本来值得进一步挖掘的缝隙和空间。
Perry Anderson, The Antinomies of Antonio Gramsci,Verso,2020
在安德森看来，存在模糊、不一致以及矛盾，并不意味着思想家的水平不高，他作品的缺陷，往往是高度原创性的代价或副产品。安德森分析说，诸如马克思、列宁、葛兰西等高度原创的理论家通常都要经历相同的命运：必须运用那些为不同目的和时代而设计的旧词汇或曰“承袭语言”（inherited language），去处理全新的问题，建构全新的观念，而这又会掩盖与偏折它们旧有的意思。正如马克思不得不运用黑格尔和斯密的语言去思考自己的创新之处，列宁不得不运用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的语言去思考自己的创新之处，葛兰西也不得不在克罗齐和马基雅维利提供的陈旧且不足的语言装置内生产自己的理论。换言之，正是因为原创思想家处理的是前人没有处理过的新问题，而他们又不得不运用陈旧的概念和理论工具，无法完全覆盖自己关心的问题，无法精确表述自己的观点，因而经常会发生思想家本人也没有意识到的模糊、缺失、滑动、断裂乃至矛盾。分析思想家的局限，并不会损害他的形象，反而能展示原创思想家踏入那些前人未曾涉足的未知领域时的艰难与蹒跚，更重要的是，发现那些值得后人进一步挖掘的缝隙与空白。
其次是这本书对欧洲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统治结构以及在资本主义核心地带夺取权力的革命策略的精辟分析。安德森对葛兰西的《狱中札记》进行了细致的语文学（philology）分析，我们这里不必深究细节。大体来说，葛兰西认为，欧洲资产阶级的hegemony包含两个关键要素：强制（coercion）与同意（consent）。一方面，欧洲经过两百多年的工业化和国家建设，形成了一整套强大成熟的国家机器，拥有组织完备、能触及每个国民的官僚队伍以及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军队和警察，建设了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交通网络，国家机器可以迅速动员并将暴力投送到全国任何地方，镇压革命，因而具备强大的强制能力。另一方面，欧洲资产阶级早在封建时代，就开始积累财富，酝酿自己的先进文化，经过几百年的积累，欧洲资产阶级已经发展出了成熟发达的市民社会。在葛兰西看来，在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家只是“外层壕沟”，市民社会才是“强大的堡垒和工事系统”，它复杂的结构可以为国家抵御重大的政治或经济危机的震荡。拥有财富、教育、自我组织能力与闲暇的欧洲资产阶级发展出了精致发达的文化，将本阶级的特殊利益包装成全体国民的普遍利益，掌握了文化优势（cultural ascendancy）。相比之下，贫穷、缺乏教育和闲暇去发展自己文化的无产阶级，反而心甘情愿被资产阶级的文化俘虏，处于意识形态上臣服（ideological subordination）的地位，使资产阶级得以进行基于同意的统治（rule by consent）。
《狱中札记》意大利文版（四卷本）
更关键的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本身不仅仅具有强制功能，它同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指出，历史上所有的统治阶级通常都得到了被剥削阶级对自己遭受剥削的同意，那么，资产阶级hegemony中的同意有什么特殊之处呢？根据安德森对葛兰西的分析，资产阶级hegemony中同意的新颖之处在于，它采取了大众信仰的基本形式，让大众相信自己在现有的社会秩序中行使最终的自决权。正是在这里，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扮演了关键角色：它能制造“组织化的同意”（organised consent）或曰“制度化的大众同意”（institutionalised popular consent）。在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下，定期举行竞争性选举，让人民以为自己参与了政治，上台的统治者经过了自己的同意和授权，是自己的公仆和代表，因此，人民服从的法律是自己同意授权的代表和公仆制定的，于是，人民最终不过是在服从自己制定的法律。资产阶级并不像过去的统治阶级那样宣称自己拥有某种本质的优越性，有资格成为统治阶级，而是宣扬所有公民的民主平等，使人民不相信任何统治阶级的存在。这就用法律上自由和平等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根据对生产资料的不同获取机会，将所有人分配到不同社会阶级中的阶级不平等。因此，资产阶级国家“代表”了从社会阶级中抽象出来作为个体和平等公民的全体人口，它向劳动群众展示了，他们在市民社会中不平等的地位，在国家中似乎是平等的。议会每四五年选举一次，作为民意的主权表达，将国家的虚构统一性（fictive unity）反映给群众，就好像它是他们自己的自治政府一样。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在法律上的平等，掩盖了“公民”内部的经济分化以及大众完全被排除在议会运作之外的现实。因此，议会制国家构成了资产阶级所有其他意识形态机制的中枢。
但是，安德森指出，最终，资产阶级国家的意识形态功能要以武力作为后盾。议会民主制的正常运行，根本上依赖于资产阶级国家对合法暴力的垄断。在日常状态下，资产阶级hegemony中强制和武力的一面隐而不现，一旦形势发展到危及资产阶级统治的紧要关头，强制和武力就会走向前台，毫不手软镇压革命，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说，一旦失去暴力，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系统将立刻变得脆弱。而有了暴力，这个系统就变得非常强大，强大到可以貌似“没有”暴力。可见，资本主义核心地带的革命者面对的敌人要远比资本主义薄弱地带的敌人强大，他们不仅掌握了更加强大的暴力机器，还有远为强大的文化霸权，也就难怪那里的革命都失败了。这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像俄国与中国这样的工业化滞后、资产阶级力量较弱的国家，才成为全球帝国主义体系的“薄弱环节”，成功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英]佩里·安德森：《葛兰西的二律背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