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部印度电影，在中国火了，片名叫「摔跤吧！爸爸」：
影片中的父亲迫于生计，放弃了摔跤的理想。所以，他把拿金牌的期望，放在自己未出世儿子的身上。
可惜他前后一共生了四个孩子，全是女儿。
于是，他开始陪着女儿练摔跤，把夺金的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
在那个男权至上的印度，女性的价值只有出嫁，所以影片中父亲的行为，免不了受到众人的歧视和嘲笑。
在这部电影中，反抗着荼毒女性千年之久的桎梏，动摇着整个印度民族的传统文化，在某天，它会改变这个国家。
这令我想起曾经的韩国，有一所名为「慈爱」的聋哑人学校。
但这儿的老师却并不慈爱——他们官商勾结，行贿受贿，为富不仁，强暴学生。
聋哑人孩子们无法开口说话，所以当老师实施性侵时，他（她）们无从反抗，只能默默承受：
幸而，有位良心未泯的外来老师，带着孩子们，把禽兽教师一并告上法庭。
但谁料奋战到最后，法律却败给了权势与贿赂。这群罪犯，竟无一人得到惩戒。
再后来，这件事被改编成电影，名为「熔炉」：
影片一出，全韩震动，在舆论压力之下，当局被迫重审当年那起性侵案。
并且，韩国还通过了名为「熔炉法」的法案——
它保护着无数孩子，免受耻辱的侵害。
这两部电影品质上乘，观众无数，取得过卓绝的票房，所以，它们才有力量影响本国的思想，乃至根基。
——那么，与这两国毗邻的中国影坛呢？
这些年来，中国的院线电影充斥着无关痛痒的商业片。
别人电影里，有深沉悲恸的绝望，来自底层的嘶吼，而我们的电影，却只有一堆堕胎分手搞小三的青春片、爱情片、魔幻片。
在别国电影艺术日渐璀璨的当下，中国观众只能一次次感叹：他们有改变国家的电影，而我们有改变电影的国家。
真的是国家改变了电影吗？我认为不是，甚至不怪导演，不怪明星，不怪一切制度，要怪，就怪我们观众自己。
中国观众走进电影院，往往不是为了电影本身，而是为了一起看电影的爹妈／亲戚／哥们／闺蜜／男朋友／女朋友／相亲对象。
所以，我们并不在意电影的质量，只会管它够不够火、女神鲜肉够不够多。
如此一来，片方根本无需打磨剧本，只要把广告做足，把明星请对，自然有源源不绝的观众涌进影厅，至于口碑，谁在乎呢？
这是一个浮躁功利、娱乐至死的时代，我们嘴上挂着轻浮的情怀，手里埋葬着沉厚的艺术。
我们好电影都是免费的，在家上个网就能轻松找到。所以去影院消费，就必须够消遣、够刺激、够开心！不然都对得起我手边那捧爆米花。
于是，我们养活了一堆商人，逼走了一群导演。
凡是沉下心来拍电影的人，在这种气氛之下，都活得特别累，他们必须一边吊着岌岌可危的预算，一边心力交瘁应付着相关部门的审查。
这里面绝大部分，都在弹尽粮绝之际，输给了市场。他们偃甲息兵，一言不发，沉默以对。
这一年来，大量佳作遭到院线无情碾压，比如「生门」，比如「我在故宫修文物」，比如「我的诗篇」：
2015年，「我的诗篇」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斩获金爵奖最佳纪录片，只是那时，发行公司和院线，都没有信心把这部电影带进影院。
所以，它一路辗转斡旋，在举办过1000场众筹点映，获得过十万名观众支持后，它终于在今年的1月13日，赢得一个全国公映的机会。
只是，大家没有高兴太久，当院线排片一出，所有人都被这个数字给震到了：
0.3%
这是它的排片率，换句话说，一座城市的1000间影厅里，放映「我的诗篇」的，只有区区3间。
在0.3%面前，所有剧组工作人员的付出，都像一个苍白的笑话。
虽然我们心里都清楚，在商业时代，院线经理的做法无可厚非，他们什么都不用关心，只用关心你的电影到底赚不赚钱。
所以，他们只看见这部电影没有明星、没有名导、没有「视觉盛宴」，却看不见这部电影里，有这个国家的真相，有千万普通劳动者的脊梁，他们活在我们视线之外，用诗篇抒发内心汹涌而丰盈的希望。
只是大家心里有股气，觉得憋屈：哪怕观众看完电影以后，气得骂它「烂片」都好，都好过如今，连个看它的机会都找不到。
十点君心里也觉得憋屈。因为挺早以前，「十点读书」就与「我的诗篇」团队结缘。当时他们上门，给我们放了段预告：
十点读书主播BOBO一看完预告，眼眶立马就红了。她说，希望我们的读者都知道，中国有这样一部电影正在生存。
一部聚焦中国3亿多普通劳动者生活现状的纪录片，正在生存——
我们生活在同一座城市，仰望同一片天空，每当擦身而过时，我们却习惯视而不见。因为我们看不上这些人蹩脚的普通话，和凝在他们鞋底的泥沙。
在我们心里，他们是贴着「农民工」标签的抽象符号，不是一个个鲜活的「人」。
而「我的诗篇」——也算不上多了不起的史诗巨作——它的成绩只一件：就是告诉每位观众，这些普通劳动者，他们不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有着丰富的创造力和充沛的情感，远超我们的想象。
这部影片中，一切有关失业、讨薪、矿难、自杀等遭遇的镜头，全是他们的亲身经历。
所以，或笑或哭或沉默，你都能清楚看到这些人脸上，浓到化不开的忧虑。
他们游走在城市最边缘的地方，忍受最脏最累的工作环境，面临最现实最琐碎的矛盾冲突。
但在深处，他们却酷爱写诗。从他们的诗里，能看见月亮和灯火，能看见远处皑皑的白雪，和近旁无色的花。
