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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维明 | 诗人与文士:王阳明的青年时代

三联学术通讯  · 公众号  ·  · 2019-09-03 09:20

正文

与多数有关王阳明的作品着力讨论其哲学思想的内涵不同,杜维明的《青年王阳明——行动中的儒家思想》重在考察阳明思想形成的岁月,包含了大量的精神和学术的游历。书中展现出阳明人生有着普遍的启示意义,他通过真诚的努力,想实现一种人格理想,以超越社会和历史的限制。


*文章选自《青年王阳明——行动中的儒家思想》(三联书店,2017)第一章“探寻”,标题为编者所加。


青年王阳明

行动中的儒家思想

杜维明 著 朱志方 译

定价:30.00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




诗人与文士

王阳明的青年时代


明代的优秀人物中,少年时诗才敏捷者并不少见。有这种才能的人不只是文学家。事实上,任何一个早熟的少年都被寄予这种希望,他们后来可能成为学者、哲学家、政治家,甚至成为将军。创作严守格律的诗词的技巧,是社会化过程的一个重要部分。要想完全成为这种文化的一分子,就必须精通诗词艺术。少年守仁吟诗作词的非凡才能,一定得到了明代社会文化界的好评。然而,守仁作诗的惊人才能,同时显露他所具有的还不仅仅是语言上的天赋。现在能找到的他的一些最早的作品,表明他有深刻的思想见解。即使我们承认后来刊印时可能做过一些修改,这些诗歌仍然表现了不寻常的自我意识的深度。


他的《年谱》报告说,有一次他的祖父同友人在北京金山寺宴饮后有所感触,想吟一首诗,但开头第一句就颇费周折。时龄十岁的守仁就站在他们旁边。他不假思索就吟成一首动人的诗:


金山一点大如拳,

打破维扬水底天。

醉倚妙高台上月,

玉箫吹彻洞龙眠。


毫无疑问,这首诗有几个短语有很深的仿效痕迹,守仁可能把它们牢记在心里,好在这样的场合下一显身手,但结果仍然是诗歌意境的巧妙构思。那位同阳明的祖父一起亲历这一激动人心的事件的友人,显然也是个中老手。似乎是为了考验这位男孩的真正的诗才,他要求阳明再作一首诗。这一次他自己定好的题目:“蔽月山房”,他大概是指着他们聚会的那所房子出题的。守仁应邀即席吟咏,作出了另一首优美的诗:


山近月远觉月小,

便道此山大于月。

若人有眼大如天,

还见山小月更阔。


这首诗近来在中国还有学童在背诵。它反映了作者良好的透视感和用平凡语言表达不平凡观点的高超技巧。如果前一首诗还有所造作,后一首则完全是自然天成。它以简洁流畅的言辞透露了一种艺术观念,它的完美似乎全是唾手得来的。


从表面上看,守仁在掌握文学语言上的聪慧,似乎表明他幼年不会说话的缺陷发生了质变。但是,把赋诗的洞察力同口语能力等同起来是一种误会;他即席赋诗的能力同他不能流利交谈的弱点本来是可能并存的。他具有默见的天赋,这表现在他能够捕捉自然的美丽或人事中激动人心的瞬间,并以引喻、隐喻和暗喻的形式简洁地表达出来。这种能力通过浸润于大量高度提炼和模拟的文学词句而养成。要获得这样的知识,日常交谈并不特别重要,更重要的是阅读诗词韵脚、格律方面的图书,研究伟大的诗歌,并随时吟诵倾听好诗妙词,拣取其中有感染力的词句。


这种通过范例学习的方式,有着许多深远的含义。在某些方面,这是对权威的完全驯服。跟着成年诗人的步子走,意味着对他作诗方式的基本信任,并不做细致的分析。观察成年诗人,仿效他作诗,学生就在无意中抓住了艺术的规则,包括师傅没有意识到的那些规则。只有愿意全心全意地模仿别人的人,才能够吸收这些隐含的规则。对于初学者,储存诗歌知识是一个现成的传统,他必须不加批判地投入其中才能够成为它的一员。然而,由于这种知识是不能明确叙述的,因此要达到诗歌艺术的准确表述这一理想,可能性是很小的。当然,像李白(699—762)、杜甫(712—770)这样一些唐代大诗人的作品被看作楷模,但是在15世纪以李白和杜甫的风格去写诗,只会停留在“形似”的水平上。其实,诗歌遗产包含着极大的弹性,引入新见的可能性是极大的。要成为这个传统的继承者,要依赖于在严格的格律形式内发挥想象的能力,同样也要依赖于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



