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银行正在遭遇次贷危机以来最严峻的资产荒和资金荒并存的时代。本文选择20家中小上市银行（A股12家，H股8家）作为研究标的，分别从资产负债结构、盈利能力，资产质量等方面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深入研究分析，指出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
文／党均章 来源／银行家杂志
中小商业银行是中国银行业不可忽视的有生力量，近年来取得了长足发展。但进入2017年以来，金融监管部门加大了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我国的中小银行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监管新政的直接冲击。如何在监管新政下顺利转轨，化解矛盾，融入实体经济，实现健康发展，是每个中小银行必须思考的问题。本文选择20家中小上市银行（A股12家，H股8家）作为研究标的，分别从资产负债结构、盈利能力，资产质量等方面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深入研究分析，指出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
现状分析
近五年来，特别是2016年上市中小银行总体呈现以下特征：资产负债规模稳步增长、交叉金融业务扩张迅速、营业收入si'k保持较快增速、净利润增速和不良贷款率等质量指标呈现分化趋势，同时，伴随着杠杆率的快速上升。
资产分析
近五年来，中小银行总资产呈稳步增长，年均增幅不低于20%，但增速有所放缓，很大程度上依赖交叉金融投资规模的驱动，且在银行业金融机构占比持续上升，指标呈现持续扩张、一路飘红的态势（见表1）。
标的行资产规模及增速。标的行资产规模分化进一步加剧，一些初具规模、初显特色的银行，通过上市、引进战略投资者以及综合化经营等举措，总资产规模快速提升。在资产增速方面，锦州银行、贵阳银行、郑州银行、浙商银行和南京银行近五年总资产平均增速达到30%以上。2016年总资产增速最快的是资产规模较小的贵阳银行、锦州银行和青岛银行，总资产增速均在50%左右。
标的行资产结构分析。一是标的行大量收缩了信贷资产，同时加大了债券投资和应收款项投资，在投资类资产配置方面表现最为积极。二是信贷总资产配置处于银行业最低水平（见表2）。2016年信贷资产总规模4.35万亿元，占总资产33.67%，余额较2015年增长16.62%，为近5年信贷资产增速最低的一年。其中，锦州银行信贷资产占比最低，仅有22.62%。纵观各行的资产结构，有些现象值得关注。
其一，同业资产配置呈现分化状态。2016年标的行同业资产总规模1.17万亿元，占总资产9.06%，余额较2015年下降16.81%。各家具体配置调整不一，如南京银行、宁波银行和青岛银行同业资产继续猛增，增速在50%以上，但徽商银行通过降低买入返售科目余额大幅压降同业资产规模，降幅高达58.49%；而锦州银行同业资产占比不足2%。
其二，投资资产配置呈现“大放异彩，此消彼长”的态势。2016年，大部分标的行都倾向一定风险下收益回报更高的资产，通过中间通道，达到“出表放款、下沉资质、减少风险资本占用”的目的。2016年标的行投资资产总规模5.75万亿元，占总资产44.48%，余额较2015年增加48.42%，其中上海银行规模最高，达到9090亿元，比排名第二位的江苏银行多2250亿元，青岛银行和贵阳银行投资类资产增速均超过80%，重庆银行投资类资产增速最低，不足15%。另一方面，锦州银行投资资产占总资产比例达到60.63%，同比增长接近70%，投资资产的迅速增加使得锦州银行总资产规模较2015年增加近50%。
其三，标的行投资资产期限。一年以内的投资资产占总投资资产比例为48.23%，一年至五年投资资产占比为36.01%，五年以上投资资产占比为15.76%。有4家标的银行一年以内投资资产占比高于50%，占比最高的为盛京银行，达到61.74%，占比最低的为哈尔滨银行，仅有13.53%；锦州银行一年至五年资产占比超过53.86%，而南京银行、天津银行、徽商银行和重庆银行一年至五年资产占比均超过40%，贵阳银行占比最低仅有14.53%；哈尔滨银行五年以上资产占比达到50.37%，比占比第二高的贵阳行多十个百分点。
