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丽 女 【中国】
去平谷办点事，想起了老吴。
我几乎不会拜会谁，去哪里也基本不会给朋友打电话，即便熟识，既怕打扰也怕重逢，但老吴不太一样。
对老吴总有点特别的感觉。
大学的时候，他就在对门的男生宿舍，我们在一所师范院校，男女比例大概1：7，我们一个班就两个男生宿舍的人，其余都是女生。
他是唯一一个抱着吉他走进宿舍的，说的是Nirvana、coldplay、Suede、U2、绿洲乐队，弹的是加州旅馆。
我从小地方来，以前听的都是港台，极少接触摇滚，也不知道什么是摇滚，大为震惊。
从他这里，我才知道自己最喜欢什么。
但他也不是那种典型玩摇滚的，吉他是五分熟，头发是中分，身上也没有纹身，见到女生走不动道而不是相反，一点也不酷，也不狂野，也不颓废，也不迷人。
就是单纯的喜欢，单纯的迷茫罢了。
所以他会教宿舍里想要泡妞的哥们儿讨巧的53231323，但基本每个人按他谈的都会现眼。
他老爱琢磨些不着边的东西，虽然大家都觉得这种事不用琢磨，但他有自己的执拗，而那种无聊的琢磨，确实我特别感觉的来源。
北京的孩子见多识广，关系熟络，皇城里海里总有个别亲戚，让我这样外地的北漂开了眼界，但是他从来不装自己是北京的，时不时就不说普通话，蹦出几句平谷的转音，说我不算北京的，我是北京郊区的。
毕业后，我们各奔东西，他收拾背包和吉他就回了平谷。
其实，那时候我对北京和郊县并没有太多认知，没觉得有什么区别，直到多年后我再遇到他，他带着老爹到阜外看病，我才知道，原来郊区就是郊区，市区就是市区，虽然车城不远，但是一旦选择，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就是一辈子。
原来，并不是什么人都觉得市区要比郊区好，也并不是什么人都愿意留在市区。
老吴就是愿意回平谷的。
以前喝酒聊的时候他老郁闷，问他是做什么的，他也说不清楚，一会儿在村里，一会在镇上，一会又在区里，我说，你这是公务员还是事业单位，他说不清楚。
有段时间老去金海湖，我都会问问近况，问问平谷的情况，有时找他喝点酒。
疫情有三年没见了，这次见到他，再聊起来，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他已经是本地一位小领导，管着一票人，一扫过去的郁闷，聊起事情的深度和思考，已经和过去的老吴，过去的过去的老吴，不是一个人。
他说干了一段时间清闲的工作，但是总是感觉自己的个性不太适合，他个人还是喜欢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主动请缨，去一线直接面对群众。
几年下来，处理12345，搞组织建设，招商引资弄项目，防疫，在基层摸爬滚打之后，整个人都脱胎换骨。
很多事看透了，也就不往心里去了。
每天同时面对几十件处理，不少都是最复杂尖锐的基层矛盾，有考核的巨大压力，如果都思虑太深，迟早殉职了不可。
办公室里就是一张床，被子歪歪斜斜叠着，床单皱皱巴巴。
烟灰缸里都是烟头，比大学时抽得凶的多。
我说，你感觉怎么样，这么忙。
我以为他要抱怨，但他却说，非常开心。
他说，我经手的项目，好几个做到了北京市第一，我待过的地方，大家都有个好念想，说我是个实在人，这种成就感，很好。
他说，人其实还是需要上级、同事和工作对象肯定的。
而且，这里面既有工作的一面，也有把控别人命运的一面。
这便是权力的感觉。
虽然似乎听起来是个贬义词，但对于一个男性来讲，绝大多数人是自己没那个机会，但其实权力对男性有致命的吸引力，哪怕可能并不是很大的权力。
权力本身不是个贬义词，它是个中性词。
你可以用它，去为老百姓谋福利，也可以为自己谋私利。
他说，很多时候，你其实可以决定别人的发展甚至是命运，裁量权很大。