守仁的早期诗作,表明他到十一岁的时候已经具有了这种才能。他能运用有限的词汇写出优秀的诗歌。这种早熟表明了他的机敏。对于一个研究明代思想的学者,还有一点也是很重要的:这些诗表明他所关心的,除了作诗的艺术之外,还有更深刻的东西。这种关心表现在上面所引述的那段逸闻的结尾:守仁作完了第二首诗,友人大为惊讶,他向守仁的祖父表示祝贺,并预言这位少年才子有一天将会名扬四海。而守仁则回答说,文学上的成就只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再一次使那位友人惊讶不已。


应该注意到,明代学人之所以极其看重文学技巧上的成就,科举考试——即使不是进入官僚系统的惟一渠道,也是常规的渠道——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精熟这些技巧。在中国社会中,学者—官员的身份早已被确立为最受尊敬的地位的象征。由于这个理由,每一个有抱负的青年都认识到他需要通过科举考试。由于试卷的评分标准主要依据作文章的形式和风格,所以文学技巧高超的文章容易被看中。因此,说某人具有使用文学语言的才能,就等于说他成为学者—官员的机会很大。


具有漫画意味的是,虽然守仁作为一位文学天才名声很大,但这并没有使他成功地踏上仕途。虽然他在1492年二十一岁时通过了乡试,但他在1493年会试落第,1496年再次落第。没有进士及第,就几乎没有机会做官。他的举人学位至多能在他的家乡为他提供一些权力和影响。守仁在考试落选之后安慰其他落选者说:“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然而,他所受到的社会压力一定是非常巨大的。即使对于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他自己能够释怀,他也很难面对他的家庭;特别是他的祖母,她只能以非常简单的方式来理解他的学业。他父亲在科举考试上的非凡成功,一定是一个令人痛苦的对比。更有甚者,他还得面对父亲的朋友和那些高度评价他的文学天赋的人。据说,第一次落第后,大批的官员和名流涌入他的住处来安慰他。


这部分地说明了守仁何以急迫地需要证明,他在考试中不尽如人意的表现并不是由于他在文学技巧方面有任何严重缺陷。下面这段逸事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守仁所面临的复杂处境:


宰相李西涯戏曰:“汝今岁不第,来科必为状元,试作来科状元赋。”守仁悬笔立就。诸老者惊曰:“天才!天才!”退有忌者曰:“此子取上第,目中无我辈矣。”


这个故事的结尾说,三年后守仁第二次参加了考试,那些当时在场目睹了守仁显露惊人才华的人故意把他压了下来。然而,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实际上阻挠他进入仕途的是什么,而是在他遭到失败之后,为什么那些身居高位的学者—官员依然那么器重他。


李西涯(1447—1516)的出现是一个关键。更多的人知道的是他的本名李东阳。李西涯当时不仅占据明代官僚系统中最有权势的三个职位之一,而且他在朝廷中还有文人领袖的地位。高高在上的地位,使人们常常把他与杨士奇(1365—1444)相提并论。杨士奇以前曾在京城的官僚和文人圈子里居支配地位达十数年之久。守仁的才能引起了像李西涯这样的名人的注意,大概得益于他的父亲的影响,但是他在文人之中作为一颗新星的名声也一定起了重要的作用。无疑,守仁虽然失去了少年做官的机会,但他至少显露出他在吟诗填词方面才华出众,对于那些真正能够欣赏诗词艺术的人,这种才能意味着很多东西。