其四，生息资产收益率下滑。2015年生息资产（包括贷款、同业以及投资资产）收益率多在5%～7%区间；2016年三大生息资产的收益率中，各家银行贷款资产收益率和同业资产收益率均下滑1%～3%。其中，徽商银行、北京银行、天津银行和青岛银行等通过提高同业和投资资产收益率弥补贷款收益率降低带来的比例影响；而南京银行、宁波银行、贵阳银行、锦州银行等都是贷款收益率高于同业资产及投资资产收益率。
负债分析
近年来，中小银行负债业务稳步发展，以城商行为例，截至2016年底，城商行负债总额26.40万亿，在全部银行业金融机构中占比升至12.60%，比2015年提高1.12%，近年呈现平稳上升趋势（见表3）。
标的行负债规模及增速。截至2016年底，标的行负债总规模为12.12万亿元，同比增长24.71%。按照2016年底负债规模将上市银行分为三个梯队：万亿元规模（1万亿元以上）行占比27%。规模超过1万亿的分别为北京银行、上海银行、江苏银行和南京银行；中等规模（5000亿～1万亿元）行占比40%。分别为盛京银行、天津银行、宁波银行、徽商银行、杭州银行和哈尔滨银行。规模较小（5000亿元以下）的行占比33%。其余10家银行负债规模均低于5000亿元，其中锦州银行负债规模4961亿元，接近5000亿元规模。
在总负债增速方面，近五年来，标的行平均增速为24.14%，2016年增速为24.71%，负债规模平稳增长。锦州银行年平均增速达到45.16%，位列标的行第一。南京银行、贵阳银行、郑州银行和盛京银行年平均增速也均超过30%，北京银行负债规模居标的行第一，但近五年负债平均增长率17.17%，增速为标的行最低。
付息负债业务分布及付息负债规模。标的行负债业务中，存款规模占比低于同业存放，应付债券（主要为同业存单业务）业务发展较为迅速（见表4）。
其一，在MPA的考核下，同业负债科目相应下降（见表5）。2016年标的行同业存放余额1.82万亿元，占总负债规模的15%，同比下降4个百分点，增速为-1.74%。
其二，应付债券（以同业存单为主）增长弥补存款规模下降（见表5）。同业存单自2013年末推出以来，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尤其在2015年开始呈现翻倍增长趋势。2016年标的行存款业务呈现下降趋势的同时应收债券类业务规模增速明显，2016年标的行应收债券类业务余额达1.59万亿元，占总体负债规模的13.17%，同比增长3个百分点，增速为66.46%。锦州银行应付债券业务由2015年的15亿元增加到302亿元，江苏银行、青岛银行、天津银行、重庆银行应付债券业务增速均超过100%。
标的行负债业务期限。一年以内负债业务占总负债业务比例为74.73%，一年至五年负债业务占比13.29%，五年以上负债业务占比仅为1.27%。从负债业务期限看，15家标的行一年以内负债业务占比均高于50%，锦州银行占比最少为50.54%，有5家银行一年以内负债业务占比高于80%，占比最高的为杭州银行，达到87.93%；锦州银行一年至五年负债业务占比为34.74%，南京银行、重庆银行和盛京银行占比超过20%，上海银行占比最低仅有6.4%；南京银行五年以上负债占比最高，也仅为2.51%，郑州银行2016年无五年期以上负债业务。
同业存单业务。根据标的行数据显示，同业存单业务期限多为一年以下业务。2016年标的银行的同业存单期限为6个月的规模占比最大，约为28%，1年期的占比28%，2～3年期的规模较小（表6）。
利润分析
标的行在2012年至2016年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稳步增长，保持在14％以上，与资产规模增长趋势相同（表7）。
标的行营业收入分析。在营业收入方面，也分化为三个梯队。一是300亿元以上梯队。江苏银行、北京银行和上海银行3家行2016年全年营业收入均超过300亿元以上，特别是北京银行的营业收入高达474.5亿元；二是200亿～300亿元之间梯队。宁波银行、南京银行、徽商银行3家行的营业收入在200亿～300亿之间；三是200亿元以下梯队。其中重庆银行、郑州银行和青岛银行全年收入均在100亿元以下。而营业收入增长率方面，锦州银行2016年的营业收入较2015年增长均高达42%，大部分城商行增长率在15%－25%之间，而北京银行、上海银行和天津银行增长率低于10%，特别是天津银行同比出现负增长。