这个叫陈年喜的男人，来自陕西丹凤，他是个爆破工：
有一年，他在南阳连续施工四个月，没有一天休息，期间得知母亲患了食道癌，他也赶不回去。
在赶回去陪伴母亲，和硬着头皮给母亲赚钱治病之间，该从何选择？他的回答是：我选择爆力／劈山救母！
这个叫邬霞的姑娘，来自四川内江，她从事服装熨烫工作：
她像所有姑娘一样爱美，却美得何其吃力，她只有一件无比珍视的吊带裙，破破的，旧旧的，廉价的，能偶尔穿来装扮自己。
她不愿诉说自己的苦难，情愿让苦难烂在泥土里，培植爱的花朵。
所以，她认真熨烫每一件吊带裙，希望穿上它的陌生姑娘，都能饱尝自己从未体验过的幸福生活，她要对她们说：陌生的姑娘/我爱你！
还有这个叫老井的大哥，他是一位在地心800米的矿井中，逡巡了25年的煤矿工：
那年，矿井发生瓦斯爆炸，为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矿井被砌上一道隔离墙。被墙隔断的，除了氧气，还有群未能逃出的工友。
这群朋友，他再也找不回来，只有诗歌，能寥寥与其对话：原谅我不会念念有词／穿墙而过/用手捧起你们温热的灰烬。
还有一个男孩，叫许立志，曾是富士康的员工。
他于2014年10月，从员工宿舍楼上跳下，坠楼身亡：
他生于1990年，他逝于24岁，这是一个正当美好的年纪，他才刚刚长大。
他发的最后一条微博，只有四个字：「新的一天」。
在新的一天，他却终究没能咽下这最后一口气：
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
他们把它叫做螺丝
我咽下这工业的废水，失业的订单
那些低于机台的青春早早夭亡
我咽下奔波，咽下流离失所
咽下人行天桥，咽下长满水锈的生活
我再咽不下了
所有我曾经咽下的现在都从喉咙汹涌而出
在祖国的领土上铺成一首
耻辱的诗
即使票房大卖，我们也未曾妄想，靠一部「我的诗篇」，就能改变大家对他们的刻板印象，就能改善他们这些人的生存困难。
毕竟根植在国民灵魂里的傲慢，又怎会凭区区一部电影轻易化解掉呢？
不过，我们仍旧执拗地希望，希望观众能看他们一眼，哪怕一眼也好——
你应该向一些艰难、敏锐、细腻、才华横溢的心灵靠近，会发觉基于经济和职业的阶层去区分人等，是一件多么粗暴傲慢而无知的事。
这个世界，有的人身在底层，有的人心在底层。
他们体验着生活背后的血和火，见证着肮脏中的尊严，和华美背后的残酷，这一切，才是现实本该有的样子——而不是我们青春片里那些矫情的浮华，与虚假的无病呻吟。
而这些电影片段，可能被记住，可能被忘掉，但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会像「摔跤吧！爸爸」和「熔炉」一样，在每个看过的人心里埋下一颗种子，一颗足以撼动根基的种子！
——但一切的一切，都有一个前提，就是它得有那个命，能出现在观众面前……
中国的工人诗人有一万多人，我们未曾看到；正如今天有部讲述他们的电影上映，我们未曾看到一样。
平心而论，在我们国家，你劝人进影院看纪录片，可比劝人看某部「烂片」要难得多。
可那又怎样？
这与道义、原则、愿景、情怀啥的，通通无关！支持「我的诗篇」的理由很简单——就因为咱的心里觉得很不甘！
为什么我们的院线，就得充斥肤浅荒唐的娱乐制作？
为什么没噱头、没明星的好作品，就得活生生被埋没？
为什么别国优秀的电影针砭时弊，就能在票房上轻松夺冠，而我们的电影人，却得靠「下跪磕头」，才能勉强争取到一个相对公平的排片量？
我经常会思考，照现今的观影习惯，再过三十年，我们国家的电影院，会是怎样一派光景？
到那时，每个用心拍电影的导演，都不得不转型或转行，成为商业背景下一枚暗淡的螺丝。
到那时，人们忘却创新，会把流行过的小说、网文颠来倒去地找来翻拍，红着眼从「西游记」里攫取还没被榨光的价值。
到那时，豆瓣也会消失。商业片登基后，必须掩盖过去一切反对的声音。所以，它们必须处理掉体现大众喜好的豆瓣，就如今天，它们处理猫眼电影那样：
我们能不能等到一天，中国电影院兼容包并，艺术片、商业片、纪录片、国产片、引进片……百花齐放？
我们的电影人，可以肆意挥洒才华，信马由缰，去拍一切他们想拍的题材。他们要往电影里倾注的是心血，而非仅是钱财？
为了等到这一天，此时此刻，我想种下一颗「种子」：
一颗影响30年后，你的孩子走进影院，可能看到什么电影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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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份为「我的诗篇」争取排片量的请愿书，也是「诗篇」团队破釜沉舟，最终的背水一战。
整个2016年，纪录片在中国院线悉数扑倒，如果再不做些什么，未来定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在电影院里，将再也看不到一部称之为「故事」的作品。
希望我们的导演，不再为任何人下跪。他们可以挺起脊梁，堂堂正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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