我们已经指出,在明代社会中,文学技巧的重要性主要是由于科举制度。然而,如果由此得出结论,以为希望科举及第是明代文人提高他们的艺术技能的惟一动因,那就会引起误会。事实上,作为一种文学表现形式,诗词受到学界精英的极度钟爱,这样的成就常常作为公共事件受到赞赏。明代文人作诗,不仅抒发他们的内心情感,而且记录重大事件、传达人事信息。对于一个有成就的文人来说,他的诗作在他活着的时候就被仰慕者刊印,得到更广的传播。这样的事并不罕见。虽然如此,他的作品从整体上说并不以发表为目的。大量的诗词可能是为朋友作的,或者是应他们的要求作出来赠送给他们,或者是用来交换他们的作品。就作品交换来说,有关的诗作往往使用同样的格律并吟咏同类的主题。一首激发朋友的想象的新诗,可以被“和”多次,于是就产生了“知音”者之间的连续的对话。对于明代文士,诗词是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流的最微妙的形式之一,是培育友情的备受注重的途径。


第二次会试落第后,守仁回到余姚。那年他二十四岁。他在龙泉山的一座寺庙组织了一个诗社,既当消遣,也当是自我训练的一种方式。龙山寺与守仁的父亲有着丰富而密切的联系,人们常常称他为龙山先生。诗社的老一辈社员魏瀚是一位退休的布政使,守仁父亲的传记作者,与王家几代人有交谊。有一次,守仁陪同这位当地名士作徒步旅行。他们登上龙泉山,下棋对弈,还要作一首长诗;每个人轮流出诗句(联诗)。结果好诗句都出自守仁的笔下。于是,这位由于诗风强劲而备受称颂的老先生,承认守仁的诗才更高。


甚至在1499年第三次会试进士及第、进入仕途之后,守仁的诗词技能仍在继续提高。虽然他的日常时间更多地用于处理政务,实际上,他的文学活动得到了进一步拓宽。守仁在京城担任过几种官职,奉命到几个省区办事,然后于1502年回朝廷复命。那时他的主要职责是阅读和起草标准化的政府文件。在担任低级官职期间,他再次做了系统的努力来提高他的文学水平。除了继续研究中唐诗歌之外,他开始分析“五经”的文学风格,并仿效先秦和汉代的杰作。据说,他的自强不息的热情使他的父亲大为担忧。父亲出于对守仁健康的关心,命令不许夜晚在屋子里点灯。但是,只要这位一家之主一入睡,守仁就又去阅读写作了。


王阳明画像


这时阳明三十岁。从表面上看,他孜孜不倦地努力改进早已得到称赞的文学技能,似乎与他的仕途没有直接的关系。其实,他投身于文学,可能反映了他作为一个政府官员的困窘。他那时写的诗,常常抱怨他在担任官职时行动自由受到限制。他羡慕无拘无束的道家和不理俗事的佛家。他的诗作表明,这种态度与他自己被“安排”在高度牢固的社会结构之中不无联系。然而,虽然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守仁对文学技能的修养与他的升迁希望有直接的联系,但这似乎与他渴望社会承认有密切关系。这一点只有在当时的文学背景之下才能得到最好的理解。


我们在前面说到,自从在7世纪确立科举制度之后,写作程式化文章的能力不仅是踏上仕途的前提条件,而且是官吏生涯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文学实践的变化有着丰富的政治含义。北宋时期欧阳修(1007—1072)领导的古文运动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表明新文学风格的出现与新政治意识的兴起是相互影响的。15世纪的形势只不过是这个不断重现的论题的一个翻版:由于文学技能成了评判政治能力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标准,所以文学风格上的显著变化一定会导致不同的选拔官员的标准。


1502年,守仁积极参与了一场文学运动。这场明代运动的政治意义即使在声势上比不上欧阳修的古文复兴,但在精神上却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守仁在这场运动中是锋芒初露的领袖之一,他与一个文学团体的“四才子”有密切联系(后来历史学家把这个团体称为“明初七子”)。他们是李梦阳(献吉,1475—1531)、何景明(仲默,1483—1521)、徐祯卿(昌国,1479—1511)、边贡(廷实,1476—1532)。这个团体主要由二十来岁的低品级官员组成,他们倡导在写作和评价文学作品的基本原则上做重大改变。他们力图不以革命者的面貌示人——他们建议返回到先秦和汉代的简朴的散文模型和中唐注重表现的诗歌风格——但是在表面的复古主义之下是一场巧妙的反抗斗争,他们反对的是自明朝建立以来在学者—官员之中占上风的文学潮流。