标的行净利润分析。在净利润方面，北京银行、上海银行和江苏银行2016年全年实现净利润100亿元以上，特别是北京银行实现净利润179亿元。而青岛银行当年实现净利润最低，仅为20.89亿元。净利润增幅方面，近5年来标的行的净利润增速呈现明显下滑，同时行际间的分化继续加剧。宁波银行、青岛银行、锦州银行和郑州银行净利润年均增幅达到15%以上，而天津银行则持续三年呈现负增长。
标的行成本收入比分析。在成本收入比方面，除锦州银行、盛京银行外，各家上市银行成本收入比均在20%以上，宁波银行、杭州银行和青岛银行均在30%以上，对比2015年情况，天津银行2016年成本收入比增幅达到22%，而重庆银行和徽商银行降幅比较明显，可见各家银行均对费用增长进行了严控，实现以较小的费用投入，产出较大的营业收入，经营效能进一步提升。
标的行营业收入结构分析。为应对息差收窄带来的盈利压力，银行的经营模式也逐渐由传统的信贷业务转向多元业务经营，特别是积极拓展非息收入，中间业务收入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收入结构进一步改善，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已成为表的行利润增长的重要来源（表8）。
从2016年营业收入构成来看，金额方面，北京银行、上海银行和宁波银行的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分别为101.44亿元、64.84亿元和67.09亿元；占比方面，宁波银行、江苏银行、北京银行、重庆银行的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占比较高，均超过20%，特别是宁波银行占比高达28%。而锦州银行占比则不足4%。
表外业务
近五年，城商行理财规模呈几何数据增长，但增速明显缓慢。
综上，近几年依靠政策和监管的红利，中小银行发展加速，但资产负债期限错配严重。一是资产端扩张。资产端依赖同业投资类业务扩张较为迅速，投向大部分进入债市买入流动性较低低等级的债券等；二是加大杠杆获取利差。主要依靠大力发行同业存单等方式从市场融资，放大杠杆冲抵资产荒下的低收益率；三是各行分化成趋势。表现的比较好的银行，如上海银行、宁波银行、江苏银行等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实现了顺利转型。但较为激进的银行，在资产扩张迅猛的同时，也埋下了利润结构、资产质量、资本后续发力不足等隐患。
短期看，资产扩张放缓，同业负债需求依旧较大。同业解锁的环节必然导致杠杆先升后降，在资产逐步到期下也可以主动降杠杆，被动上升过程中，对同业负债的需求仍然较大，成本在短期或高居不下，资产扩张也将持续放缓增速。
长期来看，行际之间竞争将更为激烈。资产端的贷款、非标仍然是资产扩张的主要对象，负债端则打响一般性存款“抢滩战”。在货币政策和各类监管政策持续偏紧的背景下，中小银行资产增速将明显放缓、同业存单余额增速也将放缓，将重回本源。
存在问题
负债与资产期限严重错配
资产与负债期限错配是中国银行业的固疾，近年来愈演愈烈。一般存款的短期化是市场的变化，源于客观环境，同业负债，特别是同业存单、同业拆借的短期化则完全各行主观为之，大量负债大多在一年以内，激进点的甚至在3个月以内。在传统信贷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公司客户喜欢短贷，但贷而不用，各行只有努力抓住个人住房贷款，而个人住房贷款都是长期限贷款。随着社会融资结构的变化，“存量债务资本化、增量融资股权化”的特征凸显，自有资金或理财资金通过信托、券商、基金、保险资管等通道投向各类产业基金、PPP以及其他结构化产品，此类产品的期限少则3年，多则5年，甚至更长；一定数量的行通过发行6个月以内同业存单投资其他银行机构一年期理财，或者投资中短期债务融资工具，进行期现套利。
过度利用杠杆套利，流动性风险上升