他说以前不知道陈行甲这句话什么意思，现在明白了。
2011年陈行甲从湖北宜都市市长被调至贫困县巴东县任县委书记，在采访中记者向陈行甲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说：在中国；比如说一个县委书记，最风光的时候能达到哪种程度？陈行甲说有一个县委书记开玩笑给他说，哪怕头一天晚上做了个梦，第二天你就可以把它变成现实，手中的权力就有这么大，做升官发财的梦也能实现。
他说，我都四十多了，就想做点实事，但是做实事的，你知道的，都不如会搞关系的。
做的越多，错的越多。
他也说，每天忙于各种事务，人基本也就定型了。
一本书，可能一年都看不完，人也会遇到瓶颈，但是没办法，事赶事，身不由己。
但那种成就感是实实在在的，就发生在眼前，让人很难想到很远。
不像大学的时候可以琢磨一些哲学的、人生的问题。
这就是基层。
甚至填表一填就是一辈子。
他笑着说，我一眼就看到自己的退休生活了。
我问家庭怎么样，他说爱人也是工作狂，孩子现在在寄宿学校，回来就玩十几个小时的蛋仔派对，根本不听话，他没时间陪也没办法。
我说孩子多大。
他说十岁，爷爷奶奶送寄宿。
看了看表，四点了，现在应该送去了，他一会儿还要开应急的会。
我说，十岁？
但他似乎已经想开了，原来还觉得愧疚，陪家人少了，现在忙到根本没时间去想了，再说，他觉得现在做的这些事情也是在实现人生价值，很有意义。
我很难反驳他的这些话，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真的谈不上对错，只是选择而已。
不后悔就好。
他给我讲了几件事。
说前段时间有的镇在收拾摆摊小贩，甚至有的手段粗暴，掀摊子，罚款，他有些鸣不平，这些老百姓不也就每天赚个几十块钱讨个生活吗？他请示了领导，专门给划出一块地方，搭了简易棚子，招呼这些被驱赶的小商小贩都到这里来，约法三章不要影响交通卫生。
结果，既让他们有点钱赚，也服务了老百姓的生活，大家都很高兴。
还有就是农村用电改造的事情，本不是他管，但他三番五次去找，希望每一个加上一个跳闸的装置，钱不多，但是能保障农民的用电安全。
这些种事，城里的领导根本不会想得到，也是没有资格出现在总结里的，但确实一个基层党员的良心，只有在基层干过的，才知道担当是有多么不容易。
包括防疫的时候，那么多基层党员，一家一户的做工作服务保障，三年后了无痕迹，就很想不通。
还有很多很多事，有感人的，有迷茫的，有敢怒不敢言的。
这些事，就像一根根柴火，烧铸着每一个在基层工作的人，有人成了佛，有人成了灰，有人化成汤，还有的成了鬼。
他笑着给我看今天12345发给他的一个单，有人打电话说了100条意见，从51条之后全是指名道姓骂他的，但其实这个人于法于理都站不住脚，只是不妨碍
她每天都可以打12345。
这是一个偌大而复杂的中国，不是键盘侠可以随意评论和想象的难易程度，只有自己到下面切实经历过、处理过、感动过、焦虑过、痛苦过，才知道到底有多么不容易，也才能真正体现一个共产党员的真实水平和誓词宣言时的真假。
而制定政策的人，如果只是拍脑袋搞一刀切，不真正了解来自基层的声音，只是为了让领导高兴，只是一味怪基层执行不力，那么，这样的政策，也注定走不远。
当我和老吴侃侃而谈，窗外平谷的桃花已在阳光下准备不久后的怒放，他依旧喜欢琢磨，依旧健谈，只是眼神里多了很多故事，笑容里多了几分从容。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不再年轻也不再愤青，我们能看到比学生时代多得多的问题，却不再有那时候绵延看不到边界的迷茫，这大概就是古人说的四十不惑：不是没有困惑，而是知道什么该放下，又必须做些什么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