去追寻所谓台阁传统的发展显然超出了本书的范围。我们只需要指出,在八十多年的时间里(1403—1487),支配京城文学景观的是宫廷文学形式,表现了皇朝上下的圆滑风气。这个传统的诗歌和散文,充满了华丽的辞藻和过多的典故,过分注重格式和韵律。事实上台阁体的领袖人物全都来自官僚系统的最高层。台阁体的设计师,如杨士奇、杨荣(1371—1440)、杨溥(1372—1446),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被称作“三杨”,都曾担任过宰相,用他们高高在上的眼光来看世界。



这些年轻文人提倡回到古人那里,其实是提出,文学关心的对象要从深宫内院转移到外部世界。他们要求文学摆脱上层官僚的审美趣味,反映战争、苦难、死亡等残酷的现实。他们为传播自己的观点所采取的一个策略是,激烈攻击名相李东阳的作品。虽然李东阳的荼陵体与台阁文风有所不同,但是他们认为他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都是那个陈旧学派的发言人。说守仁和他的同道所发扬的文学观念旨在摧毁既定的秩序,这种意见未免有些牵强。不过他们向长期受推崇的偏重华丽辞藻的文风开战,却几近于政治抗议。虽然这种异端也起源于宫廷台阁内部,但是它体现了那些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却又处在权力与影响中心之外的人的感受。他们对李东阳文体的批判是几年后他们激烈攻击当朝宰相的预兆,他们把他对权宦刘瑾的退让态度解释为对人格操守的背叛。


守仁反对刘瑾的斗争将在后面详细讨论;不过,在这里我们要指出,他决定站在反刘瑾斗争的前沿,似乎是由于周围的人所形成的社会压力对他产生了影响。在年轻文人与李东阳一代的学者—官员群体之间,有可能存在着严重的代沟。守仁采取的抗议方法不同于他父亲的容忍和退避的方式,以至于他父亲费了很长时间才发觉儿子的真实意图。由于与“七子”的文学运动结盟,守仁与父亲及其他上层宫廷政要的感情联结很有可能变得非常紧张。


1502年秋,守仁辞职,回到他的故乡。据说,他得了“呕血”病。这是一种肺结核病。他的主要传记作者黄绾说,守仁为了提高文学技能而日夜攻读,是他得病的主要原因。然而,《年谱》所讲的辞官理由完全不同。上面说,由于京城的朋友们对他失去了魅力,于是他决定放弃仕途,也放弃他作为文人的志向。他说:“吾焉能以有限精神为无用之虚文也?”这位政治家似乎与他两年来积极参与文学运动的活动产生了冲突。然而,仔细考察这场运动之内的政治因素,将提供一些线索。


根据明代文学史,“七子”之中有许多纠纷。仅仅李梦阳对何景明的敌视,就导致了几起因嫉妒而产生的令人痛心的丑恶事件。我们知道,守仁本人也有文学竞争的技能。他在李东阳面前的出色表现,联诗竞赛时在遣词造句的感染力上胜过魏瀚的非凡能力,就是两个突出的例子。渴求在这场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的热望,也许促使他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放在培养卓越的文学风格上。然而,据说他在京城的朋友中争取文学声誉的奋斗使他饱受折磨。


对于守仁来说,文学技能并无多大的内在价值,但可以用来促进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变革——这种观点同韩愈的教导相合:文学是载道的工具。然而,当时守仁所关心的是非常具体的用途,特别是在实践政治领域。其实,他参与“古文”研究既是一种自我修养的形式,同样也是一种政治活动。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当他发现他的朋友们为了自己的私利从事文学竞争时,他从迷梦中醒来了。他失望不是针对复古本身,而是针对进行复古运动的思想框架。从他的实践视点看,“七子”的强烈反抗同台阁体的保守主义并没有显著的区别,一样是过分强调读书和背诵,把大量的时间耗费在措辞、韵律和典故的选择上。如果这些年轻的文人不能在社会政治的基础上为他们的斗争做论证,那么他们能够取得的最大成就也不过是文体的变化。虽然在理论上有深远的含义,但这种成就是很难有什么用处的。因此,促使守仁切断同那场文学运动的联系的原因,可能是他渴望更具体地参与政治事务,而不是需要退出文学竞争。然而,脱离文学运动并不需要他放弃官职,因此生病很有可能不是他离开京城的惟一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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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维明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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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9787108043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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