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深入，银行负债成本上升，负债稳定性下降。因此，银行需要提高资金运用收益率，在资产端寻求机会，由此助推了委托投资、增加杠杆的规模与速度。然而，部分委外业务中可能隐藏的加杠杆、加久期、加风险隐患。本轮加杠杆是通过同业存单和理财加杠杆进入债券市场开始的。中小银行依靠同业存单—同业理财—委外的模式迅速扩表。在中性货币政策下，位于“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中小银行”资金生态链中下游的中小银行面临资金缺乏且昂贵的窘境，短期内过快的压降同存规模有可能导致部分机构出现流动性危机。在监管收紧情况下，宏观市场面临很大的调整压力，银行同业以及理财等业务面临的困局会传递到券商和基金等委外机构，如果委外机构到期产品不能正常兑付，流动性风险就成为悬在中小银行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机构理财或以理财投理财，风险模糊化
首先，大量资金空转。中小银行通过发行短期同业存单或发售短期个人理财获取低价资金后，由于谨慎的投资偏好，资金并没投放到工商企业，而是选择了普遍刚性兑付的银行同业机构理财。大中银行出于各种目的也有意愿去扩张机构理财，中小银行发行同业存单购买大中银行机构理财，或者发售理财购买大中银行理财。大中银行利用理财资金将表内信贷资产移出表外或者委外投资债券等。其次，模糊组合风险。以理财投理财，不仅拉长了资产管理链条，削弱了资产管理主体的风险控制能力，且底层投向不透明，市场风险与信用风险等组合风险交织，凸显了多层嵌套弊端。
助推地方政府违规融资，集聚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近年来，国家不断规范地方政府的融资行为，控制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提出了创新模式和路径，特别是PPP和产业投资基金。对有效控制地方政府债务水平，规范融资行为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毋庸讳言，在部分中小银行和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利益驱使下，帮助地方政府规避中央政府的政策要求，运用自有资金或理财资金，通过多种通道、多层嵌套，参与PPP投资和产业基金投资，模糊政府购买和政府付费的关系、模糊股权和债权的关系，使PPP融资模式异化为地方政府的违规融资通道，导致产业基金满天飞，不仅干扰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债务水平的控制，而且加剧了地方政府的债务水平，最终集聚了中小银行自身的风险。
激励过度，案件频发
部分城商行对员工激励过度强调即期利益，激励机制呈现三大特点：过度逐利、方式单一和缺乏约束。在当期业绩完成指标考核下，从业人员重利益轻风险，甚至不惜越权违规弄虚作假、以身试法搞飞单、刻萝卜章等，价值观异化，给机构造成损失，使个人身陷囹圄。在激励方式上主要为物质报酬，缺乏把从业人员收入与风险控制相结合，亦缺乏完整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来为从业人员提供富有吸引力的成长渠道，导致从业人员目标异化。
关于大类资产配置的思考
监管新政不仅引导机构规范业务行为，而且也引发了市场预期的改变。中小银行正在遭遇次贷危机以来最严峻的资产荒和资金荒并存的时代。对于大多数中小银行来说，某种意义上，进入到保生存、求发展的时期。
将资产的流动性和资产变现能力放在首位。2017年，中小银行生存的最大威胁是流动性。因此，在大类资产配置策略上，各行应追求资产的流动性及变现能力。要配合监管积极主动收缩杠杆，压缩资产久期，调整优化现有资产负债结构。要稳定、拓展核心存款，增强一般性存款的稳定性；要主动调整同业存单的发行规模；调整其他同业负债的期限。同时，要主动压缩委外业务规模，甚至承担一定损失，也要坚定不移地压缩；要努力减少同业机构理财的规模；要大力压缩各类能够压缩的资产专项计划规模，特别是加杠杆的资产专项计划，切实盘活存量资产。要加强交易对手流动性风险的监测和管理，防止交易对手流动性问题引发的信用风险。
固本开源，种好“自留地”。商业银行的传统资产业务依然是核心业务，非传统业务目前是“锦上添花”业务，仍无法代替传统业务。因此，中小银行要进一步耕耘好自己根植的区域和社区客户，用新理念、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服务好地方、社区和居民，把曾经丢失或被丢失的市场、客户找回来，满足地方政府、地方企业、社区居民投资、融资多元化需求，巩固富有粘性的传统信贷“领地”。
