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少时，楼上有位阿姨，是我爸一位同事的太太。
那位同事叔叔身长180公分，在无锡上一辈，算得是高大魁梧的，太太则高达182公分。
为人豪爽，声音洪亮，性子暴躁，宠爱她家的孩子，但凶起来也不管，该骂就骂，一骂起来，整栋楼听得见。打牌输了会骂脏话，但最后赢了钱，一高兴，会掏钱请大家吃宵夜。
我小学六年级时，打篮球。她看了，就叫我去当时无锡的老体育场，某个室内馆打球，“别老在水泥地打”——她当时在带无锡某个系统的青年女篮。
我得以跟女篮小姑娘们一起训练了段儿。印象深的是：那会儿，小孩子打球，都爱耍些华而不实的运球招式，而女篮姑娘们就是扎实的：跑位、传球、基本不运球、三八式中投刷刷地空心。
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专业篮球”是怎么回事。
我问过这位阿姨退役的心情，她约略说法：
“能退下来，就挺好了。”
因为她那时代的运动员，训练苦，工资拖，伤病重。球员要退役，意味着得安排工作，落实福利，一整套手续。
所以许多领导，都是宕着球员，不让她们退役，也不让她们打球。训练还是训练的，补贴啦、工资啦，那就时不时的了。
最后她能够退役，还安排上工作，相夫教子，她觉得很幸运。退役了，她蛮高兴的。
“运动员太苦了！太苦了！你个小孩子不晓得！”
很多年后，我在劲爆体育做篮球解说嘉宾时，跟张大维老师提起过，“我楼上有这么位阿姨。”
张老师：“啊！是江苏女篮以前的谁谁谁！二中锋！借调过到国家队！我记得，我记得！”
原来那个煤气罐可以随便扛二楼、骂起儿子来全楼都听到的阿姨，以前还曾经是国家队边缘的强大内线呢？
“太苦了，太苦了，能退下来就挺好了。”
三年前，我在康定，见到我一位长辈的女朋友。按辈分，我该叫她阿姨吧？
阿姨成都人，原来是武术队的。她认得张晋——《一代宗师》里的马三，蔡少芬的先生——说起张晋，她说，该叫师兄。
她信佛，但进了佛寺，却不能拜佛：因为膝盖已经伤了，不能久跪，跪了很难起来，龇牙咧嘴。
她功夫还在，偶尔给我们摆几个花式：漂亮，干脆，利落。
“就是膝盖不行了。”
她人极勤快，当时大家住在一位师父家里，自己做家务。她总是率先做，真的闲不住。性格爽快洒脱，动作干练潇洒，我很佩服。
她说，虽然受伤，但以前的运动生涯，不后悔，因为确实自己投入进去了，也练出东西来了。功夫有没有，自己晓得。
但是能退下来，她还是很高兴的。
她说，她年轻时，跟省队训练啊，出去比赛啊，大家都很苦。越是下面的队伍，教练越土，越给你硬上训练量，不休息。受伤了，就吃各种药止疼。
许多队员受不了，偷偷哭，领导都不许，看见就骂。
要退役啊，可是身份编制什么的，要转，特别麻烦。各部门来回推。
她最后退下来，是我那位长辈——他搞法律这行的——帮忙，完善了一些手续，才干干净净地退了下来。
我问过她，有没有舍不得运动场上的辉煌？她说练武术这行，其实很看评委和观众，所以很懂得怎么打动评委和观众。久而久之，就习惯了。所谓辉煌，就看得淡些。比如，我们觉得现场掌声很令人陶醉时，在他们看来，只是训练结果的一部分。
她的说法是：
在队里的时候，就大概明白，所谓出风头啊什么的，都不那么真；所以退了，也没什么。
怀念还是怀念的，就是没许多人想象的那么怀念。
毕竟在国内，运动员，尤其是女的，太苦了。
成功运动员与普通运动员，所处的世界并不同。
今年夏天，我在巴黎有幸跟了罗贝尔-皮雷四天。我问了他许多关于阿森纳的问题。最后一天，我问过退役的说法。皮雷承认说，“有名的运动员都不想退役，都会下意识地延长自己的职业生涯。”
因为，“大多数职业运动员是因为爱才投入的，生活大部分时间都投入进去。所以一想到要退役，就觉得要死了似的。许多运动员退役后做运动相关的事，倒不一定多挣钱，主要是跟这行靠边，觉得自己做着这行，还活着。”
——这就是成功运动员们的想法。
然而广大的基层运动员，最终离开时，还没法伤春悲秋。他们在思索的是一些基本的问题：生活、健康、单位、编制、福利、医疗。
我以前写过，我在上海做解说时，有幸和陈德春老师搭档。他老人家以前是上海男篮的，退下来之后，也帮忙带带青年队，住得离我家不远。某次我出门买菜。看见一个巨大的身影，两米多，骑着自行车，简直像骑玩具车似的，在菜场边溜达，正是他。我跟他聊了两句，他很慈祥地继续去买菜了。我当时想：得。陈德春老师这种业界大拿、前辈高人，都这样大隐隐于市啊。
但回头细想，也有一层意思：我们上一辈运动员，许多退下来，也没得到与他们的辛苦相对应的辉煌、荣誉与待遇。
尤其在国内，职业化尚不完备的情况下，许多普通运动员，除了回忆生涯偶尔的辉煌外，剩下就是：
“太苦了；能退下来，就好”。
以及，其他各行各业，许多我们并不认识的人回家，都做如此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