加强债券投资策略研究，抓住机会做好债券资产配置。在当前的宏观经济背景下，监管新政的实施，给债券配置创造了一定的空间。宏观经济基本面平稳，货币政策稳中偏紧，资金价格中枢上移，监管新政引导债券市场调整。利率债的发行价格整体上移，也许会成为2013年后第二个难得的配置机会。新发利率债的高信用、高流动、低风险和相对较高的收益率带来了配置价值。如果延续近期的发行价格走势，新发利率债对于今年特别是未来5～7年具有一定的配置价值。同时，信用债的信用利差逐渐拉开。资金面整体趋紧的情况下，信用债发行价格会偏离合理价位，具有获取超额收益的配置机会，只要具备一定的风险判断能力，不同的信用债都有一定的配置机会。
积极适应“存量债务资本化、增量融资股权化”的发展趋势，依法合规地开展创新类投资业务。中国的社会融资结构在发生深刻变化，一方面，去杠杆的过程就是债务资本化的过程；另一方面，直接融资发展的过程就是股权融资扩容的过程。要适应这一变化，就需要在监管许可的框架内，积极发展债权投资业务和股权投资业务：一是大力发展资产证券化业务。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也好，企业资产证券化也好，在中国都有非常大的市场空间。中小银行应该培育专业的价值投资团队，增强资产组合能力，合理布局证券化资产配置。二是大力发展股权质押专项资管计划业务。直接融资的需求、市场规制的完善、流通股票的增加，对融资融券、股票质押回购以及定向增发、并购重组等业务形成一定需求，中小银行可以在法规及监管许可范围内，作为大类资产进行配置。三是大力发展PPP业务和产业投资基金业务。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投资需求，一定时间内都迫切需要商业银行的大力支持，也是商业银行综合化经营转型的新兴的业务，应该积极介入。（作者系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金融市场部总经理）
延伸阅读
银行资产配置：过去、现在及未来
来源：央行观察 作者：朱微亮
商业银行资产配置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该书提出的“真实票据论”(即后来被美国学者翻译的商业贷款理论)，其核心思想在于通过对商人真实票据的贴现配置信贷资金以保持银行资金的流动性和安全性，该理论曾一度成为指导商业银行资产配置的首要原则。在此基础上，分别按照资产端、负债端、表外端发展了多种配置理论。
实践中，商业银行的资产配置会受到理论的指导，但更多是现实情况下的次优选择。从我国实践来看，银行资产配置受政府影响较深，未来的配置更多从资产归核和资产均衡多元两种不同维度展开。
一、现代化意义前的第二财政
1979年10月4日，小平同志发表《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明确提出“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从而开始银行业摸索进行现代化的进程。直到2004年，银监会没有成立，银行贷款的五级分类标准建立，才初步形成现代化银行体系。
从监管体制变动看，人民银行成立于1948年，直到1984年，我国均实行大一统金融管理体制，监管特征以金融抑制为主，主要表现在对货币发行进行计划管理，调控手段以行政命令为主。1986年，国务院发布《银行管理暂行条例》，银行管理初步迈开法制化步伐；1992年，证监会及国务院证券管理委员会成立，对证券市场进行双头管理，开启了我国分业监管的先河。总体看，1984年至1992年期间，我国实行央行和专业银行的二元银行体制，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混业经营，导致金融风险极易传染。1993年至2003年，为我国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型时期，以1993年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为起点，明确了央行职责，治理金融“三乱”，央行、专业银行及非银金融机构与其他经济实体脱钩。1995年，颁布了第一部《商业银行法》，明确了分业经营原则，1998年，合并了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证监会，并成立保监会，初步形成了监管的“三驾马车”。2003年，银监会与人行进行分设，分业监管模式正式成型。
从分层次银行体系建立来看，国有专业银行建立并向商业银行转变，表现为1979年中行、建行和农行相继恢复或设立，1984年央行剥离商业银行业务，成立工行，1994年，政策性银行设立；为解决乡镇企业的融资问题，股份制银行纷纷成立，1987年，我国第一家完全由企业法人持股的招商银行在蛇口成立，并逐渐建立兴业、民生、华夏等股份至银行；未解决个体和私营企业的开户难、结算难和融资难问题，1995年，深圳城市合作银行成立，作为第一家城市商业银行。
这个阶段，我国银行更多是财政、金融不分家，履行政府的第二财政的职能。在政府的指定性或者指导性计划下，银行基本没有资产的配置权力和能力，资本金贷款或者超额资本金贷款基本是配套政府项目，或者政府说了算。这个阶段，银行业资产大幅增加，1978年银行业总资产为1876.5亿元，而到2003年总资产为27.7万亿元，增长了147倍。同样也是因为第二财政，承担了对企业进行输血的功能，1978年净利润为-16.6亿元，而1988年为-679亿元，到1998年则扩大至-1026亿元。为了挽救我国银行业，2000年，四大国有银行剥离1.4万亿元不良资产给AMC，其中601家国企实行了共4596亿元债转股，合计占国企债务的13%，其中债转股占比4.5%。
二、信贷为王的黄金十年
2004年，银行业迎来了黄金十年。曾有一位银行领导说，“银行赚的利润连自己也不好意思”。主要的利好因素有如下几个：
一是改革的红利。2003年，国际评价我国银行业的不良率高达25%，已经技术性破产，通过资产剥离、债转股以及陆续股改上市，银行业重新轻装上阵。二是经济红利。一方面，我国礼仪之绊，不到迫不得已不会违约，银行在社会融资中处于相对强势地位，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在此阶段年均名义增速高达16.8%，有大量的融资需求。三是投资红利。这一阶段，我国采用投资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一方面城镇化加速，基建和房地产建设带来了强劲的融资需求。四是金融机构红利，我国居民储蓄率高达50%以上，比欧美平均水平高40个百分点，也比亚洲国家高20个百分点以上，为银行提供大量的廉价资金。同期，我国金融机构中以间接融资为主，人民币贷款融资方式占比在85%以上。五是政策红利。为了防止重蹈覆辙，调控当局有目的为银行提供宽松的利差环境，一方面严格市场准入，另一方面保持2-3个点以上的基准存贷款利差。
上述因素利好下，银行业资产配置基本上投向信贷，“贷大、贷长、贷集中”成为这阶段的最重要的标志。在规模方面，资产负债年均复合增速超过18%。2013年，全金融机构资产规模达到151万亿元，负债规模达到141万亿元。在利润方面，2013年净利润为1.74万亿元，是2003年的55倍，非息收入占比由个位数提升至15%，部分商业银行超过30%。在风险抵御方面，资产质量不良率从13.2%降至1%。
2003年至2007年为同质化扩张阶段，银行资产除了贷款和存放央行和资金备付外，基本没有其他资产，体现在营业收入来源极为单一。净利息收入占比在85-90%水平，有些城商行的占比更在95%以上。
资产增速方面，五大行年均增速在10-25%左右，股份制银行多数超过25%，最高年份在40%以上，城商行普遍在30%以上。银行业盈利增速更为明显，净利润增速远超规模增长。
2007年至2010年，受四万亿刺激计划引导，银行主导贷款投放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和房地产相关行业。其中，2009-2010年，银行业新增贷款近30万亿元，其中房地产行业和政府投融资平台成为最重要的投放区域。房开贷由2008年的0.76万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1.14万亿元，按揭贷款在同期新增1.6万亿元，平台贷款同期年均增速为70.4%。
2010-2013年，受监管的存贷比、集中度等政策约束，银行通过表外渠道为地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行业提供资金。其中银行理财余额由2011年的3.2万亿元，提高至2013年末的10.2万亿元，年均增长33.6%；上市银行的同业资产增幅88.1%，年均增速23.4%，高于同期信贷增速近10个百分点。
这段期间，银行的资产配置原则是风险可控条件下的的收益最大化。政府的指挥棒决定银行配置的底线（投放范围）和上限（信贷规模控制），银行在此基础上决定信贷的投放结构和行业分布。总体上，信贷是银行的配置主力。
三、当前资产配置进入一个焦虑期
一是整个社会进入一个转型的焦虑期。建国以来我国大概经历三个转型时期，国际国内的环境变化较大。毛泽东时代，国际战略采用一边倒，国内讲究无产阶级专政，概况为“对外跟随，对内专政”；邓小平时代则在国际上，选择与国际接轨，接受欧美主导的世界秩序，跟随美国，不当头，对内要求“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主张五湖四海，让经济自由度和人们充分享受经济发展的好处；当前，国际上我们提出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以“一带一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争夺主导权，国内则以“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和管住闲不住的手。
社会阶层各有各的苦恼。国际研究表明，人均收入超过8000美元后，收入增加与幸福感呈负相关，当前我国恰好处于这个阶段，收入增加了但烦恼增多了。经济层面对外担心欧美的日本化、英国脱欧以及零利率或负利率长期化后的高收入陷阱；对内担心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拉美化，人口负债和老龄化陷阱等等；在调控层面，产业政策调控指正，货币政策的利率为纲或汇率为纲也是莫衷一是，得不到确定的答复。
二是经济现象本身也比较胶着。开药方的宏观经济学本身受到普遍的质疑，比如英国女王之问，IMF首席经济学家Romer认为宏观经济学就是浪费时间等。全球经济层面，1988年至2008年20年间，各阶层收入增速呈“大象曲线”，中产的雇员收入增速最高，企业家收入增速最低，这表明对企业家的激励不够，民间资本投资热情寥寥；在资产表现上风险资产的收益补偿为负值。产业结构方面，我国新兴产业占比仅为11%，在旧经济成分的房地产相关的投资达到阶段性顶点后，支撑不起整个经济。
三是银行不愿过多对企业配置资产，但又不得不配，资产配置上比较迷茫。对银行资产配置而言，既需要控制风险，又要保持较高的收益，当现实情况我国银行又不得不对高负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从我国部门资产负债表健康角度看，总杠杆率为233%，排在日本、西班牙、法国、美国等发达国家之后，但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已经高达162%，是大国中最高的一个，而且目前没有看到下降的可能。原因在于杠杆中，国企的负债占所有企业比重长期保持在70%以上，且国企的利润率已降至0附近。另一方面，全球范围的资产荒和非银机构的跨界竞争，逼迫银行不得不在资产配置上信用下沉。当前全球债券市场规模48万亿美元，其中负收益占9万亿美元，央行已经购买了16万亿元，只有一半债券成为银行可配置的资产。与此同时，非银机构比重大幅上升，与银行争夺资产的配置权。数据显示，我国非银机构资产与银行资产比重由2000年的可忽略不计，上升至目前的一半左右。
四、未来配置思路：适度收益下的风险最小化
一是原有的风险可控下的“贷大、贷长、贷集中”收益最大化策略已经失效。一方面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在转型，增速也在换挡。按照日本、韩国和德国等经验，当人均GDP达到1.1万国际元后，增速将下降30%以上，而2015年我国人均GDP为1.3万国际元。我国传统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名义经济增速12%左右，但融资增速在20%左右，导致银行业利润占经济体利润一半以上的日子不再了。另一方面，随着利率市场化带来的息差收窄，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外汇风险以及金融改革对原有间接融资为主的格局冲击，银行在融资中的相对低位有所下降。数据显示，中国银行在金融业的资产比重，中国高达84%，而德国、日本和美国分别为61%、27%和17%。
另一方面，不良上行且有进一步上行压力。今年二季度，不良及关注类为4.03%，继续提高，尽管不良率稳定在1.75%左右。从世界比较来看，经营稳健银行不良率普遍在2%水平，其中美国1.85%、德国2.34%、日本1.93%。其中美国在2009年曾高达5.9%。
另外，监管要求严格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按照巴III要求，系统重要性银行2018年底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8.5%，比2013年提高2个百分点，其他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也分别上调2个百分点，银行的资本缺口较大制约了放贷能力。
二是未来配置可能有三种选择，资产配置的归核化、资产配置的均衡多元化和轻资产化。
第一种为资产配置归核化。自营资金除了信贷以外，更偏好具有有较低风险的非标准产品，争取做大收益。一方面配置政府信用类产品，如以政府采购合同，PPP项目库等政府信用背书的基金项目；也配置一些高信用等级的企业资产，但需要增加企业回购、担保等收益保底条款。一般的合作客户为银行的机构客户，或者信息披露完善的上市企业。剩余的资金通过委托投资的方式进行，主要原因在于银行本身的人才荒，市场许多风险难以由现有人员覆盖，通过与委托机构签订收益保底条款，做到在收益固定条件下的风险最小化。目前委托的主力军为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数据显示，截止到上半年末，我国全部委外资金16.69万亿元，其中国有银行委外资金4.86万亿元，股份制银行8.81万亿元，城商行和农商行合计3.02万亿元。
银行的信贷投放再次聚焦到零售业务。一方面个贷风险相对较低，银行的议价能力相对较强，且居民财富增加大背景下，对住房、汽车、医疗等资金需求较强。数据显示，2015年上市银行的不良率行业结构中，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采矿业等的不良率高达4%，而个贷不良率仅为0.95%。另一方面，BCG数据表明，国际银行应对危机期间，零售大行平均利润率是多元化银行利润的5倍，其中富国银行年均股东回报率8.5%，领先同业。
第二种为资产的均衡多元化，即非息业务和利息业务均衡配置、境内业务和境外业务均衡配置、表内业务和表外业务均衡配置，比较适合大型银行。短期资金配置满足监管和流动性要求，中长期资金在风险可控条件下适度提高收益；国内部门重点配置家庭部门的个贷，利用国内外经济的周期差，欧美日经济可能处于经济上行期，加大境外资金配置力度。多元化理论主要是通过降低资产组合波动率，提高资产和业务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数据显示，每个客户只提供1-5笔业务，银行获取的收入仅为170美元，但扩大至25笔业务品种以上，则单家客户可以得到5255万元的收入。
债券投资方面，考虑到利率中枢下行，债券收益率处于历史较低水平，投资总量乃至占比均有所下降。在期限上，短期类如NCD、短融、超短融加大波段操作力度，而高流动性的利率债品种，通过快进快出赚价差，并降低票据贴现金额；中长期品种，严格对待企业信用类债券，对利率债以保承销报名为主，不主动持有。
同业投资方面，大力压缩低收益的同业理财和货币基金，适当拉长久期的银银、银证、银保、银政等合作，品种上更多倾向基金项目，如并购基金、产业基金或者政府引导基金等。
境外投资方面以引智和投资为主导，一方面可能以套取人民币汇率变动带来的收益，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服务境内企业走出去。2015年，我国境外直投1456亿美元，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占全球对外投资的9.9%，同比增长18.3%。其中境外并购579亿美元，涉及制造业、信息业、娱乐等18个行业。一带一路投资189.3亿美元，同比增长38.6%，其中83.9%在发展中国家，14%为发达国家，2.1%